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都市化遺棄的眷村：台灣

編按：從《竹籬笆外的春天》、《老莫的第二個春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等以眷村為背景的電影起，台灣文藝作品中探討外省軍人社區這種ghetto的類型也越來越深入。朱天心是名作家、軍人作家朱西寧的女兒，她以眷村都市化消失過程中親身經歷、觀察的幾個插曲隱喻一個good old days的消逝，也向某種政治高壓期凝聚出來的一種passion告別。沒有感傷，沒有鄉愁，只有都市化之後徘徊水泥叢林間人「類」的疏離而已。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書是當今大學校園內廣泛閱讀討論的小說，本文作者黃錦樹同學是馬來西亞來台就讀的僑生，我們很佩服他文學批評功力以外另一些政治洞察力，如他把做為「復興基地」的台灣視為一個廣義的「眷村」，把都市化之後的“Taiwan Metropolitan”之「台灣性Taiwanness」漸被抽離也一針見血戳破。

大台北作為一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下的都市，使得一切事物持續商品化，且商品化本身又反過來成為都市的內在屬性之一。在這種情形下，穿梭於大量高聳的建築，縱橫交錯的街道裡的人群，也和到處充斥的商品一樣，構成大台北的特殊表徵。可是在人群中，個人的面目卻漸漸模糊了；甚至，個人在人群中「消失」了，徹底消逝在都市互不相識的人潮中。因而，人群便呈現一種「類」的型態，人群是都市中的不同人「類」的綜合體。

這種「類」的現象具體顯現在朱天心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書中，成為該書的內在形式之一。書中六篇小說分別處理了六個題材，六「類」當代台灣社會中特有的題材。《我的朋友阿里薩》寫的是「某類」小資產階級雅痞；《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寫眷村子弟；《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寫某類政治犯；《預知死亡紀事》寫「老靈魂」；《春風蝴蝶之事》寫女同性戀；《袋鼠族物語》寫都市社會中某類家庭主婦。上述篇章之所以呈現出「類」的傾向，在於朱天心採取了一種特殊的社會觀察形式－－一種「類」的形式。以下便以最典型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為例加以討論。

這篇小說就以一個沒有名字的「她」為敘事觀點，而這個她其實是一個集體的「她」－－「……我不知道該如何形容她，青春期的大女孩，或少女人，第一次的月經來潮並沒有嚇倒她……」（頁74）個中「或」字，道出了「她」其實是一種「類型」，而非個人。在小說的推展中，這種傾向愈來愈明顯。從「她」的特殊遭遇－－關連著一個男孩子「寶哥」的性啟蒙－－而帶出一「類」類似遭遇的男女：「其實不只寶哥，還有很多很多的男人，令很多很多的女孩在她的初夜想到他們。他們大多叫做老張，或老劉、或老王（總之端看他們姓什麼而定。）」前面這一段引文中的一些不定語詞「不只」、「還有」、「大多」、「或」及括孤內的字造成一種「不定」的效果，意符的飄浮也造成了意旨的流動，因此特定的人名就變成一種群體的代稱，甚至可以刪除而代之以符號：「通常一個村子只有這樣一名老X，因為他單身，又且遠過了婚齡大概再也沒成家的可能，又往往僅是士官退伍，無一技之長……」（頁84）。

「老X」的「X」做為某種群體的代號是再明顯不過了。加了作者一再的用「通常」、「往往」等字，更加重了作品的上述意味。這種不定性的用語在篇中成為基本的構成成份。後來作者談到「爸爸們」、「媽媽們」（情報村的媽媽們……）時，更直接道出了這種「類」的特性：「但往往媽媽們的類型都因軍種而異。」（頁88）

除此之外，朱天心更在小說中穿插大量的「議論」，把小說的「敘事」打散；同時這議論也大大的淡化了情節在小說中的重要性，使得這些作品缺乏一般小說要求的要素。也因此，朱天心的「新小說」逸出了當代所認定的「小說」，就內在的流動性而言是一種「散」，近於散文。可是恰恰就在此處，上述小說體現出一種非常值得探究的傾向：它回到了中國小說的原始意義－－「街談巷議」－－一種卑微的形式。（請想想該篇小說嚴肅的主題！）正如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言：

「小說家者流，盡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裡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採，此亦當蕘狂夫之議也。」由於那些小說具有非常明顯的「道聽途說」、「街談巷語」傾向，使得在表達上呈現出「一口多聲」，那單一的敘事者也因而帶著「集體」的意味。

