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問題的背後（續完）

漢藏對立的歷史因素

西藏現階段的諸多問題都有極為複雜的客觀因素，我們不能把過錯完全推到西藏分裂份子、英國人、俄國人、美國人和印度人身上，過去的漢人和滿人在西藏問題上犯過無法彌補的大錯。前文說過，我們不能否認，在今天的西藏仍有種族、宗教和文化的對立，在一小部份藏人的心中仍有某種程度的「仇漢」、「敵漢」情緒。這種情況有它一定的歷史因素。

從遠古說，漢人早於幾千年前就已染上「大漢族主義」的病症。我們只從一些漢字的結構就可以看得出來。稱呼邊疆非漢族民族，漢語裡使用：犬戎、匈奴、玁狁、獯鬻、猺、犵狫、猺、胡虜、猓玀、蠻夷、番民等這樣的名稱。這些漢字沒有一個是不帶侮辱性的，自然也顯示了漢人的種族自大狂。現在這些稱呼都已棄置不用（可能是漢人的天良發現），但漢人的種族優越感並沒有完全消除。在這種情形下，讓境內的少數民族和漢人之間消除隔閡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幾千年來，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社會中，種族對立一直是存在的。漢族所建立的政權以及入主中國的少數民族政權，在統治力量穩固以後，都發展出強烈的民族自大狂，把統治階級和被統治的民族階級對立起來。在一些歷史階段中，作為統治階級的少數民族和被統治的漢族結合起來，以抵制其他被統治的少數民族。最近的一個例子是滿清王朝。

滿人入主中國以後，大量使用漢人來鞏固他們的統治力量，但不久就為強大的漢文化所征服，也染上了漢人幾千年來流傳下來的民族優越感，視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為「夷狄」，為「賤民」，為「蠻人」。在這種認識下，無可避免地出現了種族歧視，種族迫害，戰爭，甚至屠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屢次在現在的雲貴、四川、青海、西藏和新疆用兵，用武力征服了邊疆少數民族的叛亂，以鞏固政權的安全。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這種武力征服也許是必要的，但每次用兵都不能避免屠殺。雍正九年在雲貴用兵，一次殺死苗人四萬多人。乾隆一朝屢次在西南西北「平亂」，在新疆平回亂時的殺人數字更是驚人的。清末，封疆大臣，如西北的左宗棠，西南的趙爾豐等人，都給清廷立過蓋世之功，但他們在軍事行動中使用殘酷手段鎮壓回人、藏人和苗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趙爾豐做過川滇邊務大臣和駐藏大臣，一心推行「以夏變夷」，在執行「改土歸流」政策時，竟有拆毀寺院、詆毀宗教和殘害喇嘛的種種荒謬措施，給西南地區的藏人和苗人等帶來莫大災害。趙於1909年率川軍入藏都有屠殺和迫害宗教的紀錄。民國年間的軍閥混戰時期，四川地方軍閥和川西藏族發生過多次大小戰爭，也都有過大規模的殺害、搶劫和放火種種惡行，給西藏人留下很深的仇恨心理，所以，今天漢族在西藏所面臨的問題，有些還是歷史上留下來的惡果。

1950年以後，中國在少數民族政策上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中共在1949年建國以前，就已根據「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制訂了他們的少數民族政策，是孫中山以後第一個倡導這樣主張的。在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認識上，基本上是擺脫了過去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惡劣作風。40年來，也一直認真地執行「扶助少數民族」的決定。中央為了滿足邊疆民族的需要，扶助他們擺脫貧窮和彌補種族之間的創傷，在新疆、西藏和內蒙等地區投注了十分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從事這些地區的物質建設，促進繁榮，來爭取少數民族對漢族的信賴，成績是有目共睹的。40年來，中國中央在西藏各項投資的總值已經超過了二百億人民幣，等於是建造五個葛洲壩的費用。我們不禁覺得，這又未免失之於太偏。這些物質上的重大進展，自然也在相當程度上緩和了種族之間的對立，使藏族人民對漢人有了不同於往昔的認識，減少了許多種族之間的誤解，是可喜的現象，這應該說是中共執行新少數民族政策的成功。過去的國民黨政權本來也想在少數民族的問題上有所作為的，可惜他們政權本身一直沒有穩固下來，自顧還嫌不暇，那裡有能力在這問題上有什麼表現。

