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文化上的反叛與政治之民主應是理性必然的組合,然而就當代語言文化而論卻像是處處在倒退。由於行事於民主政治,政客們言論與談笑必以無傷選民大眾為是。政治準確(political correctness)已變為判斷某人是否公正而有教養的最高尺碼,傳統倫理的是非曲直已經不能彰顯。更可悲之處還在於語言文化大革命促使古典英文的步步蛻化。
今日美國,若某君身就高位而出口不遜,有害於有色人種或婦女自尊,則全國上下各族人民同聲共討,口誅筆伐。如前總統雷根曾不止一次因為口沒遮攔玩笑過頭而引起天下大嘩,其可怕程度近乎於文字獄。於是乎政治準確性正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導演著一場語言文化大革命運動,蕩滌著英文中許多傳統的語法及詞法,「政治準確性」替代了「文字準確性」。
目前以文字改革為中心的英國語言文化大革命有以下三大特點:
其一,也是普遍的災難性現象,是用中性詞替代陰性或陽性詞。
如以“waitron”(招待)替代陰性“waitress”(女招待)或替代陽性詞“waiter”(男招待)。以“flyattendent”(飛行服務員)替代“stewardress”(空中小姐)“steward”(空中少爺)又以“chairperson”(主席)替代“chairman”(男主席)或“chairwoman”(女主席)等,以避免性別歧視或大男人主義。甚至於在用代詞「他」的地方更用“s/he”以表示男女平等。
其二是避免容易引起誤會或帶有個人歧視意味的字與詞。
例如藍燈書屋新出爐的韋氏大學辭典中特別包括一個附錄,標題為《避免性歧視主義者的語言》。該附錄有多項常用字眼推薦與提供讀者查用,以保證政治上準確無誤。如“women”(婦女)一詞被“womyn”代替,原因是前者可被誤讀而與“worldmen”(世界男人)混淆不清。又如改稱胖者為「骨骼略大者」或「大體型人士」;失業者為「無薪人士」等等。
其三是避免容易引起政治爭議的短語與表達方式。
如對於環境保護主義者而言,「一石擊二鳥」有破壞生態意味且殺氣騰騰,政治上不夠正確。美國電視「脫口秀」有幾大忌諱:一是言不可譏笑婦女,二則切不可譏笑基佬,三是任黑人叫白人「大白鴨」,白人不可回口稱「黑鬼」。
語言是表達文化的工具,思維的外殼。語言、思維與文化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雙向關係。對傳統語言之破壞是對文化及思維方式的間接破壞。而其根本原因在於後現代激進主義抹殺傳統道義上的是非曲直,以偽君子式的文明禮貌取代人類理性和情感的衝突。
漢語名詞中少有性屬,以上所謂性歧視主義者陰陽性詞鮮見。大男人主義見於對婦女的稱謂中,如稱妻子為「賤內」或「糟糠」等等。另外歷史上亦有南蠻北夷東狄西戎排斥外族之說,言語中表現的是落後文化。這些現象在任何落後文化的特定歷史階段都可以找到,並隨文明進步而消除。當然維持古典語言和文化的傳統並非排斥由於文體修飾的需要而採用委婉語。如以「癮君子」稱長期吸用毒品者等。
相反,在英文,包括在多數印歐語系中,名詞、代詞的性屬有助於明確表達事理,清理思維。
在英文中取消性屬名詞則是語言的墮落。
政治準確性對英文乃至思想的危害已經引起部分語言學家重視,不久前倫敦《星期日電訊報》、《華爾街日報》及《紐約時報》均載有批駁性文章。倫敦《星期日電訊報》整版文章題為《思想警察來了》。作者將造就文化墮落的「政治準確性」斥責為「來勢洶洶又危險的集權主義」,並呼籲回歸古典語文。該文章作者還指出「政治準確性起源於美國校園」,但是後來又「迅速橫跨大西洋」到達歐洲。其建築師們明白「勝利之關鍵在於攻心。因此主要戰場還在英國語言文學的教導。」該文章作者還戲稱奧威爾在其小說《1984》中曾有預見。該作者沒有指出的是,也是奧威爾沒有預見的是「政治準確性」的建築師們很多人60年代屬於美國左派青年,即當年在斯坦福,哥倫比亞大學高呼「打倒西方文明」的幹將,一如今天秘魯的毛派「光明之路」等流輩。
筆者生在大陸,感受過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漢語之摧殘。當時要想維持政治準確性必然是加入「紅衛兵」或「紅小兵」否則「政治上不對路子。」來美多年後,漸漸感到電影電視中英文日益退步。近來才注意到「政治準確性」這個「紅衛兵」正給美國社會悄然帶來遺害無窮的語言文化大革命。或許正在這裡可以找尋到今日美國社會墮落的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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