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

一　前言

「民族主義」一辭，在理論和學理上有複雜的界定。但我們在此小論中所使用的「民族主義」一辭，指的是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即各民族被分別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時代中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現為擴張主義、侵略主義、霸權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則表現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反對擴張主義與侵略主義，具體地實踐為爭取自己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民族·民主運動。

小論企圖就台灣社會在戰後各階級的社會性質，對外關係和階級結構的變化，來分析這民族主義的消長。

然而在探索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諸階段之前，勢必對戰後台灣資本主義歷史的前史，即日帝殖民地時代的台灣社會之分析著手。更何況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之發軔，實發端於日帝下殖民地的社會矛盾與相應於此一矛盾之社會的、階級的，以及民族的鬥爭。

二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1895-1945）的民族主義

甲午戰敗，台灣依日清《馬關條約》割日，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1895-1945。

透過慘酷的軍事壓服而將台灣從中國割讓於日本，並且建立了以台灣總督府為中心的殖民地統治機關。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從日本派遣軍、警和官僚，對台灣施行殖民地統治。而日本帝國主義獨佔資本，便依靠日本現代帝國主義國家上層建築的強大權力和優越地位，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台灣移殖，進行對台灣經濟剩餘的殖民地性收奪。

然而，在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內的分工體制中，台灣被日本獨佔資本規定在做為工業原料供給基地的地位。而且，在總督府強權百般翼助下，使以三井、三菱等為中心的日本獨佔資本在台灣全面擴展，一方面又以民族差別和政治（法律）歧視壓抑台灣本地資本的發展，並以總督府權力支持的日本帝國主義資本制生產在台灣取得支配性地位和影響力條件下，繼續有意識地再編和維續台灣本地前資本主義的、半封建的、地主－佃農體制的傳統生產關係。日本獨佔資本與這傳統的、前資本主義的、勢力根深柢固的台灣地主－佃農體制相溫存，並進一步加以巧妙利用，去發展米、糖之以向日本市場輸出為目標的兩大商品性農作物的「單一種植」（monoculture）經濟。因此以米、糖為核心的單一種植經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支配台灣的、台灣殖民地經濟的主軸。

而在制糖產業中，總督府以國家權力之介入，使日本糖業帝國主義資本享有資金融通，以警察權力保證蔗農原料蔗供應和市場獨佔等特權，在台灣發展現代化大規模資本主義制糖工業，藉以摧毀歷史悠久的台灣本地傳統糖作坊工業，甚至以民族與政治歧視，限制台灣本地制糖資本的發展（設廠）與現代化，來壓抑本地資本，使日本制糖資本輕易獨佔殖民地台灣的制糖工業。

在蓬萊米生產的行程中，日本當局開放種植栽培、加工（碾米）和島內流通過程各領域給台灣地主階級，而由日本商業資本獨佔台米對日本的輸出貿易過程，進行其資本的積累並藉此溫存台灣（經過現代民法制約的）傳統地主－佃農制度，籠絡台灣大地主、富農和以地主－佃農體制為基地的、附屬於日本獨佔資本的地主－資產階級。

日本獨佔資本及其商品進一步在台灣的擴張與流通，促成本地資本主義即使在被百般壓抑條件下的曲扭的、外鑠式的發展，而使台灣社會從鴉片戰爭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著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移行，從而發生了重大的社會階級構成上的轉變。

依據矢內原忠雄的分析，日帝下台灣社會的資產階級，依民族面分成日本人資產階級與本地、台灣人資產階級，前者又分為代表帝國主義日本大獨佔資產階級，將其資本向台灣擴張，生活在日本本國，擁有和管理日本獨佔資本產業的「不在資本家」，和生活在台灣，分別代表日本大獨佔資本和中小日本籍資本的在地資產階級。後者又分為兩系。一為被日本當局所使用，依恃日帝特權累積其資本，又兼有半封建地主身份的親日資產階級（如辜顯榮與林熊徵家）、以及依附（例如通過投資日籍產業的形式）日本資本，分潤日本資本自台灣勤勞階級收集之剩餘的、也身兼地主的資本階級。另外一系，是直接受日本獨佔資本的壓抑（如台灣籍現代制糖資本、和日本資本關係較遠的放利性資本、以及與農民階級一樣，在向日本制糖資本供應原料蔗的地位上與農民階級利益重疊的中小地主，等等）。日籍資產階級的全部和台籍資產階級的頭一個系統，在利害上比較一致，而與台灣資產階級的後一繫在利害上相對立。

米、糖單一種植的帝國主義經濟在台灣的擴大和發展，在傳統的農民中產生顯著的階級分化。矢內原的傑出研究指出：（一）以某種現代契約的形式組織到各現代制糖會社的台灣農民，轉變為農業勞動者。而直接充當制糖會社所有的蔗作農場之佃農的農民，其經濟的本質，更近乎現代資本主義「會社」的（農業性）工資勞動者。更由於對制糖「會社」（公司）長期債務的束縛，加強其對「會社」的庸屬化。遂成為「會社」資本的長期雇工而淪為農業無產階級。至於隸屬於少數日本人在台拓殖農場下的台灣佃農，在資本主義關係之下，更帶有現代農業勞動者的性質。

台灣的大地主階級基本上和鞏固的地主－佃農體制一道，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溫存。日本帝國主義沒有以現代資本主義大農場機械生產去摧毀和取代傳統的台灣地主－佃農制，反而刻意「再編和持續」半封建的地主－佃農制，並以之支撐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米、糖單一種植為基軸的殖民經濟結構。因此，台灣地主階級，尤其是附從於日本權力和資本的大地主階級，和日本帝國主義有比較接近的利益。但中小地主，一方面在日本權力所鞏固的地主制下收奪農民，另一方面，在做為制糖會社的原料蔗供應者的立場上則與日本制糖獨佔資本有一定的矛盾，而在利益上，又與貧困廣泛的佃農有一致的地方，已見前述。

