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問題的背後（二）

印象良好的祖國之旅

1954年到1956年，西藏境內是一段較為平靜的日子，至少在表面上是這樣的。

1954年秋天，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達賴喇嘛排除了拉薩上層分裂主義份子強烈反對，毅然接受邀請，前往參加。8月底帶了為數頗多的隨員，由拉薩前往成都，從成都乘飛機到西安和班禪喇嘛會合後乘專備火車去了北京。這是達賴喇嘛第一次離開西藏。

從周恩來和朱德親自到北京車站去迎接他們這一舉動來看，我們不難知道，北京最高當局對這兩位佛教領袖是多麼重視了。尤其是達賴喇嘛的到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他是46年來第一個前往中國內地的達賴喇嘛。1908年，達賴喇嘛十三世，曾經趁到五台山講經之便，到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於去世前不久，曾經召見他幾次。此後，漢藏之間由於多種因素，形成嚴重對立，達賴十三世投入英國人的懷抱，於1911年清帝遜位，民國建立的青黃不接之際，單方面宣佈「獨立」，就沒有再和中央政府有什麼來往。

1954年9月底，全國人大閉幕以前選舉國家新領導人，19歲的達賴喇嘛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副委員長，這自然是中央給他安置的位置，但也看出國家對他們的重視了。會後他們沒有立即回藏，到天津、上海、杭州和東北各地參觀訪問，受到各地各階層人士的熱烈歡迎，自不待言。他們在國內各地停留了半年多，直到1955年夏天才回到西藏。

這次在國內旅行，給達賴和班禪兩位年輕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對達賴來說，旅行參觀都是新奇而富有刺激的經驗，很多事務都是他在西藏從未看過或聽過的，也因此改正了他以前對漢人的許多誤解。我們不能說，達賴喇嘛在回藏前後沒有改變他那「敵漢」心理。他在國內親眼看到的人和事，最少是使他對以前的許多認識發生了懷疑。

1955年7月，他返回拉薩不久，在他的羅布林卡夏宮向萬多僧俗群眾講話，談人大開會的經過和西藏未來的建設問題。從他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九個月的祖國之旅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那時對中央的領導階層，對國家的建設前景和西藏對祖國的未來關係都表現出很有信心，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不出於至誠。後來的數年中，達賴喇嘛沒有公開和私下裡表示對中央不滿，態度上還是很積極的。1956年4月，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正式成立，由達賴和班禪分任籌委會的正副主任委員，北京方面對他們的充分合作表示滿意。

1956年11月底，達賴和班禪應印度政府的邀請，前往新德里參加「釋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年紀念大會」，這時候事情開始有些不妙，逃亡在印的西藏流亡人士，在國際陰謀份子的指使下，包圍了這兩位西藏領袖，要他們留在印度，宣佈「西藏獨立」，使用的手段是「威逼」、「利誘」兼而有之。班禪的態度比較堅定，可能沒有受到什麼影響，達賴喇嘛則有些猶疑不定。

正在這時候，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和他們兩個進行交談，告訴他們事情的嚴種性。之後，班禪首先於1957年1月底返回西藏，達賴則留到2月中才由印度經錫金回到拉薩。他們兩人雖然沒有上了他人的圈套，但達賴有些把持不定是很明顯的。這階段裡，達賴可能是感到很困擾、很苦惱的。如果沒有他周圍那些分裂份子和西方野心家處心積慮地影響他，他這時也很有可能全心全意投入祖國懷抱，而揚棄了西方侵略勢力。

從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到1959年大暴風雨來臨前的這一階段，西藏野心家和那些洋大人們，早已在進行他們醞釀了很久的游擊武裝，在藏東和藏南地區游擊武力已經發展起來他們的組織。這些武裝力量是想一旦戰事爆發，用來驅逐漢人的。

