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熔爐」的面子與裡子

「多元文化主義」蔚為擋不住的潮流

杜維明
(哈佛大學教授)


編按:貫穿美國移民史的主流心態絕非來者不拒的慈悲心腸,而是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美國的靈魂已被污染,道德意識也淪喪殆盡,所面臨的考驗正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大危機。美國朝野知識份子已深切認識到絕對優勢的軍力不能解決社會中根深柢固的沉痾。美國在軍力方面一枝獨秀的優勢已有目共睹,即使能夠征服世界,失去了靈魂的國家則絕無長久生存之理。故作者認為拯救美國之途,惟有將美國傳統創造轉化為「多元文化主義」。

60年代初期到麻州康橋攻讀研究院課程時,美國的主導思想中,以自由主義為內涵的「大熔爐」好像是最有生命力和說服力的象徵符號。「大熔爐」有開放、接受、容納和兼容並蓄種種體現美國之所以被刻畫為移民天堂的涵義。綜觀美國三百多年的移民史,把美國描繪成由各地外人(常常是為逃脫、宗教、政治或經濟迫害而一無所有的難民)所交織而成的現代文明,雖然理想主義的色彩極濃,但並未歪曲事實。的確,美國這種把各色民族錯綜複雜地揉合在一起的立國精神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若非獨一無二,也是突出的特例。

可是恰好就在「大熔爐」的意識型態以強勢霸佔國內知識領域並且通過宣傳工具(如「美國之音」或《今日世界》)而在全球各地(特別是受美國文化遙控的發展中地區像日本、南韓和台灣)廣泛擴散之際,美國的民權運動以及隨之而起的反戰抗議,卻充分暴露出這一「觀念世界」的片面性和虛偽性。

「大熔爐」種族歧視根深柢固

不錯,「大熔爐」確有廣結善緣以成其大的氣魄,但是黑人、波多黎各人、西班牙語系人、亞洲人,乃至以前的猶太人、東歐人和愛爾蘭人,都在排斥之列:所謂「大熔爐」在兼容並蓄的浮面現象裡所不怕火煉的真金,竟只是「白種盎格魯撤克遜的新教徒」(WASP)而已。不僅如此,貫穿美國移民史的主流心態絕非來者不拒的慈悲心腸,而是根深柢固的種族歧視,無怪乎70年代初期一批為美國心靈把脈特別精切的哈佛教授坦率指出,真正導引美國的動力,不是「大熔爐」而是「族群意識」。

不過,突出「族群意識」、暴露南北各地的種族歧視,而且承認黑白之爭是美國社會最難消解的困境,並沒有把「大熔爐」的理想徹底摧毀。相反地,以美國為「大熔爐」的典範,卻在文化心理結構中逐漸形成牢固的沉澱,而且繼續不斷起著催化作用。值得強調的是,「大熔爐」神話的背後還有現代化理論的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不僅取代歐洲成為西化的主要推動者,而且居高臨下以超級大國的氣勢宰制全球的發展方向。不論國內種族矛盾的情況如何慘烈,美利堅的國際形象仍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開放社會和多元文化的代表。