就這一點而言，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於敘事文類的洞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本雅明認為，「說故事（Story-telling）是一種溝通行為，出現在前工業社會，而且故事本身並非個人的創作，而是集體的創作……」「當原始的農業／手工業生活形態式微，說故事也失去了社會基礎。」因而，《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便是在說故事失去了社會基礎的時代裡的一種「說故事」。它不是透過與聽眾面對面的原始傳播形式，而是透過「書寫」－－這個頗為艱難的形式述「說」。換言之，就主題而言，她訴諸的閱讀對像還是布爾喬亞、而非一般的大眾；就形式而言，她預設的讀者甚至是精英！這又和「街談巷語」的作用有關－－即「補史之闕」。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歷史的書寫者總是社會精英！

這種使命感可能和朱天心出身歷史系有關；但不管怎樣，她在《我的朋友阿里薩》中呈現出的中年人對新一代的「不放心」，可以視為是對歷史在時間中無聲無息的消失的恐懼與焦慮。歷史作為一種集體記憶的形式，必須賴於一代代的傳承，因此它的大敵是－－遺忘。然而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當代台灣，在資訊的洗刷之下，人的「經驗」消失了，而代之以「體驗」。時間變成共時性的時間。歷史被看做是一種沒有價值的資訊。這是新一代台灣人的感覺結構，沒有歷史，沒有過去，人徹底的被物化。不幸的是－－如何多諾（T. Adorno）所言－－「所有的物化都是一種遺忘。」

深入一點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一書中的題材，在以國家為主體的正統史家眼中，也是「必要遺忘」的部分。換言之，這些題材最適宜的存在方式恐怕是「野史」－－一種半虛構形式。最具體的例子是《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在急速都市化，在「反攻復國」的意識型態破產之後，「眷村」做為一種特殊的人文生態環境已經漸漸的消失。「眷村」的邊界逐漸溶蝕，「眷村的兄弟們」散佈於都市的各個角落。在現實裡的「眷村」消失後，他們化身為隱形的族類，他們的下一代業已不再是「眷村子弟」，而是島嶼的居民。所以她（對自己）說：「總而言之，你們這個族群正日益稀少中，你必須承認，並做調適。」（頁94）族群人口的日益減少，就暗示了記憶傳承的中斷危機，暗示了這一段歷史被「擦拭」以至消失的可能。所以，她不斷的回憶。招喚，一家又一家的「巡視」那些同為小說家的昔日眷村子弟，彷彿在呼喚說：「起來吧，你們這些和我相同的族類，我們一起寫歷史……」

如果把「眷村」視為一個隱喻，《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至少同時招喚了白先勇，張大春等人；那麼《台北人》、《將軍碑》、《四喜憂國》也可以視為同類型的著作。就這些著作中的敘述者而言，他們（如：老兵、將軍等）敘事觀點中的台灣，做為「復興基地」，又何嘗不是一個大眷村？當統治者意識型態籠罩的地域逐漸減少之際，那些「無法收復的失地」，也就是「台灣」漸漸「收復」的「失地」。在眷村退卻之際，台灣的主體性卻逐漸彰顯。因此，在朱天心的「街談巷語」中，是否也體現了「做為隱喻的眷村」的歷史的消失？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

然而眷村終究不是朱天心主要的關切所在，「台灣」才是她傾全力想要著重書寫的。不過相同的是，眷村和台灣同樣面臨「都市化」帶來的革命性威脅。從（我的朋友阿里薩）裡可以看到，在資訊化的潮流中，何止眷村－－連台灣之所以為台灣的「台灣性」（Taiwanness，本土派奉為命根的）也幾乎不保。都市是世界的都市，冰冷的建築與熾熱的商品構成了都市的主體，人群雖也是都市組成的一部分，但每一個個人在都市人群中也只化為碎片的個體。因而，文明發展到最終就意味著「蠻荒」、「生」就意味著「死」－－《預知死亡紀事》中「日日與死亡為伍」的老靈魂有著無比蒼老的靈魂，死亡是生存的主體；《袋鼠族物語》中的母親是「母獸」，孩子是「小獸」，人物化成「袋鼠」；而《我的朋友阿里薩》中的男主人翁更是追逐色慾的「雄獸」。在這裡，時間的縱深度被取消了，從「蠻荒 - 文明」到「蠻荒 - 蠻荒」，一如本雅明說的：「沒有什麼文明的紀錄不同時也是一個野蠻的紀錄。」

這一切－－都會在我們可預見的未來發生嗎？它是一則預言？還是已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