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報局與「六四事件」

開場白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簡稱中情局）一向有隱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之稱，是美國世界霸權的耳目和爪牙，冷戰期間和蘇聯的「格別烏」齊名，除了向全世界蒐集情報外，並且經常進行對他國政要的刺殺，從事顛覆他國政府的行動，而使得美國在第三世界贏得了「醜陋的美國人」之惡稱。

我們在「六四事件」四週年的前夕介紹馬克．伯里（Mark Perry）的《遮天蔽日－－中情局的最後日子》（ECLIPSE--The Last Days of the CIA）第九章「老朋友」，用意有二：一是希望中國的民運人士理解到中情局為美國的世界霸權是永遠不可能對中國善意的，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在愛國主義和基於中國現實條件下進行，才不致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也才有成功的可能。二是希望中共當局理解，要「四個現代化」，要「市場經濟」，但千萬不可相信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善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中共相信蘇聯老大哥吃了虧，相信美國老大哥也是要吃虧的。

基於以上的理解，我們願建議中共當局赦免（不是「平反」）「六四事件」，釋放所有的「六四」政治犯；並且赦免歷來被中情局所吸收的中國情報員，鼓勵他們自首，既往不究。另外，中共必須清除黨政機構內潛伏的中情局情報員，以維護國家安全。

該書多站在美國和中情局立場發言，所述不免有許多「誠實的錯誤」－－渲染、扭曲、誇張和捏造，但其中也不無事實。

幹了25年特務的李潔明

1989年2月中旬，前美國總統布希就職不久後宣佈，他將把對中國的關係列為外交政策中主要內容，並將以北京做為他就任總統後出訪的第一站，隨即召集當時美國駐南韓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美國首席中國問題專家、密歇根大學的奧森伯格（Michael Oksenhberg）教授，以及資深政治人物哈丁（Harry Harding，他在中國問題上的發言於政府中很有份量）到總統休假地大衛營，與中情局兩位東亞事務最高負責人共同向他做簡報。

布希入主白宮的第一步是從由北京踏出的，1974年他出任美國第一任駐北京辦事處主任雖然只短短13個月，但那段期間他認識了六位在中國越來越有權力的工業家，這些聚集在北京的年輕企業家，到頭來成了後毛澤東時代新興商人階級的核心；他也認識了不少中國政治領袖，包括當時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另外他因職務上的關係，在北京與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建立了長久的友誼，其中一位就是89年2月到大衛營向他做簡報的李潔明。

耶魯大學出身的李潔明展開外交生涯前在中情局工作了25年，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就個人經驗來說，他完全有資格在中國做工作。他以中情局行動組官員身份在日本、台灣、菲律賓、柬埔寨、寮國和泰國做過工作。1965年出任中情局寮國站副站長，1968年出任香港站副站長。布希到北京做辦事處主任時，李潔明早已在那兒任中情局北京站所公開設立過的唯一一任站長。

布希回美主掌中情局時，李潔明也回到局裡統籌全美的中國情報事務。1978年從中情局退休後，李潔明做過幾家公司的顧問。1980年，雷根在總統大選中放言應承認台灣為「真正的中國」後，布希擔心會影響到共和黨的選舉結果，為緩和雙方關係，雷根的外交政策顧問艾倫（Rochard Allen）與布希專程訪問北京，臨行前布希提出邀請李潔明以譯員身份與會。雷根當選後，李潔明成了艾倫的國家安全會議中首席東亞事務專家。六個月後，雷根要找位美國在台協會代表，結果給了李潔明。這很令人驚訝，照艾倫的說法，「中情局的人當大使很不尋常，這是禁忌。」

第一個出任大使的特務

李潔明還在中情局的同事也很驚訝，其中一位高幹指出，「我相信他是第一位在任何一屆政府中得到那樣一個職務的前中情局官員。」

1984年李潔明返回華府，出任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局顧問，次年出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1986年雷根任命他為駐南韓大使，三年後他適時趕回華府參加老友布希的就職典禮。新政府上台不久，李潔明的新職傳聞不斷，其中包括以前幹過的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但遭貝克和他的副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伊格柏格（Lawrence Eagleburger）反對，伊格柏格認為李潔明太保守，是少數支持台灣核心人物之一，不適合。另外國務卿貝克要完全主導外交政策，不願有對手出現在國務院。

