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先驅－－孫中山

序言　開場白

當兩岸在各方面的交流日趨密切，而且物質生活的水平和方式的差距日漸縮小之時，兩岸和平統一的道路展現一片光明的前景，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等問題，經過雙方初步感性的認識，已經可以進行理性的探討，以期解除雙方不必要的疑慮。本文擬以歷史的事實說明畢生致力於中國革命的孫中山先生在其晚年已開始倡導社會主義，這可以從他執行的「聯俄聯共和團結工農」的三大政策，他和列寧互相敬羨的友誼，更可以從他創明的「三民主義」看出。

三民主義是台灣憲法的基本，在其憲法前言中已明白指出，而其內容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大同小異之處，原則上可視為一種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現在看來雖然可能有若干地方，有其局限性，但是以七十年前的學說，拿今天的標準來看，仍有它的超越性，孫中山不愧為歷史的巨人，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討論列強施於中國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關於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關係，如何恢復民族精神，以及「扶傾濟弱」的國際主義主張，有充分的現代意義，值得我們「溫故知新」，「民權主義」中「權能區分」把政權和治權分開，已超越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可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作為參考。

因時間的關係我們將注重討論「民生主義」問題，我們在此「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兩岸重視研究孫中山先生晚年的政治思想，有利於兩岸解除意識形態上的不必要的思結。本文有關孫中山先生行誼言論部分全系華盛頓中國戰略研究會會長周谷先生所提供。

一　「以俄為師」

孫中山先生早期領導鼓吹革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革命成果旋為袁世凱所篡奪，不久中國又陷入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割據中國的局面，孫中山在遭受一連串挫折之後，見到後起的俄國革命在列寧的領導下獲得成功，逐漸形成「以俄為鑒」、「以俄為師」的思想。

1924年10月9日孫中山先生在給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的信中指出：「我黨今後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他認為俄國當時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是和民生主義不謀而合。在1922年5月給廖仲愷和汪精衛的函電中說「蘇俄革命實行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余甚疑惑，以現世界正在資本主義旺盛時代，俄國工商業並不甚發達，共產主義不能單獨成功，其去實行之期尚遠，今聞馬林言，始悉蘇俄實行共產主義後深感困難，乃改行新經濟政策，此新經濟政策，其精神與余所主張之民生主義，不謀而合，余深感蘇俄先行與余之主義相符之政策。」

他接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遭到部分國民黨員反對，因此他再三解釋「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毫無衝突，不過範圍有大小」，他的「以俄為師」，主要在建立一支有主義信仰的黨軍，「吾黨此次改組，乃以蘇俄為模範，企圖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黨員協同軍隊來奮鬥，俄國以此能抵抗列強之侵迫，其時正當俄國革命初成功，而俄黨人竟能戰勝之，其原因則由黨員能為主義的奮鬥（1939年10月2日在廣州大本營演講）」，他在容共上的主張至為堅決，甚至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不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他要個人自己去參加共產黨（見何香凝《孫中山生平事蹟追懷錄》，1986、4、3，廖夢醒《回憶孫中山二三事》，《人民日報》1981、8、24、五版及蔣介石1925年9月13日在黃埔軍校特別黨部的演講），從別的方面來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先輩加入國民黨，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領導，當然也是對他和他主張的主義有一定的認識和同意。

二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第一講就開宗明義地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其重要的概念就是中國五千年來傳統文化中「世界大同」的思想，這是和資本主義的「天下為私」的觀念相對立的，他解釋所以要用民生主義之名詞，主要在正本清源，使人一看瞭解，因此目前台灣一部分群眾受了長期「反共」的宣傳和西方新聞傳播的扭曲，一方面崇揚「三民主義」一方面聽到「社會主義」就談虎色變，豈非可笑。

孫中山也推崇「馬克斯」的學說，認為是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他所求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但在另一方面，他不贊成馬克思以物質為重的唯物主義，而認為應以人類求生存為社會進化的規律，主張階級鬥爭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因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貧而不是不均。

從現在來看，他的這些觀點的形成，一方面是他在當時條件下，無法對馬克思主義進一步瞭解，另一方面也可說是從他豊富的革命經驗中，站在當時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的歷史條件下，針對當時流行的教條主義，對共產主義學說的一種貢獻，理論上的問題，有待大家探討。他主張的四個社會主義政策，（一）社會與工業的改良，（二）運輸與交通收歸國有，（三）直接徵稅，（四）分配的社會化。兩個重要手段即是通過平均地權和漲價歸公的和平手段以節制私人資本，發展實業以發達國家資本。

結論

從孫中山先生晚年的行動來看，他已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先行者，他所提倡的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包含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成分。

我們以此來衡量台灣現在的經濟體制，據筆者所瞭解，運輸、交通、電力、石油、廣播、鹽、酒、煙及糧食等重要民生工業一直是或長期是公有，早期銀行、外匯和進口物資由中央控制，這種國家社會主義的成分不能說不大，只可惜在發展經濟的同時，未能達到發達國家資本的目的，而在土地漲價歸公上，也未能妥善地執行，應該說，台灣目前許多經濟和社會的嚴重畸形病態，包括工業的未能成形生根，污染的嚴重，貧富的懸殊，公共投資的落後，社會的混亂，都是違背了孫中山先生的教導之故，反之一些孫先生的理想，有希望在今日中國大陸的改革求進的政策下逐一實現。

總之，在意識形態上，兩岸都可以在中山先生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所作的巨大貢獻的基礎上據以發展，和平共存，至少在本世紀末下世紀初之前不必再為姓社姓馬姓資上，糾纏不休。相信在雙方交流，在找到中華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方向後，意識形態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不致成為中國統一的障礙，不知以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