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反西方開始

寄上從牆縫裡擲出的一篇爆炸性文章，我已遭圍剿與Ostracized！但是弟堅信是對的，歷史上對，現實上也對；故我「求」你在《海峽》9月號轉載，讓它炸得更大些！文責自負。
顏元叔 92,8,19

六四之後不久，一位長居美國的台大外文系老同事回來；我與他20年未見，一見就吵。他說我們讀文學的人，就是要尊重個人，人性，自由，民主。我嗤之以鼻。我說在近代史的國際環境中，我們中國人要尊重的是人群，集體，與國家；人性善惡難斷，集體之自由應先於個人之自由，國家之強大遠較民主為重要。我的論調如今寫在這裡，我想不會獲得多少人的支持，尤其是搞文學的。因為經過近百年的西風醺陶，我們太習慣於尊重所謂的「人」或「個人」，所謂「人性」，所謂「民主」，所謂「自由」等日夜掛在我們嘴邊的名詞。究竟這些名詞，我們賦給了什麼內涵？什麼界說？大抵而言，脫離不了我們所讀過的西方文學，評論，乃至哲理方面的書籍。換言之，我們的人生觀價值觀，是由西方文學文化潛移默化塑造成型的。這些觀念之好好壞壞，另作別論；我只強調，它們是很西方的。我們也不能說西方的這些價值與中國的價值，就迥然不同；同異之程度，也當另作別論。更重要的是，這些價值觀是否適合中國歷史現階段的需要，問題太大，此處存而不論。我還是只強調：我們這些人腦子裝的這些價值觀，源於西方，師法於西方。簡單地說，我們認同西方價值觀，降服於西方價值觀。

我們認同西方價值觀，被西方價值所征服，都直接間接與鴉片戰爭有關，與鴨片戰爭以後的一切中外不平等關係有關，是一個歷史因果。我們這一群人到如今還是處於鴉片戰爭八國聯軍被征服者的地位上：西方人繼承著勝利的地位，我們繼承著失敗的地位。可以這麼說，西方打敗中國，中國向西方降服；降服的中國人之中出現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國知識分子，一代又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自願或不自覺地作為西方殖民中國、征服中國的代理人：西方人自己曾經殖了中國人之地，西化中國知識分子幫他們殖了中國人之心！

信仰西方各種文化價值的中國人，在信仰上既已認同西方，在價值上既已認同西方，他就很難痛恨鴉片戰爭或八國聯軍，憤然與西方牛角對牛角，從批評、反對、到殊死鬥爭。成天讀荷馬，讀莎士比亞，讀「艾略特」，讀西方文學文化的人，讀來讀去，會不自覺地墜落到他們的字裡行間，言必稱「哈姆雷特」，行必經「荒原」，話必須「解構」，滿紙都是「滴滴達」。於是，這些人的意識成了pachinco鋼珠，依沿著西方人所設定的鋼針路線，彈彈跳跳，好像很自由，很自主，其實是宿命地落入到西方人預設的小洞中去。他們的殘酷軌跡迫使我們這麼走；走慣了，我們也自願這麼走－－像牛走上屠宰場之路－－而且覺得是唯一可走之路，甚至以為是康莊大道。

打開任何一本英美文學作品或評論，只要我們稍稍轉移認同西方的視角，便會發現幾乎每一句話，每一段話，是如此浸淫著西方價值觀點（這當然是應該的，這原本是他們的書，他們的文學文化結晶），以致你－－作為一個中國意識－－幾乎要為每一句陳述跟寫書人爭吵！基督教，中產意識，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此四端是構成西方主流意識的四要素－－更重要的是：西方利用這四把刀處處傷害別人，處處圖利自己，不折不扣地作為西方帝國主義之征服工具。西方人當然有權利去信自己之所信，衛自己之所衛，堅振自己要堅振的傳統。問題出在我們身上：我們為什麼要信他們之所信？衛他們之所衛？如今，他們寫什麼，我們讀什麼；他們怎麼說，我們怎麼聽；他們指點什麼，我們沿著他們的指頭眺望。他們叫我們看不起東方，我們就看不起東方：他們叫我們鄙夷中國，我們就鄙夷中國！他們罵大陸，我們跟著罵！

回到文學裡，舉個例子：繼承都鐸王朝御用史觀的西方衛道之士說，莎士比亞的歷史劇中，從頭到尾充滿著God's Providence；甚至說，亨利第五在Agincourt打敗法國人。也是God's Providence！我們像鸚鵡般覆述著。（其實，法軍之敗敗在交戰前夕下了大雨，Agincourt的田野一片泥濘，法軍重裝甲騎兵陷於爛泥中，或難以動彈，或倒地不起。亨利五世的英軍是Yeomen，輕裝徒步，開揭法軍頭盔，一一割斷其喉。這是史實。莎士比亞不這麼寫：他扭曲史實，而把法軍之敗歸因於「驕兵」；相對的，他把英軍寫成「哀兵」：結果，驕兵必敗，哀兵必勝；讓英法雙方打了一場「道德戰」。）但是，不拘史實如何，不拘莎劇如何虛構，反正上帝他老人家未曾舉一指而參戰，未曾在莎劇中顯過靈，莎劇情節的動力全是人之動力，乃至物質的動力，沒有半絲神力。那麼，西方迷信基督的衛道文評家，睜開雙眼說什麼瞎話，硬說亨利五世之勝乃是上帝之意旨?!我們何必跟著說瞎話?!（有人不說瞎話，也以尊敬的態度保持沈默，獻上默認！）這一個例子足以顯示，我們是如何被西方征服了，殖民了，我們是如何盲從著西方。擴大而言，在一切的一切上，我們是不是同樣盲從西方?!為西方利益服務?!盲目地維護並壯大西方的聲勢?!說真的，如今我們這一群搞西方文化的學界人士（包括搞文學的和搞其他各學各科的），真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中國所剩留的餘孽！

