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時代的精神和特徵

一　鄧小平時代

今天的中國，是誰的時代？是誰主沉浮？

所謂誰主沉浮，這裡不是指那個人或那個階級力量推動歷史前進，而是指誰是今天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說，在制定安邦定國，國計民生的大政方針時，誰說了算數，誰最後拍板。

今天中國黨、政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和李鵬都說是鄧小平說了算，還有其他政治局的幾個常委也都一致公開承認是鄧小平最後拍板。

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的中國是鄧主沉浮，不僅中國人這樣看，西方人也這樣看，既是鄧主沉浮，當然應由他來代表這個時代。

本來一個大政治人物的下台或死亡之後，他的時代也隨之結束，鄧小平於六四之後辭掉一切黨、政、軍要職，退為普通黨員和平民，但突然於今年初在深圳，珠海又大談改革開放，吹起了鄧旋風，掀起了1978年以來的第二次改革浪潮，再次推動中國歷史前進。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鄧個人一時的心血來潮？是黨內高層的派系鬥爭？

從中共一貫的決策過程來看，這決不是他個人一時的心血來潮，更不像是海外和台、港某些人所說的什麼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權力鬥爭那麼簡單，筆者認為，這是中共中央總結了這兩、三年治理整頓的經驗後對下一步如何更上一個台階所達成的新的共識。

江澤民和李鵬都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所以請他再次出山，運用他改革總設計師的歷史地位和威望，登高一呼，把黨的這個路線性的共識宣告於天下，傳達給國人，把中國的改革進程推上另一個台階。

雖然名義上他已是在野之身，但是他的改革思想和歷史上形成的權威卻是當今最高領導人江澤民，楊尚昆等所無法取代的，所以我們說，中國現在仍然是鄧小平時代，而不是江澤民時代或李鵬時代，是沒有什麼不妥當的。

尊重和借鑑元老政治家久經考驗的政治經驗和智慧，是中國甚至東方政治文化的特色，不僅大陸如此，台灣也不例外，兩岸都有八位一言九鼎，左右政壇的大老，是歷史的巧合也是中國傳統的元老政治的必然現象。

二　求富的時代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徵和精神，那麼鄧小平時代具有什麼特徵和精神？

要概括一個時代的特徵和精神，主要要看當時整個社會努力的總方向和中心目標以及推動激勵人們向前的精神力量而定。

據此而論，1949九年以前的前毛澤東時代，也可以自晚清同治中興起細分為恭親王時代，曾國藩時代，李鴻章時代，袁世凱時代，孫中山時代，蔣介石時代，這段為時近百年的時期可以概括為求存的時代，即致力於中國民族的救亡興存，1949年至1976年新中國的毛澤東時代，可以概括為求強的時代，即致力於中國民族的獨立自主，自1978年到現在的鄧小平時代，雖然仍在不斷探索試驗之中，尚未完全定型，但根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指導思想以及這十多年來的大政方針、政策、措施，大致可以概括為求富的時代，即致力於中國民族的脫貧致富。

同毛澤東時代相較，鄧小平時代也同樣是個雄心勃勃，充滿活力豪情的大時代，它不僅要使全中國人民擺脫近一、兩百年來內憂外患所造成的窮困局面，還要從根本上使中國民族擺脫貧困，砸爛數千年來小農經濟所形成的匱乏經濟格局，建立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富裕經濟格局。

於此可見，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人真可以說是任重而道遠了，比如鄧小平說，要花50年也即到下個世紀中葉左右使中國趕上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所以說它是另一次複雜曲折的萬里長征，是最恰當不過的比喻了。

三　富與強孰先孰後

求富同求存，求強一樣，是一個極端複雜的過程，牽涉到各種各樣的難題，這裡祇準備大略談談與求富有關的語意上以及歷史上經驗，文化與價值觀念方面的問題。

我們常說「富強」不說「強富」，富在前，強在後，這不僅是語法上的習慣而已，還含有邏輯上的因果關係，即含有先富而後始能強的意思，但實際上從中國的歷史經驗來看，各個朝代特別是主要朝代，都是先強後富的，沒有一個是先富後強的，所謂強，就是能克敵致勝，否則就是弱了。

我們一般常說「富國強兵」，實際上應該是「強兵富國」即國先強而後始能富，不是國先富而後國始能強，漢、唐、元、清，都是先強而後富的，不是先富而後強的。

從中國近代的經驗來看，也是如此，晚清有不少仁人志士如薛福成，王韜、馬建忠、嚴復等都鼓吹富國論，主張先發展工商業，充實國力，但結果因為缺乏獨立自主，安定團結的政治前提而無法實現。

而且中國史上有一個獨特的現象，就是「富弱」即因富而弱，唐玄宗天寶年間是個例子，清高宗乾隆晚年也是個例子，南宋一朝可以說是富弱最典型的例子。

鄧小平時代是直接承繼毛澤東時代的，確切地說，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完成了求強的任務，為求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獨立自主，安定團結的政治前提，所以，珍寶島、越戰之後的鄧小平時代將全國努力的重點從反帝、反修的求強目標轉移到全力發展生產力的求富目標上面，是應有之義，完全是順理成章的。

