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值得的

如果說一位成功的男人後面有一位偉大的女人，那麼在一位悲劇的革命殉道男人後面又有位怎麼樣的女人呢？不用說，她一定比那位成功男人後面的女人還要偉大，因為她沒有先生的榮耀、財富可以分享，有的只是對先生安全、孩子幸福的煩惱與擔心；甚至有時本身的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脅。美國革命家小楊的妻子兼同志－－芭芭拉就是這麼一位偉大的女性。（小楊的故事請參閱《海峽評論》1991年11月號《當代美國政治良心犯楊拉曼》）
芭芭拉（Barbara Jean Curiz-Laaman）從1981年開始，帶著三個稚齡兒女，巧妙地擺脫了聯邦調查局探員的跟蹤，追隨了她那從事革命活動的先生楊拉曼（Jaan Laaman），與聯調局玩了三年多捉迷藏的遊戲，後來不幸於1984年和先生及孩子們一同被聯調局找到，而被送進黑牢關了近八年，直到去年底才得重見天日。
今年7月，芭芭拉僕僕風塵地遠從波士頓前來堪薩斯州李溫斯沃聯邦監獄探望正在服98年刑期的先生，筆者因此有幸能藉此機會，電話採訪了這位偉大的女性。

還放狗去咬他們黑人

問：你是位漂亮又聰明的女性，很有機會在美國的主流社會大顯身手，為什麼要走上革命這條艱辛的道路呢？

答：這和我小時候的生活經驗有關。從小學起，學校的課本就說我們美國是世界上民主的導師，人權的衛士。可是等我們國內的黑人們起來爭做人的基本權利而靜坐示威時，警察們除了棒打腳踢外，還放狗去咬他們。這點讓我感到美國政府很虛偽，很可怕，它能一方面高喊著民主與人權，而另一方面卻能無情地掠奪第三世界人民（包括美國境內的印第安人及黑人等）生存所必須的基本資源，因此就決定長大後要挺身而出，向這個虛偽的政權挑戰。

問：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參加政治抗爭的活動呢？

答：1973年，也就是我16歲那年，因為看不慣所住地波斯頓一帶的白人老是放火焚燒運送黑人學童的巴士及用石塊擲打無辜的黑人學童，就親身參加了保衛黑人學童的活動。不過那時雖然常和警察們衝突，還沒有成為美國政府真正的眼中釘，一直等到我碰到小楊後，聯邦調查局才把我當做主要敵人，開始24小時監視我。

問：你是什麼時候碰到小楊的？

答：那是1979年的事囉。當時我因太熱中於政治抗爭活動，剛和前夫離婚，獨自帶了兩個女兒，希望能碰到位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伴侶，而小楊恰於這個時候出現在我的面前。他那時雖因反越戰的抗爭行為剛服完了七年徒刑，還是熱誠未減，一心要繼續為第三世界人民的生存權向美國政府挑戰，正是我心目中理想的男兒，我倆就這樣很自然地地入愛河，生活在一起了。

問：這樣說來，你和小楊曾渡過一段很甜蜜的日子囉？

答：是的，當時日子是很甜蜜。小楊對我的兩個女兒視如己出，相當疼愛，他平常忙完了政治活動，剩下的時間都花在我們母女三人上，我忙完了孩子後，也把全部的時間用來配合他的工作，兩人的生活相當充實。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聯邦調查局24小時的監視，有時真逼得人喘不過氣來。

問：為什麼聯邦調查局要24小時監視你倆呢？

答：小楊過去因反越戰，曾爆破過警察局。這次又「死不悔改」的繼續做些反對美國在第三世界扶植傀儡政權的工作，馬上成為美國政府首要剷除的對象，而我是小楊的妻子，當然也難逃被監視的命運了。