但布希說什麼也得為這位又是好友又是長期支持他的人謀個要職。就任後數日內與貝克商量後，布希終於為李潔明找到一個既重要又不會引起國務院要角不悅的位子，那就是駐北京大使，接替羅德（Winston Lord）。

布希對這樣的安排很滿意，等於北京仍留駐自己的人馬。唯一不放心的是怕他在美國的遠東政策上與貝克爭主導權。

不過數周後李潔明到大衛營向布希做簡報時，怎麼也看不出會發生這種爭執。在1989年2月這次簡報會議前，李潔明與貝克私下討論過中國方面的工作，消彌彼此間可能有的歧見。李並表示自己是個忠實的外事官員，只想做兩年駐北京大使，而非慣例的三年。貝克再高興不過了，既有了一位熟識中國領導層的人代表美國，他本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地位也得到保障。

接著的簡報可以說是布希任內處理外交政策事務的模式。一陣寒暄後，兩位中情局官員開始對中美關係提出具體分析，他們特別提到「與中國貿易額140億美元，美國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有四萬留學生留美學習，雙方並有內容龐大的科技合作計畫。」接著是奧森柏格和哈丁對中國政局演變提出個人看法，然後是李潔明簡報南韓的事情。

兩個小時的簡報結束後，布希要中情局專家就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變化做簡單的結論。他們認為唯一會威脅到中共統治地位的是與海外華僑有聯繫的城市中主張改革的知識分子。在繼承鄧小平為最高領導的權力鬥爭中，保守的李鵬是贏家。他們的結論：中國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政治大危機。

李潔明離開大衛營時得知布希就任總統第一站要訪問中國，心裡相當高興，這無疑表示，在美國眼裡，東亞與蘇聯同等重要。李潔明瞭解，往後幾年，中國領導人向外看時，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會變得更重要。中情局沒說錯，中國不太可能出現由下往上的革命，然而正如李潔明不止一次提醒過的：什麼事都可能發生。

中情局人員在燕京飯店

報上刊載布希任命李潔明為他的駐中國大使四個月後，6月3日晚，離天安門廣場一英里的北京西區傳來血腥屠殺的報導。站在燕京飯店樓上一個視野不錯的地點，美國中情局人員俯瞰到至少一千位抗議者在抵擋拚命把群眾向廣場推擠的27軍士兵、坦克和運兵車。學生高呼抗議口號時，傳來士兵零星的槍聲。群眾仍奮力抵抗，接著士兵跪下單膝，舉槍射擊。這種場面把飯店裡的中情局官員給驚呆了，他們透過秘密無線電與美國大使館聯絡，第一分報告發出的時間是晚上10時03分整。

在位於長安大街戰鬥現場向東三英里外的美國大使館裡，李潔明也聽到清晰的槍聲，他過去幾天最耽心的情況發生了。鎮壓展開前四天他告訴中情局北京站站長：「示威者要被趕出天安門，軍隊要結束這場抗議，必要時用武也在所不惜。」

站長不以為然，說據他們最可靠的情報，短期內中國領導人不會驅散示威者。這還不算，他老兄還大搖大擺的回華府總部述職。屠殺發生前，沒人在意他的離去。屠殺一開始，大家都記起了他的話：別耽心，我不在時什麼都不會發生；中國軍隊要是會攻擊老早就動手了。

派出觀察屠殺小組

這位老兄的決定帶來要命的結果：由於他不在現場，中情局在中國的秘密特務和消息網路給搞得一團糟。更糟的是，在天安門鎮壓前的幾天中，美國大使館中幾位要員因顧慮個人安危飛離北京。有六位國務院官員，甚至還有幾位中情局人員返美。只有大使館中五位高層官員留下，其中包括大使李潔明和國務院情報首長，應付這個像要濱臨內戰的大國。以他的官階和經驗，加上北京站站長剛巧又不在北京，14年來李潔明頭一遭成了中情局在北京的頭子。還好他預測中共政治局下達攻擊令的時間幾乎是分秒不差，所以才能派出觀察小組觀察鎮壓行動。一組在燕京飯店，一組在北京飯店，一組在天安門廣場內，另外還有兩組分別駐守北京多倫多飯店和友誼賓館。

