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農村的貧窮開戰(八)

龔忠武(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


信陽地區

實例十一:商城縣

1991年8月31日清晨,在河南省扶貧開發辦的三位同志陪同下,乘蘇製小汽車沿國道從鄭州南下,途經新鄭、長葛、許昌、郾城、漯河、駐馬店、確山等城市,開了六個多小時後,來到了河南境內大別山區信陽地區所在地的信陽市。

原以為既是山區,應該是山巒疊嶂,崎嶇不平,但是國道上一路出奇的平坦,令人很難感覺到是進入了山區,雖然遠方不時隱約浮現出層層山巒的影子。

同沂蒙山區相比,大別山區除了面積和人口超過沂蒙山區一倍之外,最主要的不同點是,後者位於沿海,前者深處內陸,所以地形尤為閉塞,民風更加保守,經濟、社會、文化相對還要落後,從沿途的自然和人文景觀隨處可以看出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明顯的差距。

大別山區〔註75〕也是我嚮往已久的地方,不過,我之所以決定前往大別山區,不僅因為它曾是劉鄧大軍的根據地,富有深厚的革命傳統,是個充滿神秘感和革命浪漫豪情的地方,〔註76〕更因為大別山區的扶貧工作在中央黨、政、軍有關領導人的關懷下起步最早,並且已經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形成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山區經濟開發經驗和理論。

9月1日,從信陽前往河南省東南端與安徽省接壤的商城縣,河南大別山區的貧困縣共有九個,商城縣只是其中之一,但我是客隨主便,悉聽安排,被帶到那裡就走訪到那裡。

商城縣位於大別山北部,總面積2,130平方公里,人口60多萬,其中農民為56萬,是個大山區縣,大農業縣。該縣開發辦呂主任介紹說,商城縣總的經濟資源是七山半水分半田,田少人多,人均僅八分耕地,不到一畝,所以人民生活異常艱困。

改革開放前,全縣糧食總產一直徘徊在1.6億至1.75億公斤,「豐收不足半年糧」,稍有自然災害就靠國家調進糧食救濟,最多的一年是1966年,這年調進糧食2,500萬公斤。

甚至在改革開放後四、五年也即198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僅有123元,低於當時全省水平的38%,〔註79〕約有37萬人仍然無法溫飽,占總農民的65%,是國家核定的重點貧困縣。

1984年〔註80〕實施扶貧開發以來至1990年,這種情況起了根本變化。1987年,糧食總產超過兩億公斤,創歷史最高水平。全縣不但農民糧食實現自給自足,還完成了國家定購糧2,310萬公斤,徹底改變了歷史上「豐收不足半年糧」的嚴重缺糧狀況。對長期缺糧的商城縣而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奇蹟。

1989年,全縣農村人均純收入為349元,較1983年淨增26元,已解決溫飽人口34.6萬人,占未溫飽人口93.5%。六年來,全縣農村新建住房12萬間,30%以上農戶住上了新房,六年前一、兩萬貧困戶嚴重缺房問題基本上得到解決;換句話說,這些人已經不再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住不遮風雨」的貧困日子了。

表面上看來,這些成就雖然比不上蘭考縣、九間棚村、沈泉莊村的成就那麼突出,也沒有像焦裕祿、劉加坤、王廷江那樣的奇人奇事,但也得來不易,而是經歷了下列三個艱苦階段的飛躍才取得的:

第一個階段改輸血為造血:1984年在國務院關於迅速改變貧困地區面貌通知的啟動下,開始總結歷年扶貧的經驗,得到的教訓是,以往給錢給物的救濟扶貧法,坐吃山空,打的是消耗戰,〔註81〕必須徹底改弦更張,另尋溫飽之道,放棄輸血的生活救濟法,轉採扶貧發展生產的造血扶持法,生產自給,打場生產戰。

第二個階段改自給型為開發型:自給型的扶持,雖然能夠解決貧困戶眼前的困難,但只是短暫的,仍然擺脫不掉數千年來陷中國農民於貧困的小農經濟格局,形不成商品優勢,遂於1985年至1986年改自給型扶持為開發型扶持,因地制宜,建設商品基地,制訂系列經營規劃,開發扶貧骨幹項目,發展一、兩個支柱產業。

