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獨與省籍情結

社會的兩極化

在台灣潛伏了幾十年的省籍衝突，不但未因近年的政治逐漸民主化而消褪，反而隨著81年底的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正式被搬上了檯面，並被政客運用，激盪成波濤洶湧的政治鬥爭。

擱開遠因暫時不談，目前的衝突早在蔣經國先生去逝的時候拉開了序幕。由於國民黨高層（也就等於是政府高層）的權力，因蔣的去逝而失去了平衡，原來只是個花瓶的本省籍副總統突然依據憲法繼承了政府的實權，旋即又透過黨內的鬥爭取得了國民黨實權，難免引起部分元老的反彈，正因為當時國民黨權力核心的結構，恰好以外省人為主，於是這原本是佷自然的人際權力鬥爭便染上了深厚的省籍衝突色彩，遺憾的是，各鬥爭的當事人，非但沒有即時壓低省籍矛盾，反而更運用這個分歧作為鬥爭的工具，儘管李登輝先生身邊的「重臣」都是外省籍，他是個「獨台」的總統的說法，卻仍不逕而走。

接續下來的發展也是很自然的。不論是李登輝主動徵求支持或是被動接受聲援，較外圍，也就是較為基層擁護李登輝的力量便明顯地展現了省籍色彩。立法院的集思會在擁護李登輝政策的大纛下，正式展開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戰爭。雖然鬥爭的目標是個人及派系權利的維護或爭奪，但是鬥爭的過程中，雙方不擇手段地祭出了「總統制」、「內閣制」、「一個中國」、「台灣主權」等冠冕堂皇的說辭，一方面企圖將各自的動機合理化同時也藉以爭取更廣泛的支持群眾。其結果是加深了社會的兩極化，一般民眾在沒有深刻的理論引導、又沒有時間或是能力自行客觀分析的情形下，受到媒體的渲染，憑情緒反應而形成好惡，其分野又泰半依省籍為依據。

民進黨見國民黨內鬥爭激烈，有機可乘，遂高舉「台灣人總統的情結」，大肆介入國民黨的內鬥，非但施出「認同台灣便要排斥中國」的二分手法，深化了省籍矛盾，混淆了統獨是非的辯論，且不恥以在野黨身份「擁護」執政黨的李登輝總統，打擊執政黨的郝柏村行政院長，企圖擴大國民黨的內部矛盾，並爭取本省籍選民的支持。

「真正的台灣人」

第二屆立法委員的選舉結果，國民黨得票率及所贏得席次陡降，而民進黨的席次則由原有的18暴增至50。其所以如此，國民黨的腐敗、內鬥，自毀形象固然是主要因素，民進黨的省籍訴求奏功也發生了不小作用。例如一向在反對陣營中被認為穩健理性的張俊宏，在競選立法委員的時候，竟然打出「我只想做一個真正的台灣人」這種從字面分析毫無意義，卻蘊藏微妙弦外之音的標語。這一次選舉已經被醞釀營造成為台灣人對抗非台灣人的鬥爭，因此許多候選人拚命強調其貨真價實的「台灣」性格，只要競爭對手敢對「台灣絕對優先」有何質疑，立刻標籤為「出賣台灣」，藉以強調自己如何愛台灣。前述曾經是理性的候選人也不例外，把主張兩岸直航的候選人說成是吳三桂，其目的不過是再加強他自己是真正的台灣人的說法罷了。或許有些候選人以為競選手段不必當真，殊不知群眾在受到煽情後的狂熱是不可能在選舉結束後驟然冷卻下來的，在未來的半年至一年內，可以想見省籍對抗將更高昇，目前的焦點即所謂內閣總辭的問題，由於已套上了省籍對立的色彩，不論結果如何，必然會餘波蕩漾，久不消褪。