至於以中小地主的經濟地位轉變為力量微弱的中小企業主和「自由職業」者（主要如醫師）、小職員和教師等小資產階級，則因處於被日本中小企業、自由業者等壓抑、歧視的地位，從而和日本帝國主義有一定的矛盾。

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階級的矛盾和民族間的矛盾，就有一定的關聯性。

以日本帝國主義國家權力、即以其在台灣表現為總督府、日本獨佔資本系統為靠山的日本人資本家、官吏、警憲和企業管理人為殖民地台灣政治、經濟上的統治者階級。而廣泛農業、工業領域中的直接生產者，則率皆為台灣人，是政治經濟上的被剝削，被統治的階級。在中小企業工商中產階級中，則日人與台人互相對立競爭。因此，大體而言，殖民地台灣中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民族對立，同時也是社會經濟上的收奪者與被收奪者的對立，而其表現在政治上，則為殖民者鎮壓被殖民者，即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追求光譜廣闊的民族解放，復歸祖國的民族民主革命，與日帝權力的反革命的鬥爭。

1858年的鴉片戰爭，使中國成為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地處中國南疆要衝，同時被迫開港的台灣，更是集中地受到帝國主義蠻橫的侵辱，而在台灣紳民中發展了比祖國其他內地者尤高的反帝意識。在理論上，這反帝抗倭的意識，在「資本主義前夜」的台灣，不免還帶有濃厚的封建主義、宗教迷信，和種族意識高於民族意識的特性，但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直接威暴之下，也帶有素樸的現代反帝民族主義的性質。

這素樸的反帝民族抵抗運動，表現為前朝文武官僚、地主和仕紳階級為中心的「台灣民主國運動」，和貧困農民的保鄉抗倭的民族抵抗運動。官僚仕紳階級的「獨立」運動，其實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割並台灣，以獨立之名「供奉正朔，遙作（中國）屏藩」，實則意欲與中國「氣脈相通」，使台灣得以「無異中土」。而農民的抗日蜂起，目的多在「恢復桑梓」，「誅滅倭奴」，另「開台灣」，意在「助清國」，反抗日帝之「任意肆虐」，「唯嗜殺戮」，及「苦害生靈，刻剝膏脂……貧婪無厭」，擁立「中國……明聖之君」。民國成立之後，台灣農民的民族抵抗公言「將日本人由台灣逐出，仍舊歸向中國」；「將日本人全部逐出，將台灣復歸為中國民族之領有」。

1895年以迄1902年，貧困農民的階級蜂起，多帶有民族抵抗性質，直接面向日本帝國主義暴力的鋒鏑，而被以「土匪」之名，遭日人屠殺者可達一萬兩千之眾。嗣後，迨1915年止，即日本國家權力經台灣邊陲部資本主義構造體的形成過程而確立時期，台灣農民則因日本獨佔資本的擴張與壓迫而蜂起。如著名的林圯埔事件（1912）起於三菱資本對竹林佔有、撥發事件；北埔事件（1902）導因日本強行保甲民參與「討番」而起，等等。而此期間中國（北伐）革命的進展，亦在台灣引發抗日復國的漣漪，許多農民蜂起，有以「中國援兵必至」，蜂起事件受「中國冊封」和「承認」為言。

1915年以後，上述多少帶有封建性、地方性，甚至宗教迷信等「前·現代」性的民族抵抗，隨著台灣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結構的進一步發展，逐漸演變為帝國主義下現代民族反抗運動。

1921年，以林獻堂為中心的，由上述與日本獨佔資本關係較疏，有一定利益衝突的地主仕紳階級為基礎之「台灣議會設置運動」，以請願方式熱烈展開，要求仕紳階級參與部份台政，使台灣取得一定限度內的自治權，受到日本當局的鎮壓。

同年10月，林獻堂、蔡培火和蔣渭水等組成「台灣文化協會」，集中了當時台灣各派抗日民族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勢力，形成深具活力的反帝民族統一陣線。

但是，潛藏在民族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在理論和戰略上比較幼稚的時期，不可避色地帶來這統一陣線的破裂。階級運動「終究以打破民族資產階級的地主所有制」為目標，終不能不顯露了台灣「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相剋」性質，而引發了左右分裂。1927年，以連溫卿、鄭明祿、王敏川為中心的左派，解除了地主仕紳階級的代表林獻堂、蔡培火、蔣渭水、陳逢源和蔡式谷等人的領導權。後者退出協會，另組「台灣民眾黨」。

而地主出身的中產階級自由業（執業醫師）者蔣渭水，隨著殖民地歷史發展而逐步左傾，在民眾黨內與右翼的蔡培火發生矛盾而分裂。蔡培火離開民眾黨，和右翼地主仕紳階級林獻堂、楊肇嘉另組純為保護地主仕紳階級利益，淡化民族反日抵抗色彩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民眾黨則在蔣渭水領導下繼續左傾，並廣泛插手台灣工人運動，並與大陸中國國民黨左派發生政治上的聯繫。

在第三國際，日本共產黨和勞農黨，以及中國共產黨交錯的影響下，1928年「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通稱「台共」成立，並積極介入文化協會展開活動。於是文化協會又產生王敏川一派對連溫卿一派的鬥爭，後者被除名而離開「文協」。台共內部在此時也發生宗派主義的鬥爭。迨1931年日本當局全面鎮壓反帝民族運動的局面下，台灣反帝民族運動全面潰敗。

