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孫中山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

編按：隨著海峽兩岸逐漸開放的交流空間，在北京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也努力提升與台北的「黨中央」的關係。「民革」是由宋慶齡、何香凝、朱學範、屈武等為首的國民黨左派於1949年後在大陸保留的，繼承孫中山革命遺志的政治組織，是大陸合法的民主黨派。賈亦斌先生現任民革中央專職副主席及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也是真正的孫文信徒。在台北的國民黨正要召開黨十四大的前夕，本刊特將賈老紀念辛亥革命八十週年的論文，有關孫中山和平統一的思想，刊請台灣的國民黨員深思。在《五權憲法》即將解體的時候，究竟「三民主義」還能堅持多久？賈老1948年時曾任國民政府國防部陸軍預備幹部局代理局長（局長是蔣經國），與蔣氏父子淵源甚深。

孫中山關於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內涵豐富，來源深遠，現實性強，是他給我們後人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也就是毛澤東先生所說，孫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312頁）的一個重要部分。對這一思想進行認真深入的學習研究，不僅對孫中山的思想有更全面的認識和理解，而且在當前祖國統一的大業中，更具有現實意義。但是，據個人見聞所及，在國內外孫中山研究領域，雖然出現日益廣泛而深化的可喜現象，而對孫中山中國和平統一思想的研究，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我不揣淺陋，謹就我個人學習所得，寫了這篇論文，試圖對孫中山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的內涵，和它的來源，以及對當前的現實意義，作些探索，用以拋磚引玉，就教於海內外專家學者，使能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進一步深入。並以此作為紀念辛亥革命80週年的獻禮。

一、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的內涵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即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帝國主義列強利用武力迫使腐敗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了許許多多不平等條約，從而極大地控制了中國政治經濟的命脈。當時中國所面臨嚴峻的瓜分局勢，正如《檀香山興中會章程》所言：「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傚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孫中山全集》第一卷19頁）。在辛亥革命以後，封建帝制雖然被推翻，但「餘孽盜竊權位，武人政客群起搗亂」（《全集》卷一，517頁，以下引《孫中山全集》，即簡稱《全集》），中國又面臨著軍閥割據的局面。所以，維護和實現國家的統一，是時代向一切愛國的志士仁人提出的重大課題，也是孫中山始終苦苦思考和探索的重要問題，中國為什麼要統一、如何統一、統一的障礙何在等等，對這些問題的回答，貫穿在他的許多文章、談話、文告、著作當中，構成了孫中山中國統一的思想。這些思想內涵，綜合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統一是深入中華民族心靈的「歷史意識」

1922年8月孫中山在《統一宣言》中指出：「中國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這一點已牢牢地印在我國的歷史意識中，正是這種意識使我們作為一個國家而被保存下來，儘管它過去遇到了許多破壞的力量。」這段話非常準確而扼要地概括了中國為什麼必須統一、而且能夠統一的歷史原因。從中國數千年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中華民族一直是朝著越來越統一、中國文化越來越交流融合的方向發展的。自秦漢強大統一的王朝形成以來，雖然也有過短暫的分裂時代，或者群雄並起，各據一方，或者南北對立，隔江而治。但所有這些過去以後，卻一定又會出現一個比前代更廣範圍和繁榮強盛的統一的局面。這就使得中國的史學家乃至全體人民都形成了一種觀念，即統一是歷史發展之「正」，是歷史的常態，而分裂，則是歷史發展之「變」，是一種不正常的現象，所以，只要存在著分裂的狀態，就必然會有志士仁人出來謀求統一，這種對國家統一的信念和嚮往，促進了中國不斷向更大規模、更高層次的統一前進的歷史過程，而這一過程又反過來鞏固和深化了中華民族對於統一的信念和嚮往。這種客觀歷史和主體理念的雙向促進和發展，即形成了孫中山所說的「歷史意識」。

