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合作、發展社會科學普及教育

1992年7月11日，德高望重的鄧穎超大姐逝世。《人民日報》（7、13）按照她生前的要求，公佈了她不搞追悼會，所住房舍交公使用，親屬下輩不受照顧安排等遺願。作為前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她這種道德聖人式的作風，自為人們極為緬懷的對象。

又最近據報載，北京正興建「跑馬場」，並且在廣州等其他城市也將有類似計劃。同時，在大連，有人受中央領導的祝福，正開展一個世界級大亨們的奢華遊艇俱樂部。這些似是而非的「發展經濟」計劃，與中國傳統價值觀念，與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信仰，都是大相逕庭的，然而卻日漸增多地出現了。令人驚奇的是，這類事物的出現，理應受到大眾輿論的關注及不同角度的反思和討論，可是看得到的媒體，止於正面的相關報導，未見任何基於文化價值觀念的評判。既已開放改革，就應當看到這類事情，在「資本主義」的西方社會也並不是所有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更會有很多人闡明其弊端，提出相反意見的。

當經濟發展的浪潮衝擊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各種層面時，固有的倫理道德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戰並不足為奇。我們較擔心的是，當面臨挑戰時，人們只有兩種不自為主的反應傾向：（一）墨守固有傳統觀念，拒絕一切變革，表現為極端的道德主義，用固有的倫理價值觀念批評、反對一切變革中的事物。（二）另一種極端則是拋棄一切固有的價值觀念，不是道德上無所適從，就是罔顧一切道德規範，只要「有利可圖」，便不擇手段。

在改革開放的時期，要填補這兩極端的中空現象，當然就屬常說的「要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抓。」可是，通常對精神文明的理解，尤其是黨政領導所關注的「文化事業」是指一些館堂的建設，文娛活動的提倡。就像一談到少數民族文化的表揚，就拿民族特色的服飾、歌舞為代表。這些固然是各種文化的有形表徵，文化表達方式的一種。但是，對於文化核心的世界觀、認知觀、價值觀，甚至宗教信仰等，就很少在通俗媒體裡作相關討論。若有此類研究，也僅限於少數專業知識從事者之間，成為學者象牙塔裡的珍藏而已。

至於文化思想方面的傳播教育問題，近半世紀以來，海峽兩岸有其相似之處。國共兩黨雖然標榜相互對立的政治意識形態，但是抓緊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一樣，以「灌輸」某種意識形態為教育目的也是一樣。國共兩黨作為中國革命時期的領導組織，當然首要地提倡一些紀律道德的文化。這作為教育事業的一部分，引導中國過去農業宗族社會的民眾轉移到現代化的國家社會做準備，也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中國的「後革命」時期，兩黨在兩岸執政，都走黨政一元化之路，重要結果之一即是黨的政治思想意識形態壟斷了所有的民眾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有維護這種政治掛帥的思想政治灌輸教育者，甚至認為無產階的民眾，沒有文化資源，無法自覺地創造政治意識形態，所以由黨來代替灌輸「正確」的思相是必要的。

長時期在這種由上而下壓抑性意識形態一元化控制下，中國民間文化顯得停滯，甚至衰微、失落。從大的方面看，有地方特色的「本土」文化不得活潑演化；從個人方面，近幾代中國人民獨立思考社會問題和人的本質問題的能力，被排除於正式學校教育所培養的目標之外。

當前我們觀察到極不協調的現象，在大陸有如鄧穎超大姐的上一輩革命家，堅持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信仰；另方面也有同為共產黨員，卻不反對興建跑馬場，搞奢華俱樂部。在台灣有正在凋零的國民黨元老，仍堅信三民主義及國民憲法的正統性，而另一方面也有經濟成長後的「財大氣粗」的當代人和成天嚮往美國扶持，到美國朝聖的「民主」「進步」黨派。我們認為責備當代的個人道德「神經衰弱症」的事小。反思過去兩岸實行灌輸思想教育所培養出來文化精神失落的嚴重後果，才是我們應該鄭重面對的關鍵問題。

經濟發展中的文化價值觀念－

蔣經國先生謝世前不久，做了「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的感歎。令人感到一個時代觀念上的堅持，往往變成現實變化上的包袱，落後的觀念使人覺得被動，無法掌握局勢。西方學者也曾有「文化脫節」的看法，認為工業化之後科技物質文明成幾何線累積發展，而許多社會制度與價值系統的變遷則是牽制性的，往往落後一段時間才能調適過來，這樣的觀察若有一定的可信度，則在現代化的經濟發展過程中，更要重視對於相應的文化精神，價值觀念進行主動評估，自覺地調適創新精神文明這一工作。

自主的文化精神調適工作至少可以分為兩方面：（一）為傳統固有的文化道德規範，價值觀的回顧。（二）為前瞻性地總結大眾文化，調查分析新經驗而且予以理性分析，提煉昇華。

第一方面，關於經濟發展與文化價值觀的回顧，尋求既存的文化基礎因素的工作，是有前例可循的。西方在本世紀初進入現代化，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興起的同時，社會思想家（如韋伯）就已開始探討相關的西方宗教倫理道理與之相稱的文化因素。所謂「企業家精神」，並不是狹隘的賺錢主義，它可以包括現世的苦行主義，進而實現他世超驗性的信仰召喚的任務。戰後，日本的經濟復原乃至進入世界經濟霸主之一，也有學者連繫日本傳統的武士文化精神。20世紀後半期，東亞四小龍以及最近南亞一些新獨立國家的迅速發展，比之一些非洲相對資源豐富的國家在經濟開發上的困難，又有學者（新儒家）歸諸於儒家文化圈，尊重道德權威的紀律，重視教育，家庭主義等等文化因素與工業化生產要求的相互配稱。

