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學院的圍牆回歸社會

在《海峽評論》第16期中，刊載了署名陳潔的《高中校園生態空間的反省》一文，述及了校園作為生產關係之再生產的角色，並提出了以社團、學運的發展解構現有的校園生態空間。此文的許多字句自然是讀過左派理論書本的人所耳熟能詳的，但筆者仍感到從這個主題出發有些問題值得再加以思考。

台灣社會差異的光譜

台灣的整個發展呈現一種不平衡的畸形狀態，特別是基於分工與剝削造成的城鄉差距，以及貧富分化，但在本文中我們首先要看看這種差距在文化上造成的歧異－－在鄉村或城市中的老社區仍是一片傳統的風貌（可能內在還伴隨著年輕人口外流的趨勢），在工業區中勞力密集產業或技術密集產業亦呈現勞動者性別、工作環境等種種差別，而在都會區－－ 特別是資訊、資本密集的台北市中心，則在商品、店面、休閒場所等格調上直趨歐美。如果我們把這種差距視同光譜，那麼光譜的兩端顯然是城－－ 鄉、勞心－－ 勞力，甚至還可以再引伸出現代－－ 落後、新潮－－ 傳統，以及所謂的「高級－－ 低級」。我們在電視廣告上可以看到這種差距的兩端（因為一種商品「賣給誰」和「怎麼賣」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利用對豬哥亮的愛慕來推銷斯斯感冒藥，或是阿薩姆自稱是歐洲皇室的正統奶茶。關於後者最耀眼的例子是斯迪麥的廣告，和它對應的除了青少年外，是一群握有資訊能接觸到世界上最新潮的知識理論的人，他們就在都會區的中央活動，去很有情調的咖啡廳聊天，或是在佈置亮麗的精品書店聽海頓的小提琴曲，他們當然是服務業，可能是小企業主或受雇者，但收入頗豐，不愁衣食。這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社會所生產出的剩餘價值已經養得起這麼一群人，他們不但是所謂的「中智階級」，而且就社會地位、消費文化水準來說，是在這個階級的最上層。

知識貴族與體制外顯學

為什麼要先大致地、很直覺地指述這個社會，是為了先大略鋪陳出一個背景：任何自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討論教育問題的人都不該將校園與社會割裂開來－－從問題的提出到問題的解決。既然學校是扮演著維繫體制與再生產的角色，則校園問題的真正解決就必然與社會生產體制的變革緊密相連－－不論是在教育受下層建築所決定或是教育對下層建築的反作用的層面上。而「高級中智階級」的提出更是牽連到在陳文中所寄予厚望的，「接受異質性成份刺激」的「學術性社團」身上，筆者看到了正是要維繫體制的質素。