在游擊戰的背後

小規模的武裝游擊組織於1951年全藏解放以後不久就已出現，規模不大。

先是在西藏東部和金沙江以東的甘孜地區活動。這一區域是康巴族人的居住區，康巴人驍勇好戰，過去在清朝和民國軍閥割據時代，漢人在這裡施行殘酷壓制，康巴人很多都有「恐漢」和「仇漢」心理，但他們對拉薩的統治者也長時期懷有敵對態度，在歷史上曾有很久是抵制拉薩政權的，對拉薩構成武力威脅。

在1950年解放前後，這地區的下層勞動份子大部份是同情和支持漢人的解放運動的，有一大批住在甘孜地區和昌都地區的康巴人都自動參加了昌都解放戰為解放軍效力，顯示了他們對解放西藏的積極態度。但是，在那裡的統治集團中的僧侶和貴族都是反共的，擔心共黨軍來會奪去了他們的特權。51年以後已經有零星的游擊活動。

1955年夏天，達賴喇嘛從北京返回西藏不久，這地區就發生了相當規模的武裝暴動，背後的指揮者就是分裂份子首腦索康和赤江二人。這次行動，由於他們事前的估計錯誤和外援沒有及時到達，事情沒有鬧起來。自這之後，零星的游擊活動，在台灣和美國的空中和陸上支援下，又進行到70年代初才告煙消雲散。

這地區以及後來藏南地區的游擊武力，如果是以「爭取獨立」為目的、為號召，還是可以爭取到一部份人的同情，可惜他們的行動從一開始就走了樣。游擊隊所到之處竟然大肆進行燒殺搶掠，甚至強姦婦女，對不願入伙的，或認為曾經協助過解放軍的，動輒施以砍頭、挖眼、剝皮等酷刑，使當地善良的老百姓受到嚴重的損害。搞「獨立」戰竟搞成了流寇行徑，就已注定了他們後來的失敗命運。

武裝暴動和游擊活動有沒有西藏境外的支持呢？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可以這樣說，沒有外來的支援，根本不會出現西藏有組織武裝反抗。

1955年以後，台灣的國民政府和美國的中央情報局都插手組織藏東的游擊武裝，他們之間可能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但也有某種程度的互相抵制。美國全力宣揚「西藏獨立」，而蔣總統領導的國民政府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在聯合國討論西藏問題時就已出現這樣的對立。所以，在協助發展西藏游擊武裝上，他們也可能是合作之外又各行其事。50年代中期，他們在藏東空投武器、通訊器材、醫療用品和戰鬥人員，空投任務大部份由台灣空軍擔任。在緬甸和西藏接壤的地區，這時可能還有一些國民黨的殘餘武裝力量，所以台北對於這一任務特別積極。空投任務大多是自老撾和柬埔寨的美國空軍基地出發，目標是藏東的康巴和與緬甸和印度交界的藏東南地區。

康巴族的游擊領袖也不斷地秘密前往台北接洽事務，但西藏游擊組織和國民政府之間的合作也是出於一時的權宜之計，不是兩廂情願的結合。蔣總統堅持西藏是中國領土（在某種意義上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堅決反對西藏獨立，而西藏的反叛組織高張「獨立」的大旗，雙方各異其趣，在接觸時，都不免對對方存有一些芥蒂和戒心，但他們之間彷彿也有一種不可言宣的默契。西藏獨立份子到台灣會談時，就只談「反共」，不談「獨立」，他們那個雪山獅子旗自然不能拿到台灣去亮，既然可以從台灣得到不少的物資金錢，一時不談「獨立」也就罷了。

台灣當局沒有聽到「西藏獨立」的喊聲，也就裝作不知，攜手合作起來，不必問那樣的「合作」是否出於真心。台灣支援西藏反叛武力的事一直是在秘密中進行，直到1959年西藏暴動發生後才公諸於世。蔣總統於拉薩暴動後不久，發表《告西藏同胞書》，擔保給予西藏叛亂份子「繼續有效的援助」，這個文告中出現明顯的矛盾，西藏叛亂份子分開宣稱他們是為了「獨立」而戰，是為了「驅漢」，而蔣總統所強調的是「反共」，稱西藏人為同胞，雙方各說各話，各行其事，難怪1965年以後雙方就拆了伙，分道揚鑣了。