在這一歷史意識的支配下，那些凡是為國家統一做出過貢獻的人，就都會成為歷史的功臣，獲得後世人民的讚頌；而搞分裂的人，就會成為祖國的千古罪人，受到歷史的譴責。

第二、統一是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希望

這是因為，分裂往往帶來戰爭，試看中國歷史上規模巨大、死傷慘重的著名戰役，大多是在分裂時期發生的內戰。而戰爭又必然使廬舍為墟，生靈塗炭。人民所受痛苦之深重，莫過於此，所以甚至有了「莫作亂離人，寧為太平犬」的哀歎。即以20年代的軍閥混戰為例，孫中山曾描述說：「回憶年來，南北戰爭，兵災迭見，市塵騷擾，閭閻為墟，盜匪乘隙，縱橫靡忌，百業凋殘，老弱轉徙，人民顛連困困之情狀，怵目恫心。」（《全集》卷七，49頁），因此，廣大人民莫不盼望安定和統一，因為只有「統一成而後一切興革乃有可言，財政、實業、教育諸端，始獲次第為理，國民意志為與以自由發舒，而不為強力所蔽障」。（《全集》卷七，534頁）所以孫中山多次指出：「中國人民對連續不斷的紛爭和內戰，早已厭倦，並深惡痛絕。他們堅決要求停止這些紛爭，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全集》卷五，527頁）又說：「但今國家共望統一，即友邦亦望我統一，益統一與否實關中國存亡。」（《全集》卷六，530頁）在日本神戶與記者談話時，孫中山更明確地指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人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苦。」這真是一語破的道出了全國人民的心聲。

第三、統一是完全的統一

關於統一的具體內容，孫中山先生也有很完整的構想。在《臨時大總統就職宣言》中，他把國家的統一具體地歸納為五個方面的統一，即民族的統一，領土的統一，以及軍政、內治、財政的統一。其中尤以民族的統一為基本的首要條件。這是因為中國從一個「很強盛很文明的國家」，至近代一落千丈，成為一個「次殖民地」，其根本原因，孫中山認為，「就是我們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國家便一天退步一天。」（《全集》卷九，183頁）由此，為了統一中國、振興中華，就必須首先振興民族精神，「大家聯合起來」成一個大國族團體。結成了國族團體，有了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奮鬥，無論我們民族處於什麼地位，都可以恢復起來。」（《全集》卷九，185頁）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認為民族的統一，是使中國對外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奴役、對內擺脫貧困落後的首要條件。民族的統一與國家的統一富強，有著必然的聯繫。

第四、統一的方式力主和平統一，並提倡召開國民會議

孫中山說過：「文竊以為謀國之道，苛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全集》卷七，49頁）只要戰端一開，首先遭殃的，就是全國的老百姓。當然，孫中山並不是一般地反對使用武力，但縱觀他一生的思想和實踐，只要尚有一線和平解決問題的希望，他總是不願輕易訴諸武力。在興中會成立之初，也以請願上書等和平方式為主，只是清政府之頑固腐敗，已到無可救藥的地步，才「積漸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於強迫（《全集》卷一，52頁）。到了清廷推翻、民國建立以後，孫中山更是重視一個和平的環境對於國家建設的重要意義，多次呼籲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表示自己一定要「盡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並在南北對立、導致國家分立的時候，兩次北上，倡導南北議和，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

實現和平統一的途徑是什麼？在《北上宣言》（《全集》卷九）中，孫中山正式提出了「召集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的主張。孫中山認為，中國不能統一，其根源在於「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對此下文還要詳細討論），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各派勢力瓜分利益，壟斷權利」，使群眾與國家事務隔絕。只有召開國民會議，才能「使國民能自擇其需要。」只有這樣，「然後國民之需要，乃得充分表現，一掃從前各派包攬把持隔絕群眾之罪惡。」可見，孫中山是把和平統一的希望直接訴諸於人民。他說：「我們在這個時機，要問：是全國大亂的開始，還是和平統一的開始？就全靠我們國民，我們國民要是想和平統一，便應該萬眾一心，全國各團體，都派出代表來加入國民會議，研究現在時局的弊病，討論補救的方法。」又說：「要解決國事，便不能靠那些議員，要靠我們國民自己。」（《全集》卷九）孫中山在為祖國和平統一的過程中，曾借助過軍閥的力量，也曾把希望寄托於國會議員，最後，終於把目光落在全國人民身上，認識到祖國和平統一最終的、最基本的力量在於人民，因此亟呼召開國民議會，以解決和平統一的問題，不能不說這是孫中山的思想不斷隨時代進步的一個鮮明表現。