前文已經側重提起殖民地台灣經濟的基軸，在以米、糖為中心的「單一種植」經濟。故殖民地台灣的產業，以農業為主。糖、米、茶葉和樟腦等主要工業，亦以與其連結的農業栽培及生產過程為重要，而使農業部門下的農業勞動者成為殖民地獨佔資本直接壓迫與剝削的對象。如前所述，在糖業帝國主義下淪為現代農業工資勞動的台灣農民，在關於甘蔗收購方式與價格的爭議、土地徵收和土地撥放予日本退職官吏關鍵性鬥爭中，在1925年，因二林事件鬥爭宣告成立了第一個農民工會（「農民組合」）。同一年，鳳山新興制糖廠土地徵購爭議事件，組成「大甲農民組合」。26年，全島性農業勞動者的工會「台灣農民組合」成立，並且迅速在全島相繼成立各地方分會。迨1927年，這個農民無產者的戰鬥組織已集結了兩萬餘農民，而成為殖民地台灣最具活力、旗幟鮮明的反帝民族運動組織，以農民為基礎，在以台共為中心的領導下，團結了抗日的中小地主、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而形成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直到1931年的大鎮壓之前，留下了許多光輝的抗日民族運動史跡。

總而言之，日帝下的台灣，即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苛酷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成為這一時期民族主義的基礎。從中國割讓出去的殖民地台灣與其它殖民地如朝鮮的不同，在於朝鮮之殖民地化，為全朝鮮之淪亡與殖民地化，而台灣之殖民地化，係台灣－－地自中國被割讓予日本而殖民地化。而朝鮮之反日帝民族解放運動，即全韓民族之民族解放運動，而台灣之抗日民族解放運動，自然具有強烈的以復歸中國、振興中國的「中國指向性」，以漢民族為自我認同，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從日本帝國主義之轄制與壓迫下求得解放與獨立的精神與思想內涵。這不但為日本在台權力當局總督府最高警憲機關所不得不承認，亦為當年抗日志士大量的文獻所證實。而此時台灣抗日民族運動陣營內部，則因代表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被壓迫人民不同階級立場與利益而有自右翼以至左翼；自地主仕紳以至農工階級不同的目標與戰略，而形成抗日運動的統一陣線時期（1921-1927）和分裂重組的時代（1927-1931）。

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1945-1950）的民族主義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之殖民支配全面瓦解，台灣在《波茨坦宣言》和《開羅宣言》下復歸於中國。

從社會性質上看來，台灣社會隨著台灣之在政治與經濟上重歸於中國而進行根本性的重組。日帝下台灣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至此而被吸納到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光復後不久，代表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即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大買辦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國家權力的陳儀接收集團，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取代了台灣總督府而為光復後台灣的統治機關。

陳儀當局隨即進行對台灣日產·敵產的國家沒收，而將總督府轄下統制基幹產業全面收編為國民黨官營企業，形成了一個以台灣銀行為頂點，將台灣金融、保險、電子、制鋁、肥料、造船、機械、水泥、造紙、農林和工礦，依「國營」、「省營」和「國·省合營」而收歸國府經營。於是，日帝台灣殖民地體制下的日本獨佔資本，一舉而整編為國府統治下官業獨佔資本，即國家資本的獨佔系統，包攬了一切台灣基幹性產業、主要的金融機關、商貿機關、運輸產業和通信產業，形成具有高度統制力的經濟系統。

而經過國民黨統治集團再編的台灣官業獨佔資本，在1945年以迄土地改革尚未完全告成的1950年（即傳統地主－佃農體制尚未完全解體之時），在性質上，是20年代後半以降，以「四大家族」為核心，在大陸社會的基礎上生成與成長的中國官僚資本的一個組成部份。這個官僚資本，依恃國家權力，以對外借款、財稅徵收和投機及通貨膨脹的手段，進行超額累積而肥大，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壓迫機制。

經陳儀集團再編的在台灣官業獨佔資本，以財政金融權力將社會資本向官僚資本轉化，助長其累積、積聚與集中，並且也以關稅等國家權力的干涉，保障官僚資本的獨佔性，並以價格、市場的獨佔，政策性價格補貼以保證其超額累積。1950年後美帝經濟援助，基本上鞏固了官僚資本主義。

而光復後的台灣，也在將日本獨佔資本全面改編成國民黨官業獨佔資本過程中，從物質上組織到當時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構造件之中。從1945年到50年間，雖然農業上快速復興，但因為陳誠當局以官業獨佔體制為國共內戰的財政服務，濫發紙幣，強行大陸和台灣間掠奪性貿易，瘋狂剝奪台灣經濟的剩餘以挹注內戰的財政耗費，加上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迅速擴大條件下，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的末期的、崩潰、腐朽和混亂也感染到台灣來，造成深刻的社會和政治的矛盾，而成為1947年2月蜂起的原因。

在階級關係上，陳儀集團代表了當時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買辦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而為台灣的統治集團。從日據時代延續下來的台灣本地地主仕紳階級，在此一時期中和這統治集團有良好的關係。日據時代受盡在經濟上的民族歧視的台灣本地資產階級和中小企業民族資本家，由於陳儀集團全面沒收了敵產基幹產業，使他們光復後興業發達的美夢成空，對國府有一定牴觸情緒。市民、知識份子，則對陳儀集團為支援國共內戰竭澤而漁、腐敗貪污，對人民作威作福的政治和財政崩潰後生活的貧困化深為不滿。廣大工農民眾亦因不斷的貧窮化而不平。

1946年1月，美軍駐華人員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的事件引發了全中國反美·反蔣·愛國·民主運動，波及全國，也波及台灣，在台北集結了萬名各級學校愛國學生聲討美軍暴行，在台北喊出了「美帝國主義滾回去！」「中華兒女不可侮」「停止內戰」和政治民主化的口號。這是日本敗走，台灣光復，在全中國要求反帝·反封建·民族和平與政治民主化的變革運動時代背景下，台灣的民族主義的新發展。