君子有所不為，小人不擇手段。高層權力鬥爭引發派系及政黨的鬥爭而終於波及全民，形成了省籍對立，其所釋放出來的群眾力量，是以仇恨為基礎，非理性、不具建設性的。在近代中外歷史中，狂熱的群眾帶給國家社會嚴重傷害的史實，屢見不鮮，而失去理性的群眾政治，不但違反民主原則，反而是法西斯主義的溫床。在大陸高層的權力鬥爭到最後用群眾運動來決高下，已三番五次帶給大陸民眾不可言喻的劫難，許多後遺症，到今天仍繼續存在。台灣社會經過長期安怡，大陸的覆轍不知引以為戒，反而喊著民主的口號搞起運動來，其後果實不堪設想。

省籍對立不限於政治範圍。一些小學老師要動員趕走外省校長，甚至我們的最高研究機關也醞釀著要外省主管下台的暗潮。或許這些外省主管確有正當、必需下台的理由，可慮的是，那些理由反而在省籍對抗的動機下變成不重要的「佐證」了。

本來台灣社會經過了台灣人與大陸人長期相處，通婚，共事，應該已很融洽，不必再有彼此之分了，何以省籍矛盾卻仍會一發不可收拾呢？究其原因，各界幾乎一致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最原始，也是最深刻，讓台灣人仇視外省人的因素，世代相傳，影響深遠，迄今依舊。尤其國民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始終未能主動並公開公正地查明真象，公佈實情，並負責任地向人民道歉，更累積了本省同胞的怨恨。一直到李登輝當了黨主席，國民黨政府才作了些微晚了40年，而且仍不願承擔責任的表示。更由於李登輝先生是本省人，而沒有台灣同胞所期待的外省「統治者」向本省同胞請罪的意義，因此，前述遲來的表示完全沒有化解宿怨的功能。況且國民黨的黨、政、軍、特高壓統治，一直是由外省人主導，因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自然矛盾又一併算到省籍矛盾的帳上去了。

語言隔閡是阻礙省籍融合的另一重要因素，本來一個國家有許多方言是很自然的事，而國家的教育政策推行一種標準語言也是合理的。不過在推行的過程中，刻意壓抑方言的使用，甚至到學生在學校裡講台灣話就要受罰、廣播電台及電視不得用台語發音的地步，不但已走火入魔，其所引起的強烈不滿及人民因其自然語言所帶來的輕視與恥笑，更是反抗情緒的火種。外省人，不論是自覺的，或是在不知不覺中，挾著政府壓抑台灣話的規定所展現出有形或無形的優越感，更使台灣同胞將所有外省人與被仇視的統治階級一併歸類。尤其許多高官貴人公開演講時，用的根本就是自己的方言，熟悉國語的人聽起來都很吃力，台灣同胞更不知所云，在這種不公平的比對下，本省同胞自然會產生是在受外族統治的感覺了。

外省人的疑慮

現在風水輪流轉，所謂台灣人出頭天已到，一部分人就想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倣傚國民黨，用語言來貶低對方的身份，對於不諳台語的人加以批判譴責，其作法固不可取，但其心情應是可以諒解的。然而一般社會大眾卻只能感受到省籍之間溝通不良，互不信任、互相猜疑、肅殺的氣氛隨之而生，其實外省人和本省人同樣的敏感，同樣的需要尊嚴，同樣的要為自己的前途盤算，任何的政府措施或是群眾運動，只要摻雜了些微排斥貶抑的成分，就會被感受到。目前的認同台灣運動之所以會引起不少外省人的疑慮，甚至危機感，或許就是因為配合了這個運動，有一些不必要的，劃清界限的動作：硬要把台灣人和中國人作互不相容的區分，便是其一：把國語稱為北京話，是另一個例子。（當然，所謂國語這個名辭，本身就有語病，大陸上採用「普通話」這個名辭，是較為正確，而且較有智慧的。）

至於認同台灣或認同中國的問題，絕非簡單的二分法所能解決的，但是在省籍情結下，認同中國便被對方認為是不認同台灣，而宣稱認同台灣者，又被認為是不認同中國，結果互貼標籤，作為撻伐的目標，既失客觀立場，亦復自絕於理性的合作基礎。