孫中山召開國民議會的具體計劃，是先召開一預備會議。組成預備會議的代表，他提出了九類，包括政黨、現代實業團體，以及工、農、兵、學、商群眾組織的代表。代表性是十分廣泛的。預備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決定國民會議之基礎條件，及召集日期、選舉方法等具體事宜。同時，要保障各地方之團體及人民有選舉、提出議案、宣傳討論的自由。在此基礎上，即可召開國民會議，以達到「國民自決」。會議的決議一旦形成，所有團體，包括軍隊，「都要按照國民會議所決定的辦法，服從國民會議的主張。」孫中山深信，召開國民會議是實現和平統一、從而建設一個幸福昌盛的國家的「一線生機」。正因為國民會議有如此重大意義，所以先生在臨終遺囑中還諄諄告誡「尤須於最短期間促進實現。」遺憾的是，中山先生逝世以後，「軍閥重開戰」，決定祖國和平統一的國民會議始終沒有召開。

第五、實現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是軍閥和帝國主義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演說《中國內亂之原因》中說：「說到和平統一，是我在數年前發起的主張；不過那些軍閥都不贊成，所以總是不能實行這種主張。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不過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不平等條約。」中山先生還以吳佩孚為例，吳佩孚本是一介武夫，靠在南方政府手裡獲得大批軍餉，藉機壯大武力，推倒了段祺瑞。倒段以後，吳口頭上依然以民黨自居，實際上是想做「袁世凱第二」。帝國主義窺察到吳佩孚這一野心，「便事事幫助他，自己從中取利。」以致吳「以武力橫行全國，弄得全國人民，都不能安居樂業。」所以，中國之不能和平統一，最大的障礙便是軍閥和帝國主義，而帝國主義又是軍閥橫行的總根源，沒有帝國主義的撐腰和扶持，軍閥是立不起來的。所以孫中山一再說：「我們革命黨要從此之後，不再發生軍閥，國民能夠自由來解決國事，中國永久是和平統一，根本上便是要使在中國搗亂的帝國主義不能活動，便是要消滅在中國的帝國主義。」為此，他提出國民會議中，「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主義。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中山先生認為只要召開國民會議，國事由國民自決，同時廢除外國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所有不平等條約，便可打破這二者。他指出軍閥和帝國主義是和平統一中國的最大障礙，卻是一針見血的看法，即使在現代，對於我們認清祖國和平統一的形勢，還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和指導意義。

二、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的來源

孫中山曾說：「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創獲而獨見者」（《全集》卷七，60頁），這是孫中山談論整個「孫文學說」，尤其是對於三民主義和民主共和國藍圖的闡發時說的。考察孫中山和平統一的思想，則主要來源於中國「固有的思想」，包括中國在長遠的發展過程有分有合而不斷走向規模更大、層次更高的統一的歷史事實，以及「天下為公」「和為貴」的傳統思想。還有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不斷的侵略中採取的「以華制華」「分而治之」和「用中國人打中國人」等惡毒手段，也教育了孫中山，使他更深刻地感覺到和平統一、建設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對於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多麼重要。以下謹就這三個方面作一具體論述。

孫中山雖然很早接觸了西方文化，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國家學說以及各種人文學問有深入的瞭解；但是，他決不同於那個時代一味崇尚西方而把中國傳統文化一概視為槽粕的「假洋鬼子」。為了革命實踐和革命理論建設的需要，孫中山廣泛深入地研究過中國的歷史和傳統的思想，並從中汲取了許多有益的思想資料。他在《復翟理斯函》中自述道：「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於中學則獨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爾文之道；而格致政事，亦常瀏覽。」1899年他在日本橫濱與章太炎討論土地問題時，就結合了中國歷史闡明自己平均地權主張。他還批評說，外國人不識中國歷史，自是難怪；至於一個中國學生不識中國歷史，那就太不應該了（《三民主義民權主義》）。由此可見孫中山對中國歷史的重視和精通。他和平統一中國思想的第一個來源，正是中國歷史發展有分有合的客觀事實。