從始至終，台灣在西藏暴亂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曖昧不明的，不無令人有「達到目的，不擇手段」之感。

國民黨自蔣總統領導的那個時代起以至於今，拿反共當天經地義的事，不必問他們的反共究是一種目的，還是一種手段。歷史有時候也會捉弄人，在牽涉到中華民族利益的時候，國共這兩個死敵竟也有不謀而合，站在一條戰線上的時候。西藏主權問題是其中之一。

後來於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之際，這兩個黨隔海同唱一個調子，同聲堅決否認臭名昭著的「麥克瑪洪」線。台北的黨報《中央日報》大聲疾呼，要印度退出侵佔的中國領土，顯然是暗示中國所介入的是一場正義之戰。最近些年，雙方又為了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和釣魚台的主權問題隔海你唱我和，好像一家人一樣。我們老百姓真不知道他們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詩經上說：「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對中國人來說，這話也許有它的真實性。

外國記者的報導

1975年9月5日出版的香港《遠東經濟評論》週刊登載了英國記者穆林（Chris Mullin）的一篇報導，談述印度和美國中央情報局關於西藏的種種活動，是一篇公正而有權威性的報導，是他們自己家裡人揭露出來的事實，無法斥之為「中國人編造的謊言」。下面我們根據穆林的報導和另兩位外國人士（David Wise和Israel Epstein）的報導，把西藏游擊武裝的發展經過作一個簡要的敘述。

納入印度武裝部隊的西藏叛軍，為數有幾千人，如果把歷年來陸續解役的和陸續補充的都計算在內，總數可能超過這數字的幾倍。訓練基地是在離德里不遠的德拉頓（Dehra Dun）。跳傘部隊則由美國人在阿格拉（Agrn）負責訓練。訓練項目應有盡有，包括：武器使用、學習逃生技術、無線電台收發操作、翻譯密碼、傳送情報、組織地下工作網、埋伏作戰和爆破等。1956年，在印度北部成立特種邊境部隊，全部由西藏人組成，部隊代號是第22號營地。負責訓練的主管向新補充進來的士兵說：這支部隊將來用於「解放西藏」。實際上後來在印度所有軍事行動中，這支隊伍都被用來作犧牲品。在1971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戰中，西藏軍也被使用在戰場上，有大約40名西藏人死於戰役中。

1951年以後，達賴喇嘛和北京相處較為融洽的那幾年中，他的兩個哥哥，在加林旁的嘉樂頓珠和後來去了美國的另一個哥哥，桑頓．諾布，和美國取得了協議，籌組西藏游擊武力。開始時是在台灣訓練，過後不久就轉移到美國本土。1958年8月，幾個受訓完畢的西藏人登上一架由美國人駕駛的四引擎飛機飛到西藏，把他們分批空投到拉薩以南和貢嘎地區，每人都配備了一支手槍、一支自動步槍、發報機，等於55英鎊的藏幣，此外還有毒藥片，必要時為他們自殺用的。在拉薩附近空降的兩名藏人，潛入羅布林卡夏宮，會見了達賴的總管帕拉．土登，會談後帕拉交給他們一封信，叫他們用無線電台拍發給美國，信中說，他覺得武裝暴動是沒有前途的，最好的辦法是在西藏扔一顆原子彈。這兩個空降藏人後來和美國工作人員取得了無線電聯繫，然後轉往藏南活動。1959年3月，西藏武裝叛變達賴逃往印度時，持有無線電台的空降份子發揮了作用，在達賴逃亡的路上，他一直用無線電和美國取得聯繫，這是事後達賴親自告訴英國記者穆林的。