儘管學者研究結論會有各種不同的差異，活躍對於傳統文化的整理工作本身，就有回應文化變遷挑戰的積極作用，是有建設性的。

第二方面屬亟待大力開發的社會科學工作。不可諱言地在威權主義的政治社會下，社會科學工作的發展是極其不樂觀的，對於當代變遷中的社會，做實驗性的調查，理性的分析，是社會科學的基本任務。這種工作成果往往必須首先提出既存的社會矛盾，揭發社會問題，才能探討改善或解決的政策方案，但並不保證解決社會問題最完滿的答案。因此，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容易有批判現行制度，反對執政權威的形象。所以，即使毛澤東早就有「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見地，實事求是的社會科學至今仍未見興盛。

其最不利的後果是，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學者專家作為社會的思想頭腦，與社會的基層群眾，他們在急速變遷，經濟成長的過程中，新的經歷、面對的矛盾、解決的方法，認知的文化衝突等，失去緊密的連繫。最明顯的指標就是對於改革開放當中，中國社會發生的弊病，常常是由外來的旅行者、觀察家、記者提出較尖銳的批評。而當今的中國學者、學生的自救方法，只剩下出國留學一條路，除了學一些專業，得個學位之外，在外逗留一段時間，也可以增強自己的發言權。不說別的，這已經與中國知識份子傳統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自我定位，相去甚遠。

實事求是的社會調查，才可能從干實事的人民群眾的生活裡發掘出他們新生的意識文化精神。例如，在天津的一家打火機廠，廠長在報告他們的生產經驗如何降低成本，提高產品質量，擴大市場之外，他提及能夠供應廣大的農民低於一塊錢的優質打火機，在各地田野裡看到他們使用，代替了過去極為粗糙的火柴，使他有很大的滿足感。這種主觀的企業家文化精神似乎已經在那裡出苗成長，可是我們看到的主要報紙媒體對經濟發展的報導，都很生硬地、抽像地說些創匯、繳稅、成長率、引外資、簽合同等等的一些經濟統計數字。這種一元化的宣傳口徑，在各地農村或工廠參觀時，若由當地黨委書記向參觀訪問者作報告，也會發現同樣的「開放改革」時期的新教條。這種宣傳方式，會誤導社會的全面發展的。

有一則國內的漫畫，很有意思，也可發人深省。關於「立場的交代」，一個人回答：所有的立場都已給人佔滿，我現在的立場是認真、積極的尋求一個立場。經濟發展時期，事物隨之迅速變化，堅持舊有的文化價值觀念與時代不相適應，認真積極的尋求新時代的文化價值觀念是較可靠的立場，社會科學的工作取材求源於相關的行動者，整理分析，提升回饋，將有貢獻於文化新精神的創建。

普及社會科學教育－

前面已述及近代中國實行政治思想教育為學校精神教育的唯一中心目標，與經濟建設現代化的時代不相適應。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從事這方面的教育改革呢？

第一、黨所倡導的意識形態，政府所依據的憲法等可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但再不應該是全部。黨政機關可以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編輯，參考課程的制訂，但再不能包辦所有有關思想文化教育的全部事業。

第二、邀集思想史人文科學專家，總結傳承中國的百家傳統文化遺產，深入淺出地介紹中華各族文化的棈神核心。發揚與現代科學與民主精神相適應的觀念，並為開展有中國特色的民主化、科學化進程中的導航感應器。

第三、邀集比較文學、哲學、政治社會思想的學者專家，深入研究並介紹其他文化傳統，作簡易而真正全方位的開放給中國下一代學子，學習人類累積的文明。重要目標之一是透過這樣改革的思想教育，使新一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可以瞭解不同價值觀念體系－－儒、道、百家、馬列、孫中山、毛澤東以及各種西方主要價值觀念，輔以引導性的討論反思，鼓勵學子對各種觀念的比較、批判以及整合的思維方式。

第四、邀集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者，政治經濟學、宏微觀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心理學、政策分析的「軟科學」等，交代與彙集，整理近現代學術研究的成果，演變中的研究方法學以及累積的理論架構等。這類隨著時代更新的教學內容，如果不適合於大學以前的思想文化教材，至少在大學裡的通材教育課程當中，應納入必修之列。這種普及社會科學的思想文化教育，當有助於保證此後接班一代的科技專業領導們同時也是有廣泛社會思想的文化人，各界知識份子的尖端乃有共同語言，共同為適應時代的中國文化精神的創新做出貢獻。

結語－

展望政制經濟的改革持續深化，兩岸和平統一順利加速實現「一國兩制」，我們估測中國社會不久的前景將在各層面經歷自我的「和平演進」，新舊對立的道德規範，價值觀念乃至意識形態之間的相互激盪，必將更趨不可避免。此一趨勢下，過去黨政領導以統一思想的角色行使社會在進步中求穩定，必當轉移到黨政領導以經理仲裁「人民內部矛盾」為中心功能角色。那時黨政領導當更進一步接近代表人民群眾的抉擇。我們提出一些上列文化教育的粗淺思考，是希望為此一前景做一點鋪路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