陳文的作者是一名北一女的學生，筆者則畢業於建中，現就讀於台大。〔很遺憾地筆者並不清楚文中所論的問題在其他學校的程度如何〕正是在這三所學校的交疊裡可以看到這樣的問題－－社會普遍視它們為「全國最高學府」，並且這裡面的學生們也自己這麼覺得，而其中少數的「學術性社團」更是自覺的知識貴族，因此在這裡菁英主義往往腐蝕人心到不可救藥的地步。（對於一個畢業自北一女或建中但不進入台大的學生，這個問題就可以洗滌掉不少）。這三所學校正是所有的校園中與都會區關係最密，獲得資訊最容易的地方，也因此學生們自我形塑效仿對像不但是圍繞在既得利益者身旁的小資產階級，而且是在這個階級的最頂端。這裡的學生比起其他學校，和知識界的通俗文化更為密切。所謂知識界的通俗文化，說得更精確些，是相對於右派政治學、社會學、儒家思想……的「體制外顯學」。很久以前是存在主義，90年代初期，這個顯學已從新馬轉變成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甚至「人民民主」等等。在三大領域（政治、經濟、理論）的鬥爭中，這個階層及其預備隊的批判武器就是上述的顯學，在文化上則伴隨著許多「後現代」現象。在這個現象之下，語言被解構，空間被拆解，沒有的意義都被毀滅。一心固守某種價值的人只能被嘲笑，在各個階層（包括它在校園裡的預備隊）裡，再也沒有人相信國民黨及大有為政府，但也沒有人熱心於推翻黨國體制；所有的人口頭上都明白資本主義是萬惡的，威權宰制是不義的，但沒有人會真的獻身於推翻這個體制的運動。所有進步的思潮，關懷弱勢者的口號，在這裡只是變成自我表現的素材，藉以顯示這群「知識菁英」的與眾不同之處，並憑著這點在社會生產體系中佔據有利的位置（如「女性主義就是敗在衣服和愛情上的」這樣的詞句）－－他們不但收入頗豐，而且工作環境可能極為優良、自由及富創造力的空間等－－。這種人也可能陷於虛無的狀態，既不願屈身於中下階級，又不知道要幹什麼事（因為一切意義都已經消失），他們不要歷史包袱，也不願認同某個鉅觀一元的理論，更遑論為某種終極理想努力。陳文中所提及的「社團……是打破壓制，走出封閉壟斷，接受異質性成份刺激……更有機會對體制產生顛覆性的可能，當然這並不意味以新的文化霸權建構另一種『合法』、『合理』的秩序」事實上正在最都市化的校園中實現－－當他們能夠擺脫訓導處對活動、刊物言論的審查後（可能是「推翻」教官或是別的什麼，但絕不是推翻在背後主使、支持教官的力量），拆解工作就要大肆進行了（既然不要任何霸權、秩序的話），他們固然不致於認同於民進黨，但也決不會投入社會運動、服膺任何理論或理想（他們斥之為教條）。日、韓的學生運動在台灣只能是神話。所以陳文的這種話在政治上的效果只能是更鞏固既有體制、既有霸權；而學校「維繫體制與再生產的角色」更是無法顛覆了，只能眼看著它愈來愈整合入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洪流中。

這種現象在「菁英學校」的「菁英社團」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並且隨著台灣逐漸地高度資本主義化（城鄉分離、貧富分化加大）而在擴散中。大多數的人即使無法接觸到最新潮的顯學，也能感染到這股習氣，或者做個標準的「高級知識份子」，或者鎮日喃喃虛無，或者在所有的意義都不在了以後，就只能抓住最實在的感官。這個現象就如癌細胞股漸漸地蔓延開來，逐步腐蝕校園「生態空間」，影響了學運以及本來是學運所要動員的群眾。

「學校還是在社會裡的！」

如果要解釋這個現象，這個階層及其意識的形成，當然也只能在整個社會生產脈絡來看。這群人幾乎與實際的物質生產完全脫離關係，既不是勞動的無產者也不是擁有生產資料並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既然腦力活動是他們日常生活實踐中最重要的部份，他們遂不再真實地思想著什麼，而自以為思想著某種真實的什麼。他們是由物質生產的剩餘價值所供養的，於是「自然而然地」他們在意識型態上也實際地服務於剩餘價值的擁有者－－雖然他們自己多半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願意承認。

陳文中顯示作者已經知道「學校是在社會裡的」（這句「廢話」必須一直放在心裡），不但知道是學校外的某種力量在操控學校校園的生態空間，也知道推翻校園現在體制需要借助社會上「異質性成份」，但是其最後對於校園的想像卻是反社會的，既然排斥建立新的文化霸權、秩序，那麼社會上既有的霸權、秩序不會也因此被消滅，而只會以更細緻的方式介入校園。不要忘記：你之所以能開始進行驅逐教官的行動不是因為你很凶會跟教官吵架，而是因為校園外國民黨的控制力正在鬆動。

教育改革的真正完成只能是在社會體制變革的時候，而教育領域中的努力也能促進社會的全面解放，在教育改革的路途中，基於運動形勢的考量也許有許多不同的策略，但是其最終的目標都應該指向共產主義的解放運動，而不是忸忸怩怩地「不建構新的文化霸權與秩序」－－在這條路上沒有懦弱，只有勇往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