1947年2月28日，以台北市民蜂起為中心向全島漫延的2月事件，要求高度地方自治；要求全面民主改革；要求停止內戰，也要求振興經濟，公平分配。從當時全國局面去看，台灣2月事件，也是當時國內無數人民要求廉潔政治，要求地方的民主自治和反對內戰的反蔣．反內戰．反民生凋弊的群眾蜂起事件之一，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一愛國主義運動的一環。

1947年11月，以台灣《新生報》副刊「橋」為論壇，展開了近一年的台灣文字性質與方向的重要論戰。在論戰中，主張在日帝下發展起來的台灣新文學高舉科學、民主的精神，以反帝、反封建為思想內容，與中國革命有一致之處，「是中國新文學戰鬥的分支」；作家楊逵認為在台灣新文學主流上，「未曾脫離民族觀點」。駱駝英進一步從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社會與日帝下殖民地·半封建台灣社會異同之矛盾的統一，確立了兩地文學在反帝·反封建·民主與科學等思想內容的理論基礎，從而論證當時包含台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的總方向，應該統一在「新現實主義」，即「立腳在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上，且站在與歷史發展的方向一致的階級立場上」的藝術思想與表現方法。

1947年2月事件以後，中共地下黨在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指導下，有較為快速和廣泛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的變革運動，高舉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大旗，吸引了經過2月事變大鎮壓後的苦悶而覺醒的台灣青年、知識份子和工農民眾，而與當時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的路線匯流起來。

1949年，以中共地下「學生工作委員會」為核心而展開的學生反內戰、要求民主改革和經濟改革的學生愛國運動不斷高漲。同年6月4日，陳誠當局出手逮捕愛國學生，是為著名的「六四學運」事件。同年元月，台灣著名作家楊逵團結其他本省和外省籍文化·文藝工作者，發表《和平宣言》，主張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炮製的「台灣托管」和「台灣獨立運動」，要求徹底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反對內戰，振興產業，建設台灣，終遭逮捕入獄。

1948年，在台北、台中等地，領導過2月蜂起的前台共人員和中共地下黨人士，在2月事件後的大鎮壓中，潛退香港，組織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從1948年到49年間，該同盟迭次發表聲明，揭發和批判美帝國主義陰謀霸佔台灣，炮製聯合國托管台灣和台灣獨立的行徑，聲稱人民「不但要反蔣，也要反對美帝國主義」。當時「台盟」主席，台灣著名的革命家謝雪紅，更曾以專文深入揭發美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分裂中國的陰謀。

以上所舉，自1945年以迄50年的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具體表現了在當時台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台灣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發展。

四　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階段（1950-1963）的民族主義

在這時期中，台灣發生了重大的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先看經濟方面。

台灣農地改革，在1952年結束。在台灣有數百年歷史的地主、佃農制解體，創造了大量小資產階級性獨立自耕農構成的農村社會，台灣社會的半封建性質因此大為降低。廣泛的「翻身農民」，儘管受到接踵而來的「肥料換谷」、「分糖」制等工農業間不等價交換和國家強權的收奪，仍然成為也支持國民政府的農村力量，農業生產迅速恢復到1939年的高紀錄。

韓戰後，第七艦隊封禁海峽。中國隔海峽對峙分裂，同時在美國軍經援助下展開第一次四年經濟發展計劃。在美國深入台灣經濟、財政、軍事各部門的「援助經濟」下，台灣開始形成了與中國民族經濟圈完全斷絕條件下的國民經濟單位，進一步強化了民族分裂的物質構造。

在美國為冷戰戰略服務而強力在台促成私人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下，1950年後，台灣工業以巨大的官僚資本主義公業部門與私人集團資本及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而展開。而在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的策略下，以紡織、造紙、水泥、食品產業為中心的台灣外省籍·本省籍民間企業資本有蓬勃的發展，形成至今與官僚資本公業體系共同獨佔島內市場的民間家族集團資本。至此，國民黨官僚資本發生性格上的轉變：它為了圖存與發展，不再如過去一味壓抑民間資本，強取豪奪而自肥。在繼續維持其「相對自主性」的權威條件下，以及在美國壓力之下，它轉而扶持和掖助而不是收奪與壓服民間資本的發展。台灣前地主仕紳階級向產業資本階級轉化以興業發家的宿願得償，因而也成為40年間支持國民黨的階級。

另外，從1950年到1965年，美國在台挹注每年約一億美援的經援，並藉此取得對台灣政、軍、經、財各領域深入的影響力在1953年－65年期間美資獨霸台灣。美援資金對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公業與私業部門，都介入極深中，使公營企業和私人財團企業帶上複雜的買辦性，並使它們在原料、資本、技術、市場和投資經營方向上對美造成深度依附。

這一時期，台灣輸出品仍以米、糖為大宗·而輸出增長率，年平均可達24.6%，而輸入品則以美援物質為基軸。大米的輸出，一方面以國家權力壓低米價，制度性的徵收，並以肥料不等價交換米谷，再加上對農村的各種捐稅，對農地改革後的農業高額剩餘進行掠奪。而美援糧食的大量進口，也使過剩大米轉為出口，換取外匯，挹注於工業資本的發展，並以之支撐反共軍事財政。在這一點上·國民黨國家對農村的地主性掠奪和沉重的軍事性財政，規定了它一定的半封建性格。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是美國和國府當局同時政策性地協助台灣公營企業和民間私人財團企業而發展，已見前述。美國這種援助，帶有明顯的政治意義。支持公營企業，是為了穩定撤守台灣不久驚魂未定的國民黨社會基礎；支持民間企業，則是為了美國深信一個親美、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台灣，才能從它的內在發展強固的反共動力，阻扼共產主義的擴張。