事實上每個人都可以有多重的認同，在不一樣的客觀環境下會有特定的本質被突顯出來。例如一個家族受到外侮時可能團結一致對外，但平時糾紛不斷卻是司空見慣的事。家族的強盛與否就要看家族的成員能否適度平衡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而長遠的集體利益也能間接的增長個人利益，但是如某個人利益被過分強調，產生內部嚴重不和諧，則反而會導致個人利益的逐漸縮減乃至淪喪。國家、社會亦是如此。當部分人的權勢長期建築於其他人的犧牲苦難上，形成社會的嚴重不公平，破壞了對外團結的基礎，則必然無法結合力量抗拒外來的侵蝕。同時對國家社會的各族群乃至於各個人來說，其認同的範圍，又視其利益結合的有效性及所受外界威脅的急迫性而定。

不可諱言，目前台灣社會所感受到的最大威脅來自中共，對於國際政經力量對台灣利益的侵蝕則鮮有警覺，即使有，亦無任何急迫感。姑且不論這樣的感受有否客觀、實際的因素，在能確實紓解受這種威脅的恐懼前，要求台灣同胞認同包含了中共所統治的大陸的一個中國，是不容易辦到的。然而，若是台灣與大陸的差異性被過分強調誇張，刻意拉遠兩岸距離，則國際力量必然乘隙而入，分別侵蝕兩岸的利益。大陸對於外來的侵蝕尚有抗拒的雄厚資源，台灣方面，則只怕招架乏力，無形中極可能還要損失更多的自主性。阿拉伯民族雖亦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及宗教傳統，但其內部紛爭不斷，少數獨裁者圖以霸權控制整個阿拉伯世界，給予西方國家可乘之機，中華民族不可不引以為鑒。

台灣絕對優先？

依此分析可見，在台灣討論統一或獨立，若以台灣優先為絕對標準，難免失之狹隘：若僅以民族大義否定自決獨立，則又失之空泛。然而挾雜著深刻省籍矛盾的統獨辯論往往各說各話，以偏頗的命題推導出一廂情願的結論，各自因此一方面對自己的主張加強了信心，一方面則加重了對對方的撻伐，「台灣吳三桂」、「中共傳聲筒」，甚至「中共代理人」等名辭紛紛出籠，使得原本就高度情緒化的議題更非理性化。

其實國家的形成正是由於部落、族群的利益爭取面臨瓶頸，因此限制部分個人、部落及族群的利益來換取更大的集體安全與利益。但是如果少數人假借國家的名義，要求個人及族群的犧牲卻未能相對地提供集體安全的保障或利益的提升，長此以往，「國家」的原始意義既已喪失，分離意識興起是自然的。同樣的部分人過於強調少數人的利益乃至於威脅到國家整體利益時，會遭受到國家的強烈制裁亦是無庸置疑的。

因此統獨辯論若能落實在各種利益如何平衡的問題上，而避開，甚至要排除掉「國家利益」或是「地域利益」至上的絕對性討論，才可能有交集。雖然這樣做並未能將問題單純化，而且利益的認定仍有其主觀的成分，但是很多的利益如經貿合作、投資保障、安全保障乃至於個人、族群以及地域的權限都是可以客觀檢驗、理性討論的。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部分法裔公民，由於文字、語言的差異，長期感受到不公平待遇，近二、三十年來以要求獨立為手段，爭取其權益。1970年代末期曾舉行公民投票，但是否決了獨立的主張。同時加拿大政府也作了相當大有利於魁北克的讓步，1992年甚至提出承認魁北克的特殊地位並付予特殊權益的憲法修正案，引起其他省份公民的強烈不滿，在全國公民投票中，否決了該項修正案。然而魁北克的分離情緒反在公民投票後下降了，可見在公開的討論與辯論下，任何族群或地域居民較能夠理解怎樣的權益要求是過分的，怎樣的集體利益是值得珍惜的。