美國精神業已成為現代化的化身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浮士德情結的見證人

到底美國的「民主多元」是假象還是實質,是個爭議性很大的課題,一種觀點認為美國雖然標榜自由、平等、博愛、人權等等啟蒙運動所孕育、所弘揚的價值,但事實上卻深陷以新教倫理為內核而妄自尊大的國家主義,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宣稱要為人類的和平繁榮而盡力,但骨子裡一味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從不顧忌採取顛覆、滲透和暴力的手段。正因為美國種族偏見強烈、國家利益至上的情緒高昂,而且還有盛氣凌人的霸權意識,不可能真正發揚「民主多元」的精神。另一種觀點認為美國是充分體現「市民社會」的現代文明、企業、學術、媒體、宗教和其他各種民間社團都有很大的張力,加上政府受到三權分立、選舉制度以及法律程序種種結構和功能的限制,不能不履行民有、民治、民享的承諾。再者,美國的資訊量大,交通方便,傳播和捷運系統完備,這些先進的制度和結構都為言論、集會、出版、遷徙、職業、居住等自由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似乎還沒有出現過像美國一樣既能保持內部認同又能靈活適應外來挑戰的文化體系。因此,「民主多元」確是美國的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能夠成為現代西方的盟主,泰半因為啟蒙運動所孕育、所弘揚的價值(如自由、平等、博愛、人權),已經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開花和結果了。如果我們只從資本主義的消極因素--物質掛帥、貪婪浪費、人慾橫流、競爭慘烈或寅吃卯糧,來刻畫美國的生命形態,我們就根本不能認識它的精神資源,也無法理解它的社會動力。美國不僅是啟蒙心態的突出表現者,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浮士德情結的具體見證人,清教徒的自律早為追逐享受的意願所取代,開發西部的創業精神已為「用最少努力獲得最大報酬」的僥倖心理所湮沒;甚至「不自由毋寧死」的理念,也被自我中心的現實考慮所腐蝕。的確,美國靈魂已被污染,道德意識也已淪喪殆盡,所面臨的考驗正是「自作孽不可活」的大危機。

「多元文化主義」中尋根意識高張

「多元文化主義」的爭議就是在這錯綜複雜而且充滿了矛盾的氛圍裡湧現的。從1970年初夏到1971年深秋,足足15個月,我在夏威夷「東西中心」的「文化與傳播研究所」擔負的科研任務之一就是「多元文化主義」,特別是「多元文化」和「中心價值」之間的衝突、聯繫以及健康互動的可能。「多元文化主義」成為當今美國學術界、知識界和文化界共同關切的課題,明顯地表現出「尋根意識」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中仍有巨大的威力。所謂「根」當然涉及種族但至少還包括性別、母語、祖國、社會階層和宗教信仰,也就是說在塑造我們的生物實質及社會屬性方面起著決定性作用的因素。現代化的進程不僅沒有淡化人的根源性,反而加強了包括西方在內世界各地的尋根意願。從美國種族歧視(黑白)、加拿大(英法)和比利時(法語及佛闌芒語)的語言爭執,愛爾蘭(新教及天主教)和以色列(保守及改革教派)的宗教衝突,以及北美原住民要求歸還故土,歐美婦女爭職業平等,猶太基督和回教三大精神傳統中原教旨主義的勃興各種跡象看來,現代化必然導致國際主義之類去異求同的命題已經不易成立而且大有被反證的可能。

美國社會學理論家柏深思(TalcottParsons)曾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個人主義三大層面來規定現代性。

換句話說,任何一個走向現代的社會,都不能缺少市場化的經濟,民主化的政治和以個人主義為精神氣質的社會。柏林圍牆的倒塌,東歐和蘇聯社會制度的崩潰,以及冷戰時代的結束,很容易為我們造成一種浮面的印象:柏深思的預言已實現了,以美國為典範的資本主義確實像徵了人類文明的前景。但是,海灣戰事以來,美國朝野的知識份子已深切地認識到絕對優勢的軍力並不能解決社會中根深柢固的深痾。根據多種調查研究的資料,美國政府、企業、學術、傳播、宗教各界領導,對當前十大危機的評估,依次為一教育,二經濟,三兒童保健,四共同價值,五衛生,六犯罪,七環境,八少數民族權益,九世界領導,及十科學醫療。軍力不在考慮之內。固然美國在軍力方面一枝獨秀的優勢已有目共睹,但十大危機的提出正顯示:即使能夠征服世界,失去了靈魂的國家則絕無長久生存之理。

 從「大熔爐」走向「多元文化」,似乎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潮流。美國能否從傳統的「中心價值」引發源頭活水,達成創造轉化艱巨任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課題。把「多元文化主義」提到議程上來,可以為我們發掘豐富的精神資源並開創嶄新的價值領域。

(原載《國際日報》91-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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