李潔明和他的同僚決定將那些想離開中國的美國學生集中在北京多倫多飯店，那裡抗議者和軍隊的對抗才開始。凌晨士兵得知飯店裡住有美國人後即向飯店窗口射擊。戰爭開始以來九小時，李潔明不斷通過一條開放的電話線把所有消息傳回白宮和國務院。4日凌晨，情勢漸漸平息後，他傳出最後一分報告，指出士兵仍在向路人開槍，6月3和4日，北京街上共有一千位以上支持民主示威者和同情他們的人死亡。

李潔明6月4日凌晨接到的報告中，最有意思的一份是在兩點前由天安門內一組傳來的。報告中說，廣場內公安人員敦促學生離開，要他們向木樨地方向撤離。一位公安官員告訴示威者：「軍隊來了，他們會射殺你們。」他們的評估中詳細描述了學生與公安人員的談判。這令人迷惑，情報小組因此懷疑有人想避免流血，在軍隊抵達前已派遣公安人員進入廣場。如果屬實，則除了中國領導間有不同意見外，找不出其他理由。

凌晨5點學生開始撤離廣場，向東往北京飯店前進，就在大批學生經過北京飯店前，與東邊被27軍趕過來的群眾匯合，這時追過來的軍隊開始對著群眾開槍，射擊近一個小時。

楊尚昆與喬石的鬥爭

中情局的證據指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楊尚昆派出27軍到北京鞏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殘酷的屠殺是他個人刻意安排。最高領導人同意派出人民解放軍到北京，卻對造成那樣的結果感到震驚。政治局中另一重要人物喬石反對用暴力。中情局和幾位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論斷：在攻擊天安門廣場一事上，喬石與楊尚昆之間明顯有鬥爭，因此才有喬石的公安人員希望在不流血的情況下清理廣場。他們認為楊尚昆想接管政府。

李潔明無法相信中共會進行這場屠殺，他說中國領導層已經「破產」，罵中國領導人為「混球」「兇手」。以前稱他為「老朋友」的鄧小平再也不是朋友了。美國國內媒體卻批評他這位大使沒有適時擬出撤僑計畫。

事後李潔明承認同年2月在大衛營向布希做簡報的人中，沒有一位預料到四個月後中國會發生這樣的事。當時他告訴布希，中共領導層正在進行權力鬥爭，不過在他看來，鬥爭已接近尾聲，保守派已成功的阻止趙紫陽接班的計畫。

沒人預料到民主運動會在四月紀念胡耀邦時風起雲湧。然而從文革後中情局大規模在中國召募幹員來看，6月事件多少也應該是意料中事。

中國最令中情局困惑

二十多年來，中情局一直搞不懂中國，1948年蔣介石垮台以來，在革命的共黨政府裡，中情局沒有一位夠份量的幹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最初幾年中，中情局完全依賴不是留在大陸的就是由台灣派去的少數國民黨特務。1950年代中期，中情局改變策略，腦筋動到中國駐亞、非、拉丁美洲大使館內的官僚頭上，想吸收他們。雖小有成就，卻在接連不斷的難堪中給一筆勾消了：中情局沒有料到中國軍隊介入韓戰；沒有料到中國的核子試爆；最糟糕的是中情局本身已被中國特務滲透。

早在美國發現這類滲透之前，1950年代就有一件最著名的中國間諜案子，其中女主角代號李莉．佩泰爾（Lily Petal），她冒名頂替在中國沿海船難中喪生的華裔美國人明巧生，到紐約組織間諜網，她的工作隊伍一直有效工作了13年。另外，1952年年底，美國一架偵察機在中國東北被擊落，駕駛員和機上的中情局乘客被捕，經軍事法庭審判後以從事間諜活動定罪。