穆林的報告中又說，1959年到1962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自西藏游擊武裝中挑選了170人，送往美國科羅拉多州的高山基地黑爾營（Camp Hale）接受軍事訓練。此事於1972年被美國作家威斯（David Wise）在他的《說謊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Lying）一書中揭露出來，並報導了訓練的詳細經過。從中我們知道，1958年黑爾營已開始有西藏「畢業生」，主持訓練的是理查．畢賽爾（Richard Bissell），此人就是1961年籌劃古巴秘密登陸失敗的主持者。策劃西藏武裝叛亂既是美國對外的要政，又是高度秘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曾經和當時的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as）舉行過詳細的商討。在訓練進行期間，科羅拉多州的一份地方報紙，曾於無意中透露了這件秘密。《紐約時報》駐華盛頓的記者立刻向官方探詢此事。當時的國防部長麥克納瑪拉（McNamara）在電話中告訴《紐約時報》的負責人不要再進一步追問此事，因為他認為，消息傳出去，會「有損於美國的國家安全」。

在科羅拉多州黑爾營接受游擊訓練的170名西藏人，於1959年至1962年期間，大部份都分批空投於西藏境內，每批六、七個人，但空降後，十分之九便一去毫無下落，變成一樁「軍事災害」。空降地點大多皆在藏東的昌都地區，最後的一次是在昌都東南地區，六個空降藏人一去就亳無蹤跡。在黑爾營受了訓練的另一批26人，被送到尼泊爾西部的野馬谷（Mustang Valley），在那裡協助中央情報局的另一行動。

空降人員一去便石沈大海，原因很簡單。1959以後，解放軍駐紮於西藏的每一角落，逃避他們的偵察網也很不易，奴隸出身的農牧民普遍地有了覺悟，主動和解放軍合作，而且大部份參加了民兵組織，在田間和牧地都隨身攜帶武器。這些空降游擊人員，大部份不是被殺，就是被俘。今天，在拉薩的革命博物館裡，展出有極詳盡被俘和被殺的游擊份子名單、照片和隨身攜帶的裝備物。在這名單中，不難找到空降游擊隊的名字。由於下層勞動階級的覺醒和內傾，游擊活動後來變成一種毫無希望的軍事冒險，自然也浪費了美國和台灣的一大批財力和人力。

除了空降游擊武力以外，中央情報局又拼湊了一支地面部隊。訓練總基地也在黑爾營，前進基地則設在尼泊爾境內。軍中骨幹份子分別在台灣、沖繩、泰國、關島和美國本土接受訓練。司令部設在尼泊爾的野馬谷，下設正副司令，管轄軍火、供應、情報、軍法、運輸五個部門，曾在沿尼泊爾和西藏邊境上約20幾處進行突擊和騷擾活動。這支武裝力量為數有幾千人，都是西藏流亡者，自稱是「四水六岡衛教志願軍」，最早時是在西藏境內組成的一支武裝暴動力量。1959年暴動失敗後，殘餘力量進入印度，經過補充後又轉移到尼泊爾，由美國接管後，經費全部由美方負責，但財政分配均操在達賴的哥哥嘉樂頓珠手裡。後來軍中因為錢財分配不均起了內鬨，許多人抱怨軍中上級有人從中漁利，把美國給的錢納入私囊，領導階層竟因此而火併起來。基層士兵得到的待遇寥寥無幾，軍心散渙，戰鬥意志毫無。

1972年尼克遜到北京談判，和中國修好，中央情報局即不再支持這一支武裝力量，他們就只好仰賴印度情報機構接濟。但印度他們自己也窮困不堪，只能出錢維持他們的溫飽，這支武裝隊伍不久就成了流動的乞食難民。1974年，尼泊爾軍隊開進了野馬谷，把這支西藏軍給解決了，他們曾經接受美國跳傘訓練的一個頭目，在與尼泊爾軍對抗中陣亡，剩下的士兵有的投降，有的逃入印度境內。在尼泊爾境內投降的，尼泊爾政府准他們以難民身份居留下來。這場自50年代初開始的「康巴游擊戰」就於1974年這樣收場了。達賴在他的自傳中是強調反對使用暴力的，但又不止一次地讚揚游擊隊的「戰果」，顯然是一種無法解釋的自相矛盾。