但是，物質進步並未能完全化解漢藏之間的對立關係。目前存在的一個障礙是宗教問題。這宗教問題也正是流亡的達賴喇嘛所使用的一項得心應手的無二法寶。

喇嘛教是公元10世紀晚期在西藏衍化出來的一個佛教支派，盛行於西藏已有一千年的歷史。像其他宗教一樣，佛教作為一種意識型態，它的興起、發達和沒落，都有一定的客觀歷史因素。佛教在西藏維持一千餘年而不衰是和西藏的地理條件和社會經濟制度有連帶關係，和西藏的政教合一和寺院制度有著相因相成的關係，甚至和西藏的農奴制度也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元明清三朝的統治者都能很巧妙地利用了西藏的佛教勢力，通過這種宗教力量，達成了他們的統治目的。在做法上最重要的是賦與喇嘛階級種種法定的特權，造成喇嘛的不可動搖的統治地位，有了這樣的權力代理人，王朝的統治者就可以鞏固了他們的統治地位。

幾千年來西藏一直處於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這種隔絕也維繫了歷久不衰的專制封建社會和喇嘛教唯我獨尊的地位，使其他宗教無法進入西藏。早在17世紀之初，少數葡萄牙天主教教士就已越過喜馬拉雅山到達西藏進行傳教工作，這些早期來亞洲的傳教士並不具明顯的帝國主義侵略色彩，但都不免帶有歐洲白人慣有的優越感。葡萄牙人在西藏毫無所獲，只好取原路而歸，後來基督教傳教士也做過同樣的嘗試，但也絲毫沒有成績，足以說明喇嘛教在西藏的強大勢力。西藏人的宗教熱忱也是目前漢藏對立的一個障礙。

中共自1949年建國後，始終強調尊重少數民族文化、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憲法上有明文規定。1951年達成的17點協議也強調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保護寺院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措施。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宗教沒有受到鼓勵是事實。唯物主義中的無神論使教徒們對它存有戒心甚至敵意，這種敵意很容易被人操縱而成為一股強大的反共力量。西藏於1951年解放時，中國中央政府所面臨的正是這種情勢。我們不難推想到，在解放前後，一些西藏上層統治份子和佛教徒對共產中國懷有恐懼，擔心他們的喇嘛教會隨著解放軍的到來而告瓦解。這種群眾心理後來被離心份子所利用，直接和間接地導致了後來的西藏暴動。

1959年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後，北京當局不再有任何顧慮，開始在西藏進行大刀闊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改革。他們沒有食言，宗教得到了更明確的保障，但喇嘛階級和貴族階級所享受一千年的特權都被剝削了，這自然又促成了特權階級的不滿，一直在暗中和流亡的達賴集團有所勾結。從1959年到1966年，改革措施都進行得很順利，但後來不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浩劫。西藏的文革派犯了種種反宗教罪行，搗毀寺院、驅逐僧侶、強迫僧尼還俗等滔天大罪，把十幾年來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漢藏種族感情一下子都摧毀了。罪行所造成的惡果是無法估計的，但也竟給流亡的達賴喇嘛在海外增加了他的影響力，給他平添了一筆意外的政治資本。

文革結束後，一切又再從頭做起。收拾殘破局面並非一樁易事，但15年來有了可喜的收穫，一方面是因為西藏近年來在物質方面取得的重大進步，一方面因為漢藏人民之間建立了較好的合作關係，西藏人民在改善他們自己命運的工作上表顯出令人振奮的積極性，不再是40年前一切都要聽從漢人的指示才能做事的倚賴局面。

從現階段西藏的局勢來看，西藏境內漢藏攜手合作的前途是明朗的。非但元清兩大帝國在西藏的鐵腕作風早已不存，達賴逃亡前後那種劍拔弩張的種族對立也逐漸消失了。人和人的友善關係是建築在互相瞭解上，種族之間又何嘗不是？

