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和安理會高峰會議

編按：黃枝連教授生長於馬來亞，並在那裡接受中學教育；而在香港新亞書院畢業後，續於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深造。1965年以來，先後執教於香港中文大學和星加坡南洋大學；香港浸會學院社會學系。其間，曾到東京亞細亞經濟研究所、國立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當訪問研究員；並以交換教授身份，在美國一家學院講授美國社會史和「亞太」政策史的課程。目前正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這些年來，致力於「亞太」社會發展歷史的比較研究，其鉅著《美國203年－－對美國體系的歷史學與未來學的分析》（1980）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本質與歷史之分析，無出其右者。

「角色錯亂患得患失」的布什需要「急救」

1月31日將在紐約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召開的15國首腦會議，對於美國總統布什來說，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情－－這個英國首相梅傑推動之下形成的「史無前例」的高峰會議，如果得不到布什的支持，肯定是成不了事的；而事實將證明，對於進入「山雨欲來風滿樓」狀態的布什，在這一個「得來全不費功夫」的盛會，正扮演其「東道國」的角色，確是「無限風光在險峰」：或可以大大地紓解一下，這幾個月來，他在內部政治鬥爭上所承受的壓力的！

大概是從去年的10月開始，1992年11月的總統選舉活動便已宣告揭幕，美國是進入了一個「漫長的政治紛爭季節」，這是「美式民主」的一個重大特點了；剛做了兩年多總統的布什，再次進入競選的狀態，一下子他似乎成了「共和黨1992年總統候選人」，而不再是「美利堅合眾國總統」，見之於這些日子來，他的言行舉止，委曲求全要角逐下一任總統寶座，多於做好現任總統的下面一個半年頭（這是美式民主的另一特點），也許，這是一個人的主觀認識與客觀形勢的統一問題，一個個人如何去評估客觀形勢然後來決定其思想意識、精神狀態以及行為方式的問題。

顯然地，在「現任總統」和「下任總統」角色交錯的關係，布什是把後者當著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他的「大取向」在於「連選連任」，而不是「做好這一任」了－－也許，這是他的智囊團所決定的戰略，箇中的奧妙之處，非局外人所能領會。但是，人們看到的是，布什因為「角色錯亂」而招致「惶惑不可終日」的現象；這一次的亞太四國之行（特別日本訪問部份），便是「方寸已亂，陣腳不穩」的反映。

給內政壓力「扭曲」的美日關係要再「扭曲」一次

本來，這個亞太之行，既然是一個國事訪問，便在於宣揚「後冷戰時代」，做為「一極大國」的美國，「君臨天下」之萬千儀態；挾著那種「泰山壓頂」、「風起雲湧」的氣勢，使到西太平洋國家在威風凜凜的美國之前震慄、起舞；給那個在印支戰爭之後陷入疲態的「美式和平」，本來注射一枚強心劑，讓它「後勁有繼，捲土重來」－－可是，由於美國的經濟衰退蔓延不已，情況仍在惡化之中；「總統候選人布什」對形勢不得不做了悲觀主義的評估；過份反應，近乎「病急亂投藥」：一下子把原來的方案扭曲。12月底，在他動身前往亞太地區時，一再宣稱，此一行也，在於為美國人民找尋工作（他一連三次用了「JOB，JOB，JOB」字眼，即一定要給美國人民添加新的就業機會了。這個突變，使一次對日本的友好訪問，發生性質上的變化，成為一場涉及經濟（貿易）紛爭的政治鬥爭。這種「機會主義」的取向，更表現在，他把三大汽車公司和其他大老闆納入訪問的行列之中。浩浩蕩蕩，開入日本。難怪，有些日本人，震慄之餘，要把布什的國事訪問看成是美國人對日本的第三次進攻（第一次是1853年逼日本取消鎖國政策的倍利的「黑色艦隊」；第二次是太平洋戰爭後麥卡阿塞對日本的軍事接管）。主人家的不悅與抗拒，已形於色。

這個在內部壓力之下受到嚴重扭曲的外事活動，由於引起的新問題和既有的舊問題交織在一起，從理論上到實踐上，糾纏不清，肯定是吃力不討好，無以做出合理有效的解決的－－因此，百上加斤，所有的壓力都加到布什一個人身上。加上布什的「陽剛作風」，總是要以「高姿態」來「大展拳腳」；因此，不消多久，更搞到「心力交瘁、疲於應付」了。最形象的表現，即在日本首相府的國宴上，他的昏倒和嘔吐，要由日本人來「扶持」。在美國內部引起的震撼，難以言信；美國人民的感受，十分複雜，難怪一位資深的外交事務評論員認為，他的日本之行，搞得一塌糊塗；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叫人懷疑，他不但不能治理內部經濟問題，現在，六神無主，可有連「外交總統」的「看家本領」也喪失了。顯然地，這方面是需要「善後」。