達賴喇嘛的書中沒有提到印度和台灣介入西藏游擊武裝的事。不提印度是可以理解的，他不願因此事使他的主人國感到尷尬。不提台灣自然是由於另一種的政治考慮。當初魯康娃等人和台灣合作，也並非一種情投意合的婚姻，後來時過境遷而散了伙，自然再也沒有任何使用價值，不提倒也免去不必的誤解。

70年代以後，當年隨西藏武裝部隊逃入印度的一大批士兵，後來都陸續返回西藏，向解放軍交待清楚以後，解放軍協助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不但沒有受到懲罰，而且大部份都有了固定工作，有的還當了幹部。40年來，從印度、尼泊爾和錫金返回西藏的流亡人士已經有幾千人，達賴喇嘛和他部下在國際上散佈的那些謊言，已經不攻自破。

西藏境內和境外的游擊武裝，到70年代初就完全瓦解了。回顧當時的種種客觀因素，我們不難找出游擊武裝失敗的一些原因。第一，中國解放軍對游擊戰有四十多年的經驗，用他們的經驗來應付倉卒成軍的西藏游擊軍，可以說是游刃有餘，不費吹灰之力。第二，西藏的武裝部隊從來就是操縱在少數僧侶和貴族手中的，較大的寺院和有采邑的貴族莊園一向都有他們自己的武裝，但武力都是用於他們之間的攻城掠地上，平時常常因為爭奪地盤而演成武鬥，西藏解放後，他們這一夥把槍口對準漢人，主要還是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最怕的農奴牧奴翻身，把這樣的反抗說成是「為獨立而戰」也許是很動聽的，但不是他們心裡的實話。第三，西藏部隊中的基層份子全部是農牧奴出身的下層階級，1959年以後，西藏大力實施改革，農奴制度首先被推翻了，勞動人民有了他們自己的財產，不再為上層階級做馬牛，態度上從此以前的「仇漢」變成積極的「親漢」，就這樣瓦解了西藏軍的軍心、士氣。第四，游擊隊的領袖們得到了外來的資助，變成一樁他們個人發財致富的好機會，他們有人爭取外援，無心作戰，面臨崩潰自也是意中之事。有不少「游擊英雄」、「游擊領袖」後來拿到可觀的外資，跑到印度去做了寓公，把當年那種「為獨立而戰」的豪情壯志早已忘到九霄雲外去了。

到了8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協助西藏流亡份子組織西藏游擊武裝的經過，已經不是什麼秘密。除了上述的幾個西方記者的報導之外，達賴喇嘛在1990年於英國出版的自傳中有好幾處提到這件事。他在書中說：「我的哥哥們瞞著我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取得接觸。美國人顯然是認為，向西藏自由戰士提供有限度的協助是值得做的，但他們並不關心西藏的獨立運動，而只是要在世界各地進行動搖共產政權。為此，他們在西藏進行空投為數有限的簡單武器。」

在書中的另一處，他又說：「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和裝備游擊武力，以圖用暴力方式恢復西藏的自由。我曾有好幾次向嘉樂頓珠（達賴喇嘛的二哥）探詢真相，但我沒有聽到詳細的過程。不過，我知道，1960年在尼泊爾接近西藏邊境的野馬谷集中了由流亡人士組成的幾千人的武裝力量。不幸的是後勤工作沒有計劃好，這股力量遭到極大的困難。游擊隊曾經多次騷擾中國武裝，有一次還爆破了一列運輸車隊。這些成功產生了正面效果：鼓勵了游擊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