要我指控我先生和他的同志

問：為什麼說您會被監視逼得氣都喘不過來呢？真是那麼難受嗎？

答：電話24小時被人監聽，家門口24小時有人「站崗」，出門24小時被人跟蹤，這種滋味會好受嗎？尤其令人氣憤的是那些探員有時還故意挑釁，想製造些事端引我們入殼，我們為大處想也只有默默地忍受了。

問：小楊是否就因此而轉入地下活動啦？

答：是的，否則他根本動都不能動了。

問：小楊轉入地下活動後，你怎麼辦呢？

答：小楊於1981年離家時，我已懷了他的孩子，當時我覺得孩子不能沒有爸爸，小楊也需要人照顧，故孩子生下後，我就帶了三個子女一同追隨小楊。

問：你當時是怎麼避開聯邦調查局的跟蹤人員呢？

答：我出走時右手抱著襁褓中的嬰兒，左手提著一個大包包，後面則跟著兩個六、七歲的女孩，馬上引起了跟蹤人員的注意，不過我很技巧地換了七、八條線路的地下鐵，加上孩子們也很機靈，終於擺脫了跟蹤人員，順利地找到了小楊。

問：小楊既已離家轉入地下活動，你是怎麼找到他的？

答：他離家後，我雖然還在嚴密的監視下，但他仍有辦法固定和我連絡，那次的出走也是經由他的精心設計，整個過程中，都有自己人在旁暗中相助，所以一擺脫了跟蹤人員後，我馬上就能找到他了。

問：那段在「地下」生活的日子該很辛苦吧？

答：我們轉入地下不久，美國政府就開始懸賞通緝。我們可還是照樣做我們想做的工作，只不過要經常搬家，並隨時注意通緝榜上自己的照片，好馬上改變形象，以免被人認出。至於孩子們則受了不少苦。當時聯邦調查局把我們孩子們的照片送到了各地的幼稚園、小學、小兒科醫院，及牙科診所，那使得他們無論上學或就醫都要特別擔心。還好孩子們都很懂事，每天下了課後馬上就回家，而學校每有拍照片的活動時，他們也一律不參加，免得留下線索。

硬把鐵棒插進她的下體

問：有部叫Runing On Empty的電影是描述一對60年代革命夫妻攜子逃亡的故事，你是否看過呢？

答：看過。那部電影裡是可以看到我們當時生活的影子，但我們實際上的日子比那驚險多了，有好幾次我們都差點被聯邦調查局找到，還好我們每次都快了半拍，他們趕到時，我們已人去樓空，可以說整整和他們捉了三年多的迷藏，直到1984年才算讓他們得逞。

問：聯邦調查局找到你們一家時，是怎樣對待你的？

答：他們先把我的孩子們帶走，不讓我和孩子們見面，然後叫我指控我的先生和他的同志，我當然不肯，就被他們以「共謀」的罪名判了15年的徒刑。

問：你在監獄的情形還好嗎？

答：美國的監獄對政治犯特別惡劣，尤其是對女政治犯。那些男獄卒們除了每天講些不堪入耳的話外，還經常藉口檢查把我們衣服脫光，有時還做些更下流的動作。有位已經作祖母的波多黎各獨立運動的同志Alejandria-Torres就曾被幾名壯漢架住，硬把鐵棒插進她的下體。

問：怎麼不申述呢？

答：向誰申述呢？有次一位女政治犯Silvia Baraldini利用電視記者訪問的機會，把她被男獄卒們用手指伸入她下體的遭遇講了出來，司法部門理都不理，在他們眼中我們是敵人，被整是活該。

問：除了性騷擾外，監獄生活還有沒有給你帶來其它不愉快的回憶呢？

答：不愉快的地方很多，其中最令我氣憤的是獄方讓我失去了一個卵巢。我因卵巢有腫瘤而肚子疼了18個月。在這18個月中，我每次去看醫生，他們只給我止痛藥，一直拒絕替我作檢查，要到有一天我因疼得全身痙攣，冷汗直冒，而引起難友們集體向獄方抗議後，才被送到外面醫院開刀。那時因耽誤了18個月，腫瘤已大得不得不連卵巢一起割掉，不過還好是良性腫瘤，否則這一拖，性命難保。

