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三中全會」的權力鬥爭
評「三中全會」的權力鬥爭
國民黨「三中全會」後,朝野政客正在為新的「權力分配」而忙於鬥爭,我們更注意的是,一個可能即將來臨的新的台灣政局的根本變化。從「三中全會」後,國民黨的分裂已不是不可預期的了,一個威權體制轉向「民主化」的改革,國民黨會不會像蘇聯一樣,在外力的誘因下,而瓦解和覆滅,李登輝會不會成為台灣的戈巴契夫,這都是值得注意的發展。
有了蘇聯改革失敗的前車之鑑,目前台灣的亂局已不能輕鬆的以「民主化」過程的一時脫序視之了。
蘇聯由於長期的軍備競賽和在美國「以共制蘇」的戰略壓力下,戈巴契夫上台後,一面向美國尋求和解,一面著手改革被軍備競賽拖垮的經濟。對美國方面,不但在裁軍上向美國讓步,並且逐步放棄對東歐的控制和華沙公約。美國則利用蘇聯發生的政治經濟的困難,在意識型態上,誘使蘇聯急轉彎的放棄維繫人民思想已久的社會主義;而在經濟改革上,以貸款援助為餌,誘使蘇聯進入「電擊休克治療法」的設計;對戈巴契夫本人則誘之以諾貝爾和平獎的虛榮。
在蘇聯的「民主化」過程中,我們還發現,蘇聯愈「民主化」,戈巴契夫由總書記而兼總統愈有「民意基礎」,戈巴契夫的權力也愈大愈獨裁,黨內失去制衡,終於逼使黨內反對派走向極端而政變。再由蘇共總書記親自把蘇聯共產黨結束,依靠共產黨而組織團結的蘇聯,隨之土崩瓦解。「民主化」了的原蘇聯除了種族衝突的內戰外,人民陷入絕望的沮喪,只有空著饑餓的肚子企盼美國波灣戰爭剩餘物資的救濟。
蘇聯的改革走上了自毀的盡頭,卻是美國「和平演變」蘇聯的完成和其全球戰略的勝利。
不必諱言,美國的對台政策是以台獨為其戰略目標的。在冷戰期間,美國為了避免以台獨迫使中共靠向蘇聯外,並且,在實際上,可以利用國共內戰,以台灣國民黨政權達成台獨戰略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仍然積極培植台獨勢力,以便冷戰結束和內戰結束後,能取代國民黨,繼續執行美國的台獨戰略。
所以,在70年代以後,美國一面與中共和解,共同對抗蘇聯;一面又以中共統一來威脅(如削減軍售)台灣當局接受其「民主化」,承認台獨的合法性。當時蔣經國沒有理由不清楚美國的策略,但最後不能不接受美國所要求的「民主化」、「自由化」和「多元化」。李登輝是學者出身的技術官僚,沒有雄厚的國民黨黨政背景,上台後,當與蔣經國時代的政治幹部有權力分配上的矛盾。再加上「省籍情結」,李登輝為鞏固權力,其能尋求的政治資源,就只有美國和「民意基礎」了。
為了要尋求美國的支持,就不能不與美國支持的台獨民進黨競爭配合美國的對台政策,所以,台獨之外,台灣又出現「獨台」,這就是李登輝自己說的「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國號叫中華民國」。為了尋求「民意基礎」,李登輝結束了為人所詬病的「萬年國會」,終止了「動員戡亂時期」,平反了「二二八事件」。不必「全民直選」,李登輝的「民意基礎」已無人可以匹敵的了。
為了排除對其權力的挑戰,李登輝進一步要攫取更大的權力;又由於台灣當局抵擋不了美國要求台獨合法化的壓力,致使國家認同分裂,社會亂象叢生,又黨內政爭不斷,即所謂「公權力不張」。在社會上也出現了「新強人」的盼望,尤其是「省籍情結」而期待李登輝成為新的強人。
在這樣的背景下,去年一屆國大修憲,已把只有動員戡亂時期才有的總統「緊急處分權」賦予了動員戡亂終止後的李登輝總統。原來準備在「三中全會」通過的憲改方案,又把監察委員的提名權賦予了總統,這不但破壞了原憲法所具有的內閣制和監察權獨立的五權分立的精神,使監委對總統的彈劾權及國大對總統的罷免權都實質落空成就了一個有權無責的總統獨裁制。「全民直選」並不失為民主的總統選舉方式之一,但為了強化總統獨裁制的「民意基礎」,又突然將策劃經年的「委任直選」改為「公民直選」,而引發了國民黨內分裂邊緣的鬥爭。
雖然,李登輝暫時沒有能和戈巴契夫一樣順利,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取得獨裁的權力,但是,以其所擁有的雄厚「民意基礎」,加上強烈的個人意圖,要和戈巴契夫一樣也並非難事。
但如果國民黨不能擺脫對美國的依賴和戰略控制,就解決不了台獨的問題,即使李登輝取得了獨裁的權力,就能解決國家認同分裂所產生的政治危機嗎﹖或者,台灣也將有葉爾欽崛起。所以,從「三中全會」來看,國民黨的改革會不會和戈巴契夫一樣走向自毀之路,我們實在不敢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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