第三個階段由開發型扶貧轉向興辦扶貧經濟實體:1987年至今,總結生產扶貧的經驗,在縣、鄉、村、組、戶各級興辦扶貧經濟實體,分別承包雜交稻、茶葉、蠶桑、水禽、水產等開發項目,發展規模經濟。

根據當地負責同志的情況介紹和所蒐集的大量有關資料,該縣之所以能夠每隔一、兩年就能再上一個台階,主要是靠下列幾個因素推動前進的:

一靠改革開放政策:河南省、信陽地區、商城縣各級的扶貧開發辦負責人一致強調,這是當地開發扶貧最根本的一條,沒有這條為前提,一切開發扶貧工作無從談起。

改革前大別山區經濟搞不上去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以糧為綱,向山要糧:〔註82〕一個是只看到集體,看不到個人,結果,把山搞禿了,糧也落空;把個人的積極性搞完了,集體的威信大為低落,以致社會主義的優勢反變成了劣勢,生氣蓬勃的先進社會制度退化為對窮人的單純救濟,養成了群眾的「等、靠、要」的懶惰思想。改革就是要振衰起敝,徹底扭轉這種頹勢,為社會主義注入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在商城縣同在沂蒙山區和荷澤地區一樣,甚至同在全國的農村地區一樣,改革意味著放棄單一經濟,改搞多種經營;意味著放棄僵硬的集體主義,實行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和現代化的社會化服務。這種經營體制和思想的轉變名為改革,實際上是革命性的突破。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一個落後貧窮的商城縣而言,就是在家庭聯產責任承包制和社會化服務的雙層經營體制下以開發扶貧為經濟發展的中心。環繞著這個中心,商城縣的黨和政府全力抓開發扶貧工作,安排該縣的權力、智力、物力、財力和勞力,制訂開發扶貧的優惠政策和措施。

二靠發揮當地資源優勢:商城縣境內有深山、淺山、丘陵、谷地、水面、草場,要搞好該縣的經濟開發,就必須掌握這一縣情,充分發揮資源優勢。

深山區有166個村莊,宜以林牧為主,重點發展生林、經濟林和草食動物。淺山區有一百一十四個村莊,宜農、林、牧並舉,大力發展桑、茶、林果和草食動物。丘陵有九十個村莊,宜種糧食,發展水禽、水產。

三靠科學規劃:〔註84〕商城縣扶貧開發辦呂主任風趣地比喻說,商城縣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是因為得了「貧困綜合症」。為了根治這個痼疾頑症,84年以來,縣以下各級黨、政幹部和科技人員,特別是在國家科委派駐該縣的扶貧開發團指導下,進行多次會診,終於找到根治貧困症良方:立足本地資源,著眼千家萬戶,以農業為基礎,以科技為支柱,逐步發展「一鄉一業,一村一品」的區域經濟。

通過調查對該縣資源有清楚的認識後,經過充分論證,制訂長、短和近期開發規劃。長期抓林業,中期抓板栗、茶、藥、桑,短期抓飼養,狠抓糧食,走綜合開發道路。

商城縣地少人多,長期缺糧,所以要實現溫飽,扶貧開發必須以生產糧食為首要急務,在全縣種植推廣雜交稻。其次是發展桑蠶、茶葉、林果、水禽、水產、草食動物、建築材料七個支柱產業。以糧食為基礎,以支柱產業為骨幹,推動全縣的經濟發展。

以上是縣一級的發展規劃,在鄉、村一級,按照發展「一鄉一業,一村一品」區域經濟的要求,選擇一、兩項能夠開發和利用本地資源、覆蓋面大、效益好的產業、產品,為主攻項目,專業生產,定向發展,形成小區域的規模經濟。

每上一個項目都經過審慎調查、研究、論證、規劃的嚴格科學決策過程,不是光看腳,摸著石頭過河,所以差不多上一個項目就得一個項目之利,失敗的項目很少,僅佔6.9%。

四靠實用技術:呂主任說現在強調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一點不錯。為了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益,該縣「本著幹啥學啥,學以致用,講求實效」的原則,將科技送到千家萬戶,讓農戶的主要勞力掌握一、兩門生產實用技術。〔註85〕