從這個觀點來看，美國默許國民黨在美第七艦隊干涉海峽條件下，讓國府進行慘絕人寰的反共肅清（red purge），屠殺、槍決四、五千人；拷問、監禁了近一萬人，徹底消滅無產階級革命勢力和意識型態，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說，其實便是為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反共戰略性的發展剷平道路的殘酷工事。

美國在韓戰後大力鞏固和確立國民黨「壓迫性國家」（repressive state）的過程，亦可作如是觀。為了塑造有利於美（外）國資本在台的「投資氣氛」（investment climate）即工人階級組織性爭議力量的有無；民主的程度；思想檢查；特務恐怖、非法逮捕與拷問的有無，法律上對外資的各種優惠，特惠之有無等等。這些指標越是負面和穩定性，即工人階級的組織力量越弱，民主越遭蹂躪，人權越遭破壞，非法拷問、逮捕、處決越普遍，外資利潤越能自由匯回本國，對外資特惠法律越多，則「投資氣候」的評級越高），美國在「自由世界」範圍的不發達國家炮製了大量「第三世界法西斯國家（The third world Fascist states）。而台灣高度的反共·國家安全主義·對美扈從國家（The Anti-Communist-National Security U.S.client state）的形成，，其實便是為了使這具有高度「相對自主性」的國民黨國家，以其高度法西斯獨裁，去促進台灣戰後資本主義進行高度、超額、超經濟性的累積、擴大再生產與集聚。

政治肅清所造成的長久而強烈的恐怖、和國民黨「壓迫性國家」形成的過程中，自日帝時代以來艱苦發展的、台灣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傳統－即其人的、組織的、思想意識型態的、社會科學和哲學的激進傳統，遭到徹底的、毀滅性的打擊。

內戰和國際冷戰的交疊構造，在台灣形成長期嚴酷的思想檢查，不但嚴重破壞學術、思想和創作的自由，而且大量製造極端右翼的、反共的冷戰思想。久而久之，這極端的反共主義發展為反民族和反華主義，成為日後「獨台」和「台獨」等反民族逆流的思想根柢。

其次，在政治肅清過程中，日據時代親日派漢奸地主和仕紳階級，藉著在政治上檢舉昔日的政敵－－台灣左翼的民族民主運動家－－來交換免於漢奸罪的追訴，也進一步交換其生涯後世在國府權力下的榮華富貴。這種鮮明的忠奸顛倒，對戰後在台灣的民族主義是另一個重大的打擊。

1950年以後，台灣成為美國遠東反共戰略上的一個基地。在1950迄65年期間，美國在台設有「協防司令部」，武裝駐兵於台灣。美國在台使領館、情報機關和軍經援助機關在台灣享有治外法權，有凌駕國府的權威。台灣在政治、國際外交、軍事、情報、財政上完全庸屬於美國。國民黨放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原則，為一人一黨之私，甘心淪為美帝國主義「扈從國家」。因而，1950年以後，國府的對美斜肩諂笑固不必論，即對日本前戰犯軍人和官僚如崗村寧次、岸信介、籐尾正行，莫不待若國賓，曲意逢迎，並壓制一切反美反日言論，也間接抑制了台灣的民族主義。

1950年以後，美國影響力深入台灣各個領域。在台灣高等教育、文化、意識型態分野，美國透過留學政策、基金會、人員交流交換、獎學金和廣泛直接使用美國高教教科書，40年來培訓了大量經過美國化改造的買辦精英知識份子，由他們逐步佔領了上至總統府以迄民間商貿機關的領導工作，在朝野兩黨、在廣泛政、軍、經、財、商、學、大眾傳播、科技等領域，這些「美國製造」的博士、碩士皆位居要津。美國中心的文化、思想、意識型態和知識、學說，便經由這些人在台灣不斷地再生產，形成台灣反民族（anti-national）、非民族（de-national）、親美和分離主義的思想根源。

總之，在國際冷戰體制的邏輯下，美國以經濟和軍事武裝默許和支持從1950年展開的反共肅清，造成巨大持久的政治恐怖，並在這恐怖的氛圍中，美國以具體的金錢、物資、武器、政治和外交，支持成立和強化國民黨「壓迫性」、「次法西斯蒂」（sub-fascist）國家。這一殘暴過程，在經濟上有重要意義。即以恐怖與獨裁刻意製造一個非民族、反民族條件，以利外國資本和本地資金恣意、高額的累積與集聚。而在另一方面，美國和國民黨也同時設計好了一種「安慰裝置」(placebo apparatus)：廣泛的台灣佃農、貧農在農地改革中分得土地，轉變成小資產階級的獨立自耕農；日據時長期渴望興業立業的地主仕紳資產階級，因美國政策性援助、國民黨權力的挹助，在發展進口替代產業政策下快速巨額累積，中小企業亦開始發展，部份前大地主階級亦經由「四大公司」的開放而順利轉化為產業資本家。而這一時期經濟的相對的、總的發展·也相對、總地改善了生活。這些「安慰裝置」在很大程度內造成了對於政治恐怖和政治獨裁造成的痛苦之鎮靜、鎮痛作用。

然而，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也正是在這樣的機制下，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浩劫。日據以來台灣光榮的民族民主運動和愛國主義進步傳統之人脈、組織、思想、學術、文學藝術等巨大傳統，毀於一旦。