在反帝、反修任務完成之後的今天來談富，所需的條件都有了，沒有人才，人家願意替你培訓，沒有資金，人家願意投資、貸款，沒有科學技術，人家願意提供先進設備技術，沒有經驗、市場，人家也願意提供先進經驗，開放市場，除了六四以後一、二年短暫時期之外，近十多年來，不論基於什麼原因，或因西方需要中國作為反蘇的戰略夥伴，或因西方要和平演變中國，或因西方要佔領廣大的中國市場，真可以說是要什麼有什麼，甚至你沒有要的人家還自動願意送上門來，這同在毛澤東時代美、蘇兩霸圍堵孤立中國，要什麼沒有什麼，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這些新出現的，有利於求富的條件，特別是在六四以前的幾年西方對中國友好的大氣候，大環境，都是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比起在他之前的許多中國領導人特別是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鄧小平的運氣真是好得太多了。

如果今天有人以今視昔而認為，中國早在毛澤東時代就有求富的條件了，並對毛多所苛評，那完全是不符合歷史條件的唯心主義觀點，是意氣之爭，完全經不起歷史事實的批判。

四　排富情結

講到求富，經典儒家不但不反對致富，而且積極主張致富，孔子弟子冉有問孔子，當人口眾多之後怎麼辦，孔子說使人民脫貧致富，儒家雖然不反對致富而進而主張致富，但堅持「富」必須得之以道，取之以道，循禮合義，否則寧可過著「一簞食，一瓢飲」的貧困生活。

不過，建立在農業基礎之上的中國文化對於富的理解，充其量只是小康經濟，《禮運大同篇》所描述的，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大同社會，只是農業社會的烏托邦，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歷代統治者所努力的目標，一直是使人民從餬口經濟到自足經濟，然後再到小康經濟，對於富裕的大同經濟，永遠都只是心嚮往之的烏托邦而已。

簡言之，古人對於富的理解，決不是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富裕經濟，或馬克思所說的，用現代科學技術創造出來的社會主義富裕經濟，而是豐衣足食的小康經濟。

而且，對於富裕經濟，從中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念上看，下意識裡有一種排拒，警惕情結，講富就是講利就是講利益、效益、利潤，經典儒家一講到利字，總是離不開義字，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孟子》一開頭就揭示義利之說：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將利與義並舉，經典儒家不僅在治國齊家方面如此，在個人修身處世方面也是如此，比如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又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食者，未足與議也」，「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不一而足。

以上是經典儒家重義輕利的權威論述，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可以說形成了中國人的深層文化心理結構，形成了中國人的人格，成為數千年來中國人特別是士人修身處世，安身立命的基本準則。

孔、孟、荀講義利之辨，宋儒加以進一步闡發，大講「存天理，去人欲」，宋以後愈演愈烈，到了明末，一些道學家將去人欲講成了絕人欲，成了禁慾主義，而與釋，道兩家合流，經典儒家的義利之辨，宋明以下儒，釋，道三家對利，對物質的消極排拒，形成了一般人安貧樂道的排富情結，而把貧窮美化了，理想化了。

換言之，對宋、明以下的道學家而言，貧困不但不是壞事，反而變成了好事，變成了道德實踐的前提條件，相反地，豐衣足食卻變成了「驕奢淫佚，貪污腐化」的有利土壤。

這種排富心態在文革期間曾經大行其道，風行一時，但鄧小平時代已經被批為「窮過渡」，「乞丐式的共產主義」，這些年來，隨著經濟的繁榮，中國人這種根深柢固的排富情結正在經受「社會主義改造」，轉變為合理，正義、健康的「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心態。

中國文化裡面還有一個與排富情結密切相關的歷史現象，姑名之為「安樂症候群」，古人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居安思危」等警言，不是古聖先哲憑空杜造出來的，而是他們根據中國人的人生經驗，世事變化和歷史遞嬗總結概括出來的。

比如一個家族發家之後不出幾代就沒落了，因為子孫們驕奢淫逸，揮霍無度，一個朝代開國之初，朝氣蓬勃，開疆闢土，勵精團治，到了中葉富庶之後，迅即衰敗了，因為王室外戚專橫驕縱，官吏貪污腐化，社會奢靡成風，於是民亂四起，外寇入侵，國破家亡，這幾乎成了中國社會史，政治史上家族，王朝興衰更替的規律，令人常興「其興也勃，其衰也速」「轉瞬榮枯，真似春雲秋葉」的感慨，中國人重德輕才和中國史上的道德史觀就是根據數千年來這種人生經驗，世事變化和朝代興替的常態現象形成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講發家致富，結果這十多年來人民物質生活普遍獲得很大改善，貧困人口由一億兩千萬下降至兩千萬，綜合國力大為提高，這真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隨著物質的繁榮，社會上和中共黨內出現了與上述類似的安樂症候群現象，特別是六四前幾年，以致造成六四動亂，從中國文化和歷史上來看，這種現象的再現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來有自的。