種植雜交稻,植桑養蠶,茶業製作,果木嫁接,劃拔鴨鵝絨,網箱養魚,畜禽防疫,開發中藥材,無一不是學問。所以,為了滿足生產需要,該縣幾年來共舉辦各類短期技術培訓班五百多期,培訓鄉、村一級技術骨幹3.8萬人次,〔註86〕農民10萬人次,成果顯著。

凡是掌握實用生產技術的地方,經濟效益就直線上升,農民嘗到了科技的甜頭,他們反映說:給錢、給物,還要給個好技術員,有了技術員,致富就不難。所以,科技扶貧的政策已經同群眾的生產活動密切結合在一起。

五靠大別精神:光有政策和措施,沒有良好的精神狀態,扶貧工作也搞不好。縣統戰部于部長強調,商城縣扶貧的經驗顯示,哪個地方群眾的精神狀態好,哪個地方的扶貧工作就做得好,否則辦法、點子再多也是空的,無法落實。他總結幾年來商城縣扶貧的經驗說:「富根在山,開創在人,遲富早富在精神」,把精神對脫貧致富的重要性提高到關鍵性的地位。

沂蒙山人有沂蒙精神,大別山人也有大別精神。這種革命精神表現在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表現在幹群打成一片,幹部以身作則,廉潔奉公,為民公僕,群眾寧肯苦幹,不願苦熬;表現人窮志更大,徹底翻身,過上好日子。

這種革命精神曾經鼓舞信陽和商城人民參加革命戰爭,〔註87〕現在這種精神又在鼓舞著他們參加改革的浪潮。其中各級黨政幹部更是充分發揮了焦裕祿、劉加坤等「先吃苦、後享樂」的公僕精神,到扶貧戰鬥的第一線同群眾一起治貧。例如,商城縣實行領導包幹扶貧責任制,讓參加駐村包組的幹部,包村蹲點或駐村包片,在固定的地方同貧困的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達標不離崗;參加部門承包的幹部分別包鄉、包村,不脫貧不脫鉤;參加定點聯繫的縣處級幹部,〔註88〕聯繫一個鄉、村,就落實一個鄉、村。此外,還有計劃、有目的地選派年輕的幹部到基層在扶貧工作中接受鍛煉。

註釋:

〔註75〕大別山橫亙鄂、皖、豫三省,北挽淮河,南繫長江,是兩條水系的分水嶺,面積74,500平方公里,耕地面積近160萬公頃。大別山區分黃崗、信陽、六安和安慶四個地區,下分38個縣,人口2,500萬。在38個縣中,有22個屬貧困縣,所以是一塊面積較大的連片貧困地區。在這22個貧困縣中,國家重點扶持的貧困縣多達18個,其中信陽地區又佔了7個。
〔註76〕來自大別山區的著名中共領導人有鄧穎超、林彪、李先念、許世友等,他們對家鄉發展的關心以及劉鄧大軍的將軍們對他們發跡地現況的關心,毋寧是很自然的。
〔註77〕去年7月底在北京,國家科委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助理主任馬彥民向我詳細介紹大別山扶貧工作,並極力推薦我去大別山看看。在他的鼓勵下,我才盡量擠出時間,將大別山之行列入我的日程表中。
〔註78〕後才知道,商城縣原來是河南大別山區九個縣中脫貧的典型,安徽大別山區脫貧的典型是金寨縣,湖北大別山區脫貧的典型是英山縣,由於我時間有限和金寨縣領導們都忙於在下面指揮救災,無暇接待,所以我只訪問了商城縣。
〔註79〕1985年,大別山區農村人均純收入288元,其中15個連片貧困縣農村人均收入不到120元,深山區、庫區有不少農戶的人均收入尚不到50元,其貧困程度尤勝於沂蒙山區。
〔註80〕這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關於幫助貧困地區盡快改變面貌的通知》,啟動了大別山的扶貧工作。
〔註81〕這種政策的長期結果是,吃皇糧,穿黃裝,山光水荒,傻子文盲近一半。這本是改革在安徽金寨縣流傳的順口溜,但也很能形容鄰縣商城縣的情況。這個順口溜反映了一個嚴峻的事實,即社會主義在中國農村的發展已處於危境,原來的優勢正在轉為嚴重的致命弱點,如不迅速改革,社會主義遲早將為中國農民所唾棄。
〔註82〕山是山區人民賴以生存的基本自然條件,山富人才富,山光人遭殃。在大煉鋼和大搞糧的時代,只顧眼前不計長遠,山林被濫砍濫伐,以致群眾歎道:「山上成了和尚頭,大河小河白沙流,何日不發愁﹖」向山要糧的結果是,只種五分田,丟了十畝山,捧著金飯碗卻沒飯吃。
〔註83〕例如河南省對扶貧經濟實體和貧困戶實施減、免稅的優惠政策,以促進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按照這項政策,對貧困戶或貧困戶聯辦的經濟實體和鄉鎮企業可以免徵產品稅、增值稅、營業稅三年,免徵所得稅五年。
〔註84〕關於科學規劃,鄂、豫、皖三省的幾十個有關的科研單位曾經就大別山的發展戰略,聯合編寫了《大別山區綜合發展戰略研究》。這份研究報告包括一個總報告,五個子課題報告,五個專題報告,三省分報告等15份材料,共160多萬字。
總報告確定七五基本解決溫飽,八五基本脫貧,九五向小康過渡的戰略部署,並且提出農業、資源加工業、科技教育、基礎建設和生態環境五個戰略重點。
五個子題報告分別為:《大別山區科技、人才發展戰略研究》提出「科技與山,教育為本,四個結合」科技人才發展戰略;《大別山區經濟發展的模式及情景分析》;《大別山區投資研究》;《關於促進大別山區發展若干對策研究》,著重研究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行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的問題:《大別山區全圖的編緝設計研究》。
三省分報告中的《豫南大別山區綜合發展戰略研究》在深入分析區情的基礎上,提出了「改革開放、內外合力;重點突破,梯度推進;科技興山,協調發展」的雙驅動戰略,並明確提出了戰略目標、步驟、重點、步局和對策。
除了這項研究報告之外,就河南山區和信陽地區而言還有《信陽大別山幾大支柱產業規劃》和《河南山區十大優勢資源發展戰略研究》等,另有禽、茶、蠶、桑、麻等專項產業開發的研究課題報告。這些研究報告為大別山區和信陽地區發展支柱產業提供了厚實的科學基礎,為適合信陽地區山區特點和商城縣情的種植業、養殖業和農副產品加工業的成功提供了保證。
於此可見,五四時期所標舉兩個中國現代化目標--民主和科學--中科學,在80年代已經深入中國農村,科技更是在農村的千家萬戶中扎根。
〔註85〕早在1986年,國家科委宋健明確提出:「應把科技開發大別山作為山區脫貧的一條重要方針來突出」。在此方針下,科技在大別山拉開了向貧困戰鬥的序幕。
此後幾年來,大別山區各級政府、科技部門,以及有關科研、教學單位,依靠科技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安排了星火計劃項目284項,建立了980個科技示範點,12,779個示範戶,引進推廣了2,475項適用技術,舉辦培訓班9,555期,共培訓153萬人次。這些數字表明,科技星火確已在大別山成燎原之勢。大別山人充分利用山區優勢資源進行適度規模經營和系列開發,走出了一條發展以科技為支柱的商品經濟的脫貧致富道路。
〔註86〕為了落實科技扶貧政策,該縣各級都配置一名副科技領導如科技副鄉長、科技副村長,一直陪同我的吉副縣長,就是一名醫療衛生專家。
〔註87〕信陽地區是大別山革命根據地的腹地,早在1923年,區內的商城就有了革命活動,1929年爆發了「商城起義」,建立了縣和各級蘇維埃政權。信陽地區曾經在工農紅一軍、紅四方面軍、紅25軍、紅28軍的根據地。在革命戰爭時期,約有一百多萬信陽人民參戰支前,其中有30多人獻出了生命。
〔註88〕縣委、人大、政府、政協的主要領導及各級、各部門的負責人,都有自己的扶貧聯繫點,明確扶貧項目、脫貧指標,限期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