五　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階級（1963）的民族主義

此一時期台灣社會的新殖民地性，除了因上一時期形成美國對台灣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深刻支配的延續，更具體表現為：（一）1965年後，由於一個深度依賴美國而發展的台灣已經形成，美國「終止」對台援助，而以其15年台灣經營的特殊地位，通過金融資本﹑投資的方式在國府超優惠條件下來台加工輸出，利用台灣超低工資，收取大量經濟剩餘；（二）美國資金利用過去15年間與台灣公業資本、財團資本複雜、主從的關係，交叉投資深刻地滲透到台灣公私業資本而使其買辦化、依附化：（三）1979年美台斷交後，仍然接受依宗主關係的《與台灣關係法》維持美國對中國內政、台灣事務的干涉，等等。

但隨著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快速的、依附性的發展，台灣社會的半封建性格解體。但另一方面，在「依附型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結構性限制下，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和中心國資本主義在發展水平、構造和性質上仍有巨大落差，內包著諸多複雜的問題所造成的後進性，因此而規定為「半資本主義」。

台灣社會半封建性的崩解，首先來自經由農地改革而根本性地消滅了地主－佃農經濟體制，而且進一步輔導了大地主仕紳階級轉變成現代產業資本家，創造了大量小資產階級自耕農。另一方面，台灣官僚資產階級，即國民黨統治權力，亦伴隨美國主導下的台灣資本主義發展過程而產生重大的性格改變。例如其從金融、商業資本轉向工業資本，甚至投資能源產業和基幹工業；以政治權力扶助民間資本等等，都是大陸時代官僚資本所沒有的性格。

在1963年以後穩定發展起來的戰後台灣資本主義，有這些特點：

（一）以高度獨裁的國家權力，在長期壓低米價，以強權恐怖政策下壓抑勞動階級組織性的爭議權等條件下，形成超低工資體制。利用這穩定的、馴良的低工資勞動，大舉吸引美日資本，投向勞力密集、低附加值加工出口產業，從而被組織到美日國際分工體系中，而取得經濟的成長。台灣乃成為中心國的低工資，勞力密集產業的國際加工基地。

（二）在結構上，台灣戰後資本主義分為官僚資本的公營企業部門、家族財團系資本和中小企業資本部門。前兩者關係比較密切，享受著國家權力各種特惠和翼護而獨佔島內市場，因此官僚資本和家族財團資本在政治上比較一致。後者比較沒有受到國家權力的扶助，國內市場又無其容身之地，而專在以美日為中心的國際分工中，即其向外循環而成累積，故而對國民黨權力有牴觸情緒。

然而，正是這些零細、大量的中小企業，肩負起1963年以降台灣對外輸出貿易經濟的主力，層層相因，不斷帶動私人資本部門的增殖，也不斷推動經濟的發展。

（三）在國民經濟中仍占基幹地位的公業部門，仍為官僚資產階級所控制與管理，仍然有一定私產性，而且由於官僚主義，績效不彰、貪腐、虧損等落後現象早已構造化，卻又長期依恃其國家強權，以價格、市場上的特權和獨佔，繼續收穫其積累。

（四）在家族財團資本方面，由於長年依恃權力的翼護而享受融通、價格市場保護，仍然存在著研發部門嚴重落後、家族式管理、資本社會化的躊躇等落後現象。此外，對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的依附，使其獨立性和民族性饃糊化。

（五）在這種畸型化的國民經濟構造下，台灣經濟顯出缺乏最上層的國民產業的生產財產業部門。而其與外向性中小企業加工出口工業之間，因後者乃做為中心國國際加工基地而形成，故與島內產業（以消費財產業為主）沒有結構上的關聯性。而外國資本，即國際市場的意志、利益、需要，對於台灣資本的公業部門和私業部門都有過強規定性和指導性。這是正常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系統所無的現象。

以上諸特質，使台灣戰後資本主義雖然在積累的數量和經濟生活上已逐漸接近先進國，但離開真正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甚遠。而這一新殖民地的「半資本主義」特質，也表現在台灣資產階級的性格上。

前已論及，50年代崛起的民間財團資本，其發生與成長過程，皆受到國家權力和美國經援的政策性扶助。正是在台灣社會新殖民地化的過程中，民間財團資本依附官僚資本和美帝國主義權力和物資，在政治恐怖和高度獨裁政治下，以特權與優惠而迅速達成積累。因此，民間財團資產階級的血液中，滲流著官僚資本與外國資本的血液，失去其獨立性和民族性，不具民族資產階級的性質，對國民黨權力和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拮抗的性質，反有深度馴從的性質。

崛起於1963年以後的中小企業資本，雖然受到官僚資本與財團資本相對的壓迫，無法分享島內市場；無法得到銀行在資本融通上的便利，無法獲致國家權力強有力的、政策性質的保護，而有改變當前體制、拮抗當前權力的性質。但是，由於具有利用次法西斯體制更苛酷地剝削勞動階級的一面，又由於（一）其資本循環過程與中國民族經濟圈無涉，而外向地在美日為基軸的國際分工體系底部完成累積，即深度依附外國市場、通路、技術、半成品而累積，以及（二）具有高度國際性（即非民族性）與長於金融流通的「商人性」（此一性格與其依附性聯結而有買辦性），台灣中小企業小資產階級，雖然有反國民黨的性質，但也不具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性格，即它的累積過程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關係是統一性多於矛盾性；依附性多於拮抗性，所以不若其他第三世界的中小企業小資產階級那樣，成為民族民主運動的支持者。相反，這個階級成了「反蔣而不反美」的右翼民主改革派的核心，在70年代中期以「黨外」民主運動的形式，登上政治舞台。1979年末的美麗島事件，因國民黨的鐵腕鎮壓，使這個階級欲在體制內改革，在台灣連串外交挫折的暴風雨中，欲促成國民黨民主化改革而圖「革新（反共）保台」的希望幻滅，其「反蔣·反共·不反美」的保守性民主化運動，至此逐步步向台灣獨立運動，即資產階級右派反民族、反統一的方向傾斜了。