蓋因中國文化的存續力自古以來就是建立在憂患意識上，不是建立在富裕意識上，當然這絕不是意味著鄧小平時代的求富政策就一定會像以往一樣重蹈中國歷史的覆轍，由興盛走向衰亡，古今到底時移勢易，最突出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是：古代為農業經濟，現代為工業經濟，農業經濟主要靠獸力、人力創造財富，靠天吃飯，工業經濟主要靠科技，機器創造財富，靠征服自然吃飯，前者創造出來的財富是有限的，後者創造出來的財富是無限的，

但是，我們絕不能小看這個安樂症候群，因為它根源於中國相對艱困的農業經濟條件，根源於源遠流長，根深柢固的勤儉的農村習俗和文化所以無時無刻不在每一個中國人的下意識裡起作用，當中國已經進入現代工業社會時，這個症候一定要治，否則，國家和人民很難富起來，即使富起來了，也不能真正地，盡情地享受科技創造出來的物質繁榮，當然，享受不等於享樂，更不等於享樂主義。

但是，商品和市場經濟鼓勵消費，極易使享受變成享樂，使享樂變成享樂主義，這是鄧小平時代求富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五　富裕與文化

安樂症候群怎麼治呢？大體上可以從消極和積極兩個方面下手

消極方面，開發科技和商品經濟對創造和流通物質財富的巨大作用，從而消除國人懼富排富的情結。

積極方面，創造出一套既能反映富裕經濟基礎，又能符合社會主義理想和原則的思想和價值體系，一套社會主義的禮法，一套社會主義的行為規範和守則。

孔子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謂行有餘力，就國家而言，就是內無災亂，外無強敵環伺，就個人而言，就是豐衣足食，不必長年累月為生存掙扎，為衣食操勞奔波，所謂學文，就是學文化，進而搞文化；從事文化建設，需要安定，和平與繁榮的大環境，大氣候，自毛澤東晚年基本上完成了反帝，反修的歷史任務之後，在鄧小平時代，中國已初步具備了這三個搞文化建設的必要前提條件。

在此之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經瓜分之禍，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反美援朝和援越，內憂外患交逼而至，人們迫於時局危急，思想易走極端，情緒易於激化，以至於要同傳統決裂，中國近幾十年來文化界和思想界的左或「左」的思想和情緒主要是對這種深重國難的反映，絕不是少數人情鍾於左，為左而左，但這多少是不冷靜的，這是文化的大破壞時期，不是文化的大建設時期，越戰結束至今，特別是自蘇聯帝國解體以來，目前是中國近一百多年來，第一次可以比較冷靜地，客觀地看待自己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大搞文化和精神建設的大時代。

80年代中期，中共發表關於精神建設的決議，這是搞文化建設的重大戰略步驟，這個決議是高瞻遠囑的，是具有深遠影響的，可惜的是，胡、趙兩位前總書記只看到物質文明的重要性，全力搞物質經濟建設，忘掉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不搞或少搞精神文明建設，結果，他們兩人為此結束了政治生命，國家和人民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八十年代的這個一手硬，一手軟的深刻教訓，中國人是無論什麼時候都應該牢記不忘的。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指導思想，要全面而整體地理解，決不能只及一個中心，不及兩個基本點，特別是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必將重蹈前面兩位總書記之覆轍。

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經濟搞上去了，天下就太平了。這恐怕太樂觀了，過於簡單化了，美國夠富裕了吧，但並沒太平，最近的洛杉磯暴動只是美國社會潛伏的危機的警號而已，再拿中國的另一部分台灣來說吧，台灣總夠富裕了，但是富而無禮，富而不義，社會治安惡化，社會風氣靡爛頹廢，政壇動盪不安，學術界，文化界充斥拜金主義，致令有識之士如孫運璿，吳大猷等為此大聲疾乎，扼腕歎息。

中國歷史上的安樂症候群在台灣完全並發了，現在的台灣同偏安江左的南宋實在太相像了，富裕帶給台灣的不是富強而是富弱，是衰敗，是末世的悲涼。

有人說，中國的希望在台灣，這是反共八股，閉著眼睛胡說。

台灣經驗的這個消極面還不夠令國人警醒嗎？經濟固然重要，但不是一切，《深圳特區報》年初的八評既看到了物質建設，也看到了精神建設，很準確，很全面地反映了鄧小平時代的精神和特徵，值得讚揚，值得向海內外中國人大力推介。

自今以往直到21世紀，所有生活在鄧小平時代的海內外中國人都應當本著既搞物質文明，也搞精神文明的兩手抓，兩手硬的原則，共同創造出一個以富裕經濟為基礎的，融中西文化為一體的現代中國文化，富而好禮，富而多義，使中國文化走出亞洲，走向世界，成為一個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世界性文化。

唯有這樣，中國人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人，中國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