利用「峰會」向美國人民宣傳美國的外交政策

在這一個「徒勞無功，後患無窮」的日本之行之後，除非發生什麼特殊的事件，否則，一年之內，布什總統再次出國訪問和開會的機會，大概是「求之不得」了。看來，他的健康問題並不簡單；「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受會與日俱增；而競選活動如火如荼地開展，更是「心難旁鶩、分身乏術」了，這是「美式民主」的又一個特點了。

因此，一月底的安理會首腦會議，意料之外地，給他這個陷入重圍中的「外交總統」一個輕而易舉的大顯身手的絕妙機會（而使民主黨人相形見絀的）：

其一、中、日、俄、英、法等大國首腦齊集美國，確是從一個方面反映出：當今天下，數一級大國，還是非美利堅合眾國莫屬的1月10日那天清晨，在華盛頓的安德魯斯機場，他發表《歸國講話》，特別強調這一點。可是，在《紐約時報》與《華盛頓郵報》上，都是隻字不提；反映出傳媒對他的觀感與評價。但是，現有14國元首之聚，大眾傳播媒介的渲染與報導，還是可以把他的訊息帶給美國人民的：做為一個大國，美國在國際舞台上還是大有做為的！因此，他在這方面的積極表現，不應該被視為「不務正業」之舉的。

其二、這一個「史無前例」的聯合國高峰會議，如果開得好，一而再，再而三，發展為一種制度，由於美國的影響力還是很巨大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為一個推銷「美式文明」，特別是「新美式和平」的一個重要論壇。可以說，是人家自己送上門來，讓你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的工作。由於「本小利大，事半功倍」，美國人民及輿論，當然也會多多欣賞這種「萬邦來朝」的景象的。

其三、「美式民主」的一大矛盾是：中下層階級選民的動嚮往往是同上層階級及統治精英的信念和利益格格不入的。以布什總統而言，他跟共和黨人都是堅信，美國應該「乘勝追擊」，把「美式民主」、「美式資本主義」推廣到世界各地去，特別是前「蘇東集團」、中國及第三世界去。在那個新的國際情境結構裡，建立美國人的壓倒性優勢和地位，多搶佔陣地，以此來確保「瓦式普」體系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透過ＩＳＮ高峰會議，苦口婆心，或許，可以使到更多的美國人分享這樣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並做出承擔，投入其事。

調和「美式民主」與美國「環球策略」：重重矛盾的一個契機

由此亦可見，在今後一年裡，對於美國的統治精英來說，功夫在於：一方面，如何迎合及安撫民意，在政策上和姿態上做出調整，使人們相信：總統及共和黨在內政（特別是經濟）上是如何地勵精圖治〔很巧妙的是：UN高峰會議是布什提出《國情咨文》（一般認為，那將是經濟重建的咨文）第三天〕；另一方面，又必須千方百計，用比較隱晦的，低姿態的方式，持續出擊，在國際舞台上，建立美國的「唯我獨尊」的地位（推動類似的國際會議，便是一件合乎新策略的事）。

其實，也只有在國際上的某種強勢地位，美國才有可能在內部的調整上，獲得更大的周轉餘地的。比如說，進入「後冷戰時代」，世界各地「經濟一體化」，實際上是「區域化」的動向，正說明了：政治和軍事上的力量，可以使美國堅持它的「門戶開放，公平貿易」的原則；而不致於在歐洲和西太平洋地區被餉以「閉門羹」－－在這個意義上，布什總統在外交上的所做所為，又不能不說是「有的放矢，用心良苦」的。在《歸國講話》裡，他強調了這一點；可是事後報章的報導與評論，又是不及其事！

因此，這個「安理會首腦會議」，是在美國內政外交正在進行「初步調整」的時刻在美國國土上召開的。對於布什總統、對於美國的上層階級和統治精英來說，也許，它的意義與作用是，加強了對變局的感受、思考與認識；並且，不得不採取比較積極和系統的態度來探索一整套的應變之道－－特別是，如何使美國跨越世紀的外交同美國的中下層階級人士的利益更緊密地結合起來，而不是只反映（或主導地反映）少數人的意識形態及其權益？……在理論與實踐上，這都是一個不簡單的問題呢！

當然，這次高峰會議，也可能給美國人帶來一個「不祥的訊息」：今後，國際重大問題（如「前蘇聯」核子武器系統）的處理，看來，單靠美國一家是「無濟於事」的；沒有歐洲人、亞洲人及其他地區人士的參加，新的局面根本是打開不了的 -

• 但對美國的統治精英來說，壞事也可以變好事，它也可以乘機向美國人民陳情：美國政府再不會「四處招攬」而耽擱了內部的民生大計；仍值得信任與支持的。

（原載《文匯報》美洲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