從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確實存在著一種不斷走向大融合、大統一的客觀趨勢。上古時代，自春秋時的諸侯上千，演化為戰國七雄，最後統一於秦漢土地廣袤、車文一律的大帝國。漢末大亂，三國鼎立，但僅幾十年之間，統一的西晉王朝又代替了三分天下的局面。「分久必合」，確實中國歷史中帶有規律性的現象。最令人驚訝和讚歎的是，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了幾乎三百年之久，最後還是在隋文帝手中重新實現了全國的統一。這不能不歸功於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強大凝聚力和融合力。自隋唐以下，雖然也有過短暫的分裂時期，如五代十國，如遼、宋、金。但總的來說，統一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持續的時間也一次比一次更長。當代有的史學工作者對此作了研究，概括為已有九次大的統一，孫中山正是在中國歷史源遠流長的發展中，看到了統一的大趨勢，從而得出統一是深入中國人心的「歷史意識」這一論斷的。他還認為，「使中國成為一個統一、完整的國家」，是「歷史的使命」；堅決表示：「我們正在盡力完成賦予我們的這一艱鉅的歷史使命」（《全集》卷五，527頁）。令人痛惜的是他因積勞成疾，病魔過早地奪去了孫中山的生命，在彌留之際，還念念不忘「和平、奮鬥、救中國。」

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的第二個來源，是中國優秀傳統的文化思想的啟發。中國文化有一個優秀的傳統，這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世界大同的思想(禮運篇)還有「和為貴」的思想，所有這些，在先秦時即已奠定基礎。《左傳》中曾經提到，五味只有「和」（調和）才能有滋味，八音只有「和」（和諧）才能令人愉悅。（《左傳》昭公二十年）《易經》認為陰陽二氣的和諧，是世界上萬事萬物生長發展的基礎。至孔子，已從政治上來強調「和」的意義。他說，只要國家內和平團結，便不會覺得人少，國家內平安，便不會傾危（《論語．季氏》：「和無寡，安無傾」）；並明確提出「和為貴」的思想（《論語．學而》）。他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孔子的這些思想，經後世儒家的不斷闡揚，形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思想傳統。直到1958年，我國防部長彭德懷為人民解放軍停止炮擊金門事發表的《告台灣同胞書》中，還提出了「三十六計，和為上計」的口號以為號召。

孫中山正是從這一思想傳統中汲取了大量優秀因素，他說：「東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大亞洲主義》）這裡的所謂「王道」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以德服人的治國之道。1924年，孫中山在一次演說中指出：「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遊列國，是做什麼事呢？是注重當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於現在，便有文化。」（《全集》下卷，492頁）可以看出，孫中山對於以上中國傳統思想極為重視，表現出極大的認同。這與他的和平統一思想之間，是有其淵源關係的。

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的第三個來源，在於帝國主義列強近代以來對中國不斷侵略以採取「以華制華」的惡毒手段，對孫中山的反面教育。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和欺凌，集中地表現在強迫清政府所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孫中山對不平等條約的危害性的認識是極為深刻的。他認為，是不平等條約使中國處於民族危亡、國勢日下的地步，特別是《辛丑條約》使「國權喪失，形勢一變，南北險要，蕩然平夷。」如北京城內「外人居留，特畫區域，炮台高聳，兵隊環集，是無異陷於外人勢力包圍之中」（《全集》卷二，425頁）。他痛切指出：「中國向來與外人所訂條件不良，喪失主權」，「外交棘手，係因條約」（《全集》卷三，49頁）。然而，在當時的情勢下，敵我力量的對比極其懸殊，所謂「當此強鄰逼處，實行瓜分之秋，非徒大言壯語所能抵禦，非有實力對待不可」（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二冊，496頁）。這樣，盡量減少內耗，盡一切可能實行和平統一，積蓄各方力量，一致對外，才能抵禦列強侵略。在中國很早就有了「兄弟鬩於牆而外御其侮」的古訓。大敵當前，民族利益置於首位，團結統一，外御其侮。所以，當1912年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與南方革命黨人的對立日趨尖銳，帝國主義則公然提出「南北分治」的時候，孫中山為了粉碎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陰謀，維護國家統一，毅然接受袁世凱「共商國是」的邀請。一上北京，揭開了南北和談的帷幕。當時孫中山對袁世凱的野心也不是沒有覺察，但是「統一與否實關中國存亡」，所以，「予此次北來之意，不外調和南北感情，鞏固民國基礎」（《全集》卷六，530頁）。在帝國主義的分裂陰謀面前，所有中國人都必須聯合起來，實現國家的統一，共同抗禦帝國主義。這就是孫中山和平統一思想的另一根源。