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唯一的大課題，可用革命志士一句口號概括：「振興中華」！但是，認同西方，跟隨西方，以西方為師，絕對振興不了自己的國族。因為，你既然向西方學習，你是學生，西方是老師；老師總是在上，學生在下。且看印度吧，且看菲律賓吧，且看馬來西亞吧，且看南韓吧，（台灣不用說了！）曾經在西方的胯下，時至今日，哪一個走出了西方的陰影！（而非常反諷的是；只要這些國家內有任何一絲新生氣息，任何一股自立自強的清流，它們都來自該國的反西方力量。如南韓的學生運動，馬來西亞的馬哈迪，乃至新加坡的李光耀。）所以，要「振興中華」，或振興任何邦國，在戰略上，必須走反西方的路！

振興之力不能求諸於原是「反振興」的帝國殖民勢力，正如同要強筋健骨不能吃鴉片為滋補。振興之力必須汲自不同於西方的源頭，甚至反西方的源頭。今日中國大陸振興中華之力源有二：其一，共產主義；其二，中國農民。共產主義是反西方傳統的產物，歷史為證。中國農民之為中國本土力量，不說自明。是毛澤東（坐擁線裝書城的毛之拒絕留學外國似也有象徵與實質的含義）糾合了這兩股自外於西方的力量，才得塑造一個不追隨在西方足跡裡的中國，中國才能獨立自主，才能自強振興，才培育成現今這股能耐，有成為明日世界超強之可能。從大陸中國的現實例子可以看出，必須反西方才能與西方並肩，必須反西方才能超越西方。

在這種認知之下，大氣候之下的小氣候，即是說，我們這些在台港乃至西方搞西方文學與西方文化的中國人，我們若自甘為帝國主義殖民勢力的餘孽，我們固然可以照舊欣欣然反芻著西方人士嚼剩的乾草，興奮自足地在西方學者所編的網絡中爬行跳躍。但是，假使我們不甘於以累積多少西方見解為論文腳注而自詡，不甘於總是引用西方學者為自己嘵嘵之論據，假使要憑自己的真知灼見說幾句不一樣的話，假使求政治之獨立，求泛政治之獨立，求文化之獨立，那麼，我們必須以反西方為大前提，以批評西方為小前提，努力建立一個獨立的文學文化的中國，這才可以匹配得上「振興中華」的大企圖，才能搶上「振與中華」的歷史大潮流。

中國必須向西方做一次泛政治革命，對西方泛政治作一場「文化大革命」！對西方文化作一次紅衛兵式的「造反有理」！可是，今日台港華裔文化中堅全是西化的紳士淑女，而紳士淑女不是革命的料子－－紳士淑女最適合做「租界」或「新界」的順民。她們與他們在西方學術會議上鞠躬如也，Ladies來Gentlemen去，終於以紳士淑女的身份老死在西方文化殿堂的屋簷下。更可悲的是：西方「大師」們只會說，這裡那裡死掉了幾個幾十個幾百個原籍中國的「好學生」，把他們掩埋在西方墓園之外的華人亂葬崗吧。為什麼台灣搞西方文學文化四十年於茲，為什麼香港人搞西方文化搞了百多年，請問，有沒有出現半個讓西方側目的學者：為什麼四十年來的台灣，百餘年來的香港在西方學術界沒有撥起一波漣漪？無他，因為我們一直在向西方學習，做西方的小學生，中學生，白髮蒼蒼的老學生。學生的學校作業從來沒有變成傳世之作的吧！文學文化本是泛政治的。政治上，西方征服了你，而你也自願做被征服者（殖民地的順民是日子好過的宮娥與閹人），那麼，你拿什麼東西做舉手攘臂之突破偉力，向別人爭取平等乃至出人頭地！

四十年前，毛澤東在天安門上宣稱：「中國人站起來了！」這話標示著舊歷史的終結，新歷史的開始。讓我們體認這一句斷言與預言的歷史根源之深沉，民族渴求之迫切，國家目標之偉大！這不僅是一位中共領袖的呼籲，這是全中國人之呼籲，這是兩百年來中國人的吶喊，全中國人的吶喊！讓我們這一撮安適於西方帝國主義文化殖民的黃色餘孽，也不宜太遲地摘掉餘孽的帽子，還來得及跳回到參加「振興中華」的行列中去吧！否則，我們只有持續地擱淺在歷史長河的沙渚上，既不是西方人，更不是中國人，只是中西苟且的怪胎，餘孽！

（原刊《中外文學》1992年6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