同年中情局針對中國在琉球建立電子監聽站時，召募到一位中國人金無怠，此人在中情局工作34年，不斷把最機密情報傳回北京。

50年代和60代初負責中情局東亞活動的費滋傑羅（Desmond Fitzgerald）後來調回總部負責整個行動組。他策畫以台灣為基地對付中國的秘密方案。他的副手克萊思（Ray Cline）出身哈佛和牛津，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後升任副局長，兩人共同指揮美國情報圈中一些最有能力，最具爭議的情報官員。雖然他們在中國內部召募不到幾位了不起的幹員，但他們在對付海外，尤其是非洲的中國情報站方面卻取得顯著成績。最顯著的是1966年年底策動推翻迦納的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政權，繼任人馬上驅逐三百位中國特務顧問。

中情局在文革中猛吸收特務

毛澤東時代，中情局最大的勝利在文革時期（1965到1973年），文革幾乎要在中國和她的駐外使館中引發內戰。1966年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調查部派出特別安全官員到中國駐各國使館，清除「叛徒、修正主義者和中情局特務。」內部的調查和開除行動造成外交部門的分裂，為中情局帶來意外收穫。

中情局一位接受過局內中國行動課程的官員說，「稍微有點腦筋的人都看得出，文革後中國會有大麻煩。他們海外的行動，被這個運動帶來的分裂搞得一團糟。滲透非洲與非洲解放運動掛鉤的主要方案在1960年代瓦解。」這些年是中情局成功吸收大批幹員的時期。中情局一位駐過東亞的官員指出，文革把中國各大使館分為三派，「強硬派多在高層，文革中過關的屬中間偏右派，剩下的是革命的急進派。我們從中間這層下手，找出文革的受害者，然後設法吸收他們。」

在吸收到的這些頗具份量的特務中，有科學家、作家和外交官。中情局東亞站一位已退休的資深官員回憶說：「大使館內分崩離析。只要能改變國內的情況，這些人什麼事都願意幹。他們是我們吸收到的特務中最投入的。我們要什麼就給什麼。」

1970年代中期，東亞站吸收到一位高層導彈科學家，他提供中情局關於中國核武能力的精確情報，從中可以看出，中國研發核武和導彈載具的進步超過中情局專家過去的估計，金無怠的身份也因這分情報慢慢浮出，那時他將美國核武機密交給中國政府已二十多年。

美中共同的反蘇戰略

1971年，尼克森和季辛吉打開中國大門後，在共同的反蘇戰略上，為了對付蘇聯在非洲和亞洲的擴張，中情局和中國特務開始合作。其中著名的有非洲的安哥拉和亞洲的阿富汗。中情局也因這類合作對中國的軍情得到進一步的瞭解。在柬埔寨，美國和中國則支持不同的反越組織。不過為了共同的反蘇陣線，中情局與中國特務仍保持聯盟。兩國還在新疆設立監聽站，由美中專家共同操作，歸美國國家安全局控制，情報則歸兩國分享。

在美國人眼裡，中情局與中國在情報上的合作到底有多重要，從六四事件後布希政府的態度就可看出。公開對中國政府表示不滿之際，布希也不願犧牲他們與中國在情報上合作20年的關係。布希政府因此被批評為軟弱，攻擊的矛頭自然落到李潔明身上。

有人批評李潔明過於軟弱，也有人批評他過於強硬，其實在這兩極批評間，李潔明深信美中關係完全建立在他們對蘇聯的疑慮上。他認為如果蘇聯的威脅消失了，美中關係的支柱也沒有了。他認為美國的中國政策是「被動的」，「太受蘇聯的行動左右。」

天安門事件後，中情局局長韋勃斯特遭到嚴厲批評。布希政府的高層官員中，那些視中國為美國反蘇戰略一環的人對中情局的批評尤為嚴厲，他們認為如果美國能預見到5月底和6月初的問題，它還有機會重新評估最後的決定。

共同反蘇的戰略考慮對美國在東亞的政策有相當影響。也因為這層考量，黃鳥行動（營救重要民運領袖的行動）才列為極機密。布希外交政策的主要顧問史考克羅夫特，貝克和蓋茨耽心會因此激怒中國領導人，甚至把他們逼回蘇聯懷抱。不過這一行動卻