三、孫中山中國和平統一思想的現實意義

學習孫中山關於中國和平統一的思想，聯繫當前海峽兩岸仍處於分裂狀態的實際，特別是近來台灣島內「台獨」在外國反動勢力的嗾使下，思潮愈益蔓延，活動日益猖獗的形勢，以及中共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和政策，我們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啟發。

首先，中國統一是深入於全國人民心中的「歷史意識」，是全體人民的共同願望和根本利益所在。中國的統一是歷史之必然和人心之所向。為此，鄧小平先生指出：「問題的核心是祖國的統一。和平統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的語言。但不是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我們希望國共兩黨共同完成統一，大家都對中華民族作出頁獻。」正是以這一思想為基礎，中共提出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方針。這一方針代表整個民族利益，根據歷史和現狀，並照顧到各方面的不同利益。現在，台灣有人經常提到「二千萬人民的福祉」，以此作為反共拒和的藉口，甚至有人希望來和平演變大陸。這既不現實，也違背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逆了歷史的潮流。正如島內一些有識之士所指出，這實際上是危及了台灣二千萬人的福祉。因為二千萬人民的福祉與大陸11億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密不可分。

其次，學習孫中山關於中國完全統一，首先是民族統一的思想，就能更深刻地理解鄧小平同志下述論斷。他說：「統一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感情問題。凡是炎黃子孫－－我們老祖宗是炎帝、黃帝－－都希望中國能統一，那種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

另一方面，孫中山的上述思想，能使我們更加認識到「台獨」言論的荒謬。「台獨」不但不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甚至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這確實一種數典忘祖，無恥之極的漢奸論調。我們必須從正反兩面提醒中國人，深入領會孫中山關於統一首先是民族統一的論斷，強化和提升「民族大義」的意識，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實現和平統一。

第三，學習孫中山和平統一必須「打破兩個東西」的犀利分析，能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當前和平統一之障礙何在。在孫中山時代，要打破的是軍閥及其扶植和操縱者帝國主義，現在要實現和平統一，就必須打破「台獨」及其幕後操縱者－－仍是帝國主義。這兩者，是我們所有中國人不共戴天的共同敵人，是祖國和平統一的最大障礙。海峽兩岸同胞應該起來共同反對「台獨」及其操縱者。台灣國民黨當局也應該清醒看到孫中山上述分析的重大意義，依法懲辦「台獨」，決不要姑息養奸，自食其果。同時要堅決抵制帝國主義的干涉。如最近驅逐在台灣參加「台獨」活動的美國前司法部長克拉克，這一行動就受到了全國人民的讚許和支持。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當前的統一大業，是孫中山當年提出的「外御強權，內驅國賊」事業的繼續。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台獨」及帝國主義的干涉勢力，這兩個東西，只要海峽兩岸人民團結起來，就一定可以打破。也只有打破這兩個東西，中國才能實現和平統一。

最後，學習孫中山和平統一的思想，他倡導的國共第一次合作、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和平統一問題的方法，以及發動輿論促進和平統一，對我們都有極大的借鑒意義。孫中山第二次北上時，曾經估計到和談成功和不成功兩種可能，並且留有餘地。當前，我們既力主和平一，但不作非和平統的承諾。這是為了保證領土主權獨立和完整所必須採取的措施。特別是現在「台獨」氣焰囂張，某些外國勢力對台灣的野心不死，所以更要注意和警惕。台灣當局天天希望我們作不用武力的承諾，但自己卻採取「反共拒和」的頑固態度，這是自相矛盾的。

孫中山當年的和平統一主張，使我想到中共提出的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國共第三次合作的倡議。中共並對台灣提出兩個「寄予希望」（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寄希望於台灣人民）。最近，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再一次提出建議，兩黨互派代表，進行直接商談，商談中邀請其他黨派和團體的代表參加，共商國家統一大計。我希望台灣國民黨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能夠接受建議；更希望台灣同胞敦促國民黨早日進行和談，實現祖國統一。以滿足海內外所有中國人的熱切期盼，完成孫中山的遺願。這是我寫這篇論文的最終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