目前西藏物質條件的進展和日益緩和的漢藏種族關係，都直接間接影響到達賴流亡集團在海外的生存空間。他也深知，喊西藏獨立只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一些爭取同情和支持作用，不這樣做，這個集團就失去了值得同情的立場，但在西藏境內，這樣的口號已經不具意義。過去10年中，種種跡象顯示，達賴集團在他們和北京當局的秘密談判中已經放棄獨立的要求而提出「民族自決」的要求。據一份資料說，達賴喇嘛曾於1982年4月派了他的三個高級幕僚前往北京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楊靜仁等高級領導階層會談，要求給予西藏自治應以「台灣模式」為基礎，所謂「台灣模式」可能是指「葉九條」而言。談判顯然沒有達成雙方滿意的結果。〔註１〕

幻想有時候會幫我們認識事實。讓我們再假想西藏明天就要「獨立」，達賴喇嘛又回到拉薩南面而王。我們倒要知道，這個「西藏獨立國」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二次大戰後，受戰爭的影響，民族主義迅速抬頭，戰前的許多殖民地都紛紛獨立。東歐也出現了新的政治組合。隨著戰後新形勢的演變，這些新興國家都納入了兩種類型，一種是依附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種是依附於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東歐出現的蘇聯模式國家是戰爭的直接產物，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亞非洲的新獨立國大部份都是美國的附庸，少數的是蘇聯的附庸。嚴格地說，這種獨立只是一種假象，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的一種獨立。

二次大戰前，非洲和亞洲的大部份地區都在舊殖民主義國家的槍桿子控制之下達數百年。殖民者是只取不與，長期統治之下，完全沒有發展殖民地的基本經濟建設、教育和生產技術。極度貧困和落後是所有殖民地的一個普通現象，獨立後和獨立前完全一樣，仍然窮得一無所有，又加上國內的種族、地域和宗教糾紛，新興的統治集團只有投靠新殖民主義國家才能鞏固他們的政權。新殖民主義國家不同於舊殖民主義者，他們主要使用經濟和政治手段，不用軍事佔領的方式，和新獨立國的統治階層或軍人取得合作，用行賄、政變或經濟援助為餌，把新國家的統治階級控制在手，但經濟技術援助或軍事援助都不是無條件的，他們的主要目的是攫取資源和原料，給他們的農工產品擴展市場。因此受援國家的人民大部份不是受惠者，而是受害者。受惠者是他們自己和獨立國的統治階級。一位菲律賓的富商於戰後異想天開，集資設廠，製造菲律賓第一個國產牙膏，結果是賠了一百萬美元而關門大吉，因為無法和美國的Colgate競爭。如果沒有新殖民主義國家和社會帝國主義國家插足在內，沒有美蘇40年的冷戰，今天亞非洲許多新獨立國的貧窮、落後、饑饉、災疫和內戰可能都不會發生，即使發生也不會有今天這樣嚴重。

西藏「獨立」後自然是一番新氣象。美「藏」之間的政治結合自然也更密切。首先簽訂的是「美藏互不侵犯條約」，跟著來的是「美藏協防條約」，「美藏軍事合作援助條約」。後來又簽了「美藏農貿協定」，「美藏關稅協定」，「美藏文化教育交換協定」等等一大堆條約和協定。緊接著拉薩成立了「協防司令部」，「美國軍事援藏顧問團」和「美藏經濟開發合作總署」。按照協防條約的規定，西藏境內闢了美國空軍基地和飛彈基地，彈頭自然都是指向北京和西伯利亞的。隨著商務的擴展，西藏的羊毛和礦砂大量銷往美國，美國的可口可樂和Colgate牙膏也都成了西藏家庭必備的商品。「西藏獨立國」自然也要選送成千的西藏青年到美國去留學，學成回國以後都在政府中擔任了要職。過些年，回來的人多了，政府從總統以下的中上級骨幹份子清一色是留美派。那時候，有人再想在西藏鼓動反美，就如同是癡人說夢一般。但在這些新氣象中，存在了一千年的「偉大農奴制度」不但沒有受到破壞，反而更加鞏固起來。