問：現在那些噩夢應該過去了吧？

答：身體上的騷擾算是過去了，但心情還是不能十分放鬆，畢竟我的先生小楊和他的同志們仍在鐵窗之後，而且我也一直不能和我的兩個女兒連絡。

問：為什麼不能和女兒們連絡呢？

答：1984年我被聯邦調查局逮捕時，他們就監管了我的兩個女兒好一段時間。其間，他們告訴我的女兒說她們的媽媽不愛她們，只愛丟炸彈，才會讓她們被監管。女兒們當時一個八歲，一個九歲，年紀尚小，可塑性很強，就漸漸地被洗腦，真的認為媽媽不愛她們，慢慢地對我產生了敵意。

我出獄後，想找機會向她們解釋，可是美國政府已把她們交給了我的前夫，並不許我打電話、寄信，及寄生日賀卡給她們，更不要說去探望她們了。此外，就算我在路上湊巧碰到她們也必須裝成路人，連打個招呼都不行。獄中八年，我幾乎每晚都夢到兩個女兒，心想出獄後可以好好地摟摟她們，親親她們，沒想到連個賀卡都不能送，怎麼不令我難過呢？

問：女兒是你的，你要去看她們誰管得著呢？

答：話是沒錯，可是我只要打通電話，或送一張賀卡，美國政府馬上會把我送回監獄，這樣我又要和小男孩分開了。

問：你的男孩沒有被洗腦吧？

答：他被監管時，才四歲，美國政府無從洗腦，以後他被交還給小楊的父母，在祖父母的教養下，他對爸媽相當瞭解，還以我們為榮呢，目前他與我及我母親祖孫三代住在一起，相當開心。

問：你現在的生活還算安定囉？

答：是的。我去年11月出獄後，就在哈佛大學羅馬系語言部門找到了份助理的工作，幫助部門主任處理些業務。

問：聽說你是位語言天才，這份工作你應付起來該是游刃有餘了？

答：您過獎了。我不過正好懂羅馬語系裡的法文、義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罷了。

問：再加上英文，已通了四種語言，不是天才是什麼呢？

答：我不是天才，只不過想多瞭解些世界這個大家庭裡其他成員的文化，而多學了幾種語言。

讓社會主義理想傳播在這新帝國主義大本營

問：對了，你去年就出獄了，為什麼直到今天才能來看小楊呢？

答：那麼多年沒見到他，我老早就想來了，可是政府一直不准我來見他，並且要我發表聲明譴責小楊，和他離婚，並劃清界線，但我死不屈服，堅持要來看他，最後還是靠著許多有正義感的熱心人士們奔走抗議，才使我如願以償，能帶著孩子和小楊團聚了幾天。

問：見到他，你一定很興奮吧？

答：是的。知道能來看他後，每天都在想他不知變成什麼樣了？胖了還是瘦了？後來當我在會客室看到小楊走出來時，整個心撲撲地跳得我都講不出話來，還是孩子天真，一下就撲到爸爸懷裡，我才算漸漸平靜下來，抓著小楊，仔細地端詳了老半天。

問：為了社會主義的理想，你不但犧牲了八年寶貴的青春，且弄了個夫離女散，而今天標榜社會主義的蘇聯及東歐已告解體，你有何感慨呢？

答：蘇聯及東歐基本上是官僚獨裁主義，背離了社會主義民主與平等的原則，所以會解體。真的社會主義是要世界人民能共享這個世界的經濟資源及政治權利。我們今天雖然付出了代價，但總算讓「均富」、「平等」等社會主義理想，又多了一次傳播在這新帝國主義大本營－－美國的土地上的機會，這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