在1950年以降民族主義挫折的社會和歷史發展中，我們要特別提到1970年代10年間新生代民族主義的復興。

隨著60年代中期後台灣資本主義的全面發展，不但創造了大量的資產階級與中產階層，也更廣泛地把台灣現代勞動階級推上了社會舞台。在反共戒嚴體制下完全喪失團結和爭議權的台灣工人階級，在沉默中遭受苛烈的盤剝。社會矛盾在壓抑下激盪。

60年代末，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反思運動，造成一世代知識份子的「反叛」。反越戰運動、黑人民權運動、「民主社會學生」（SDS）運動、言論自由化運動，對中國、越南、古巴革命的再評價.……席捲美國知識界，醞釀著「新左翼」思想體系。就在這個環境下，來自港台的北美留學生受到無法避免的衝擊。再加上此時美國也正值轉換對中國政策，在大眾媒介中，大量出現文革前期中國的影像。1970年，美國石油資本任意將中國領土，蘊藏豐富石油的釣魚台「行政權」劃歸日本，引起留學北美的港台中國學生忿怒抗議。而國民黨當局對留學生的愛國運動橫加干涉，使運動的熱度陡增，迅速發展為「認同（社會主義中國）運動」，並旋即向「統一運動」飛躍。

保釣運動雖然很快地分裂為左右對峙，雖然運動隨著「四人幫」的崩頹而逐漸消退，但運動的左翼卻留下深遠而重要的影響。1950年以被冷戰政治湮滅和禁斷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歷史和各種左翼社會科學，在這次運動的過程中重新和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思想生活和行動產生了密切聯繫。中國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反帝主義的傳統，重新在成長於冷戰歷史中的一代知識份子當中點燃。在1950年反共肅清中遭到摧殘的民族主義重新復興與發展。

保釣愛國運動的左翼思潮，在1970年引發了集中批判台灣西化文藝的代表型式－－現代詩－－的運動。1970年到74年的現代詩批判，提出了文學為人民，文學語言的大眾性，主張文學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風格，反對文學的惡質西化。1977年，在現代詩論爭的延長線上，在國民黨御用文人彭歌和餘光中的發難下，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官方指控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必欲置之死地。鄉土文學一派，則力言文學的民族性，力言台灣社會經濟的殖民地化，力言文學為勞動人民的向上服務。

受到保釣運動洗禮的島內外年輕一代，成為因50年白色恐怖而斷絕的激進傳統的新的傳薪人。他們有些人在70年代從北美陸續奔赴大陸中國，拋棄在北美的個人較為優渥的前途，參加在大陸各領域的建設。在當前情勢下，他們在台灣社會有典範意義。在台灣，保釣一代以雜誌《夏潮》為中心，形成台灣年輕一代進步的、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的論壇。

1988年，台灣在戒嚴令解除後，代表台灣中產階級和中產階層政治要求的「黨外運動」迅速宣佈成立政黨。有感於台灣工人階級急需有一個自己的政黨，夏潮系知識份子結合了在台灣於50年代政治牢獄幸活的老一代運動家，支持創立了工黨及工黨解體後的勞動黨，在主觀和客觀複雜的局限性和困難下，至今堅決地為支持和發展鮮明高舉左派統一旗幟的勞動黨而努力。

1987年，蔣經國宣告開放大陸探親政策，使早在1979年大陸宣告兩岸和平統一政策之後展開的兩岸經濟往來在台公開化。從那時到現在，台灣對大陸的旅遊、探親、投資、設廠的活動迅速增長，兩岸經濟關係的深刻化和密切化，正以更強大的勢頭不斷發展。

從台灣戰後經濟史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構造性改變。1895年到1945年，台灣基本上被迫與中華民族經濟圈剝離，而納入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進行資本循環。1945年，台灣光復，台灣重又編入日趨崩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經濟。1950年韓戰爆發，美帝國主義軍事干涉海峽，台灣經濟再度與中華民族經濟斷絕而依附在美日資本體系「單獨」發展。1988年以降，台灣與大陸重又在一個民族經濟下整合。而此一整合，勢必將在台灣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上產生重大的變化。

而促成這一變化的內部原因，正是上述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依附性發展所帶來的矛盾所促成。工資上漲，使台灣喪失了低工資的優勢。長期研究發展上的落後，使台灣產業無法自主和向上升級。加上兩岸關係的無法明朗，使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躊躇不前，投資趨緩。正於此時，面臨市場末日的台灣中小企業資本在兩岸恢復單向往來的時機，資本按自己的邏輯，奔向大陸這個龐大的低工資地帶，吸吮高額的剩餘而延命。

隨著台灣中小企業資本愈益深入地組織到在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國民族經濟中進行其循環，原本帶有買辦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台灣中小企業資本，勢將逐漸改變其性質，即逐漸增加資本的民族性。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業政治願望的民進黨，在將台獨條款正式列入黨綱的黨內爭議中，就具體出現過部份中小企業資本的躊躇與反對意見。

另一方面，蔣氏兩代總統去世之後，1950年為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累積與擴大再生產而設立的高度個人獨裁的反共·波拿帕國（Anti-Communist-Bonapartist State）崩解。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向下調整，使之更洽當地代表台灣官僚資產階級，大財團資產階級和買辦階級的利益。這些階級，迄今猶基本上獨佔島內市場；基本上還享有從50年代延續下來的特權以增進其積累與集聚。因此，雖然在權力和利益分配上已經更多以階級而不是省籍的邏輯進行，但李登輝體制基本上也依照官僚資產階級、大財團資產階級和各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主張維續現狀，主張反共拒和，在宣傳上，仍然主張「反共統一」和「勝共統一」、「和平演變統一」，依然主張依恃外國勢力偏安，主張台灣為「政治實體」，搞實質上的「一中一台」、「兩個中國」。