如果我們看看戰後獨立的菲律賓和外蒙，就知道這裡所形容的「西藏獨立國」並非都是出於幻想。

今日西藏

自1959年上層統治集團暴動以後，西藏進入一個新的紀元。事情既已發展為公開的武裝對抗，中共中央在西藏也就不再畏前顧後，完全可以放手去做，大力展開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各項改革工作。這又不能不感謝達賴喇嘛和叛亂份子，若是沒有1959年的武裝暴亂，西藏的改革工作可能還要推遲一個很長時期，也可能出現某些更複雜的國際因素，使北京當局很難順利地完成他們解放西藏的使命。

西藏改革的最終目標，在消極方面是廢除政教合一，廢除農奴制度，廢除采邑封地制度和改革寺院制度等幾個大項；在積極方面是進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再分配，改進農牧業技術，推動農牧民的生產主動力，計劃和實施農工業的基本建設等項，配合政治改革，使西藏人民早日脫離貧窮。

改革開始時也遇到了不少和不小的困難，未參加叛亂的三大地主階級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特權，消極地抵制改革，一部份農牧奴們習慣於他們長期被剝削被壓迫的社會身份，對改革不具很大的積極性。當時的西藏領導階層，西藏自治籌備委員會，為了加速改革，發動了帶群眾運動性的「三反雙減」運動，作為改革的第一個步驟。三反就是反叛亂，反奴役和反烏拉，不同於50年代初期在內地所發動的「三反運動」，雙減就是減租減息。曾經參與59年暴亂的寺院貴族地主階級，其土地財產一律沒收，重新分配給耕種者和放牧者，叛亂地主的高利貸一律取消，在未參與暴亂的地主的土地上實施二八減租。對牧民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這些都是過渡性的措施，到了1962年，全西藏就已基本上完成土地再分配的任務，寫下了西藏有史以來第一次農牧民大翻身的歷史新頁，宣告了三大領主階級的死亡。改革在前三年中已有了可喜的成果。西藏的糧食產量從1958年的30,065萬公斤增加到1960年的41,100萬公斤。到了30年後的1990年，西藏全區的糧產增到111,000萬公斤，是1958年的3.6倍，每人每年可有約550公斤的主食糧。西藏已經脫離了貧窮，漸漸從小康走向富足，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身居海外的分裂份子們和少數與他們同夥的無知白人，他們若有良知的話，還有什麼理由否定這樣的農牧民大解放？

西藏的改革措施並非一直在順利中進行，中間也經過了許多波折。110年的文革浩劫期間，由於群眾的情緒低落和可怕的政治壓力，改革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農工業生產都搞不下去。文革結束後的兩' 三年才又重新做起，收拾殘局，十幾年來推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使西藏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解放前，西藏只有幾所為少數貴族子弟設立的學校和英國教會的學校，沒有一所國民學校，到今天，西藏有了2,300多所小學，80多所中學，14所中等專業學校，四所學院和一所大學，各級在校學生人數是175,000人，文盲率從解放前人口率的90%下降到1990年的44%。解放前西藏完全沒有醫療設施，醫院、診所和病床都是沒有聽說過的東西，到1990年，有了970個醫院和醫療所，病床五千張。解放前沒有一條可以叫做公路的路，也沒有一條路可以行駛有輪子的運輸工具，1990年西藏有21,700公里的公路。解放前西藏人的平均壽命只有35歲，到1990年增長到65歲，是生活上獲得了改善的最好證明。西藏的工業也經歷了從無到有的發展，40年中，水力火力發電量從零增長到31,000萬千瓦。目前的工業發展是多方面的，主要項目有紡織，採冶，電力，水力，地熱應用，造紙，釀酒，食品加工，民族手工業等多種項目，已經發展了260種以上的企業。

這裡需要聲明一下，我一向反對用統計數字說明什麼，但為了報導事實，我引用了上面的一些數字。這些數字根據不同的來源，官方所發表的數字，使用時也都和西方所提供的資料進行過對照和比較，可信度是不容懷疑的。

40年來，西藏經歷了山崩地裂的大變化，西藏人衝出了專制封建的牢籠，粉碎了奴隸的鎖枷，漸漸走上了充滿希望的坦途，開始創造可喜的局面，希望那些在海外睜著眼睛說瞎話的人們，也掏出他們的良心來面對這樣的現實吧。

註釋

〔註1〕見1982年7月12日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