加拿大的範例不能移植到中國，一方面是由於魁北克省與加拿大聯邦政府的關係不同於目前的兩岸關係，更重要的是，加拿大聯邦政府及魁北克省的決策都需要經過公認的民主程序來肯定或否定，不但可以正確反映民意，而且不預設立場使任何一方面或個人感受被貶抑或不尊重。當然，萬一魁北克省居民經公民投票決定脫離加拿大而獨立，聯邦政府將尊重其自決，或採行強硬的干涉手段，尚未可預料，我們在此所要強調的是，往往允許分離意識的表達、尊重在法定程序內的權益爭取並理解分離意識的動機而有所回應，是紓解分離意識的最有效方式。另外一個重要的中、加差異是，國際間從未有過促使加拿大分裂的實際壓力（1960年代，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訪問加拿大時在魁北克高喊「魁北克萬歲」，也只不過是浪漫的情緒表達而已，加拿大的分裂對法國並無好處），我們卻於近百餘年來一直承受並抗拒著強大的分裂中國的壓力。

從以上的簡述可以看得出來，統一或獨立是個錯綜複雜、多層次、多變數的問題，絕非憑情緒的好惡便能判斷出真正的最大利益所在。尤其奇妙的是，愈是急著要強制統一，則愈會帶高獨立的浪潮；愈是急躁獨立，又會引來迅速而且是暴力的統一，因此台灣社會必須冷靜思考，細心評估，才不致於成為各種力量拉扯下的犧牲品。

怎樣冷靜下來？

首先，學術界必須跳出情緒化的論戰，不預設立場地結合力量投入國際形勢，兩岸關係的分析報導，培養民眾多元化的思考能力，讓民眾逐漸能分辨出煽情與說理的差異。

二、沉迷於權力角逐的政客，應受到嚴厲的輿論監督與批判。

三、省籍情結的存在是事實，不能視若無睹，必須由具體行動慢慢消彌。國民黨既已喪失其代表外省統治者向全體台灣同胞致歉的機會，而且目前各種政治組合已有依省籍區分的趨勢，則宜由外省團體推崇並重用本省人；本省團體則宜推崇並重用外省人。

四、統獨雙方宜共同釐清統獨主張之異同，特別說明差異之來源系對客觀事實的不同認定？或是推理的分歧？或是基本立場的不同？其中主張相同者可被視為具有共識，宜由政府立即形成政策實施；主張相異者，除非來自基本立場，仍將繼續進行討論、溝通以求共識。如此方能突顯並逐漸擴大統獨主張之共通處，否則空談「統獨休兵」，並未能化解惡性對峙，無助於緊張氣氛之緩和。

最後，我們不得不也對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提出一些意見。人民必須免於恐懼才可能理性思考，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多年來的成績，配合了國民黨的宣傳，再加上天安門事件的慘劇，無法不令台灣同胞膽戰心驚。固然中共政策近來已有極大、極速的改變，若要台灣同胞改變印象，養成信心，則尚需時日，因此中共過於熱情地急著要擁抱台灣（不論這是善意的或惡意的），都會引起台灣同胞下意識的逃避與防衛。是以中共對台姿態不宜過高，對台灣的民主意願要尊重，在無必要時，無需計較台灣方面的一些小動作。更重要的是，中共在經濟改革成功的同時，做出些讓台灣同胞能夠認同接受的，結構性、制度化的政治改革。當大部分台灣同胞不畏懼、不排斥大陸時，和平統一才能水到渠成。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以及在台灣的省籍情結都是極為複雜，極具爆炸性而且相互糾纏的問題，需要各方面冷靜、善意並且有耐心地對待，才可能圓滿解決。兩岸關係經歷了四十多年的分裂，現在又面臨世界局勢的大變動，正處於轉捩點上。我們看到世界上許多國家，從英國至東歐，乃至於中東及印度，近年來不斷因為族群或宗教的歧異而相互殘殺，其慘酷形狀令人不忍卒睹。這種世代相傳的怨恨已很難化解。我們誠摯盼望兩岸的政治人物能使用最大的智慧，避免這樣的劫難來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