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中，代表台灣中小企業資產階級和龐大的外產階層利益的「黨外」運動所主張體制內改革以「保台」的希望落空，在「反蔣·反共·親美」的政治要求中，逐漸突顯其親美·反共·反蔣的階級立場而走向民族分裂主義。

80年代末葉以後，雖然部份台灣中小企業資本服從資本的邏輯而逐漸組織到大陸的中國民族經濟圈而逐漸增加資本的民族性，但尚未反映到政治和思想等上層建築。台灣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的民族分裂主義，到1991年將台獨條款列入民進黨黨綱時達到高潮。這民族分裂主義，在當前李登輝「獨台」政權直接和間接溫存、姑息、鼓勵和利用之下，獨台與台獨的利益逐漸趨於一致，形成朝野一致的反民族、反統一勢力。

然而，1991年底的選舉，激進台獨主張宣告失敗。逐漸深入的兩岸經濟關係，使部份中小企業資產階級撤銷了對台獨的支持，應是這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時至今日，國民黨和民進黨諷刺性地為阻止兩岸三通和民族統一問題上愈來愈接近，和台灣民間，特別是中小企業資產階級要求直航、三通以至漸進的民族統合願望針鋒相對。

建設和實踐並統合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為基礎的再生產體系，超越暫時被分裂的祖國兩個不同體制的限制，是建設兩岸互補經濟關係，把兩岸經濟利害統攝在一個民族共同體之下，實現兩岸－－全中國在互相補充基礎上的統一的民族經濟的重要條件。1980年中後逐漸增強而於今尤為勢不可當的兩岸經濟整合，無疑是兩岸統一的重大物質條件。而與這物質變化相應的、新時期的民族主義，勢將在不久未來在台灣政界、文化界和思想、社會科學界有所發展，殆無疑義。

六　結 語

民族，是人類所創造最高的人種共同體。它不僅僅是經由自然的過程形成，也是經由民族共同體構成員，即作為社會性而存在的人之不斷的社會實踐之產物。中國現代民族意識的形成，包括在台灣中國人民之現代民族意識的形成，是帝國主義侵侮歷史中，在反侵侮、反民族壓迫的廣泛長久的抵抗－－特別是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實踐中形成與成熟的。

1950年以後，中國在內戰與冷戰雙結構中陷於分裂。台灣在新殖民地體制中經由對外依附的機制下取得獨自的經濟增長，形成特殊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體制。而民族主義便相應於戰後資本主義各階段不同的物質構造而消長，已見前文拙論。

1988年以降展開的兩岸經濟的整合，能否朝向重建一個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還得看今後的發展能否達成這三個基本條件：

（一）建立民族經濟再生產體系。即建立一個由民族資本－而不是買辦資本、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所支配、管理和擘劃，在自己民族所支配的地理的範圍內進行再生產行程，滿足民族構成員的生活需要。

（二）自我圓滿和自我控制及管理的再生產機制的形成。即不使外國資本的邏輯和需求擴大而成為再生產的主導條件。建立一個由農漁礦業為基層，生產消費財的國民工業為中堅，而以製造生產財的國民工業為頂端的，健全的經濟結構，使對內對外分工合理化。

（三）要使經濟成果向民族構成體內的國民和人民擴散，以公平、正義的分配，消除經濟上的不正與腐敗，消除階級間收入的格差。

1949年的革命，在帝國主義軍事和經濟封鎖包圍下，中國大陸採取了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基本上隔絕，獨立自主地在國家計劃經濟體制下，基本上拒絕商品和市場經濟，注重為需要生產，為公平分配，為保衛革命而優先發展國防工業等的發展路線。「開放改革」以後，中國決定投入國際市場，推行「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累積政策。十多年來，雖然經濟上有了十分明顯的增長，但也累積了不少嚴肅而險峻的問題。外來資本為大陸超低工資而依其自己的需要與邏輯湧入；隨市場、貨幣、商品經濟的空前膨脹而誘發社會對商品、現款的高度飢餓，從而引起49年以後一度被消滅的貪腐、敗德等消極現象的復活：在鼓舞某種資本主義的積累下，公私關係的矛盾，所有制問題的矛盾日益明顯；在勞動力的商品化日趨深刻化的過程中，末端的直接生產者，即做為國家、社會領導地位的工人階級的現代工資無產階級化問題：對女工、童工的剝削問題；開放的沿海特區與古老的內陸貧困地區的經濟格差問題；工農業產品價格巨大落差驅使龐大內地農業人口湧向沿海城市，投入超低工資勞動的巨大隊伍問題和分配、收入的不均；新的階級分化問題……不但引起有識者深刻的關心，也深刻考驗著上述自立民族經濟建設的三項指標，也最終將影響在民族經濟重建過程中的兩岸間民族團結與統一的進程。

在70年代因保釣運動而重新點燃的，基本上擁護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在北美的新一代民族主義者，有一部份早在70年代末因認為文革後中國從社會主義原則後退而進入苦悶，近年來，開放改革的展開及深化所浮現的大量消極現象，以及各種倒退和背離社會主義原則的生活情況，也使台灣的新生代進步的民族主義一系的人們產生複雜的焦慮和苦悶心情。事實上，當前的開放改革運動，實際上也在大陸內部引起既使隔著海峽、從台灣看來也不失明顯而激烈的認識上、思想上、理論上和實踐上的矛盾。正確地、科學地、民主地、深入地面對這個矛盾，認真做出理論和實踐上的解決，是重建包攝兩岸經濟的中華民族經濟體，完成民族團結與和平，勝利達成民族統一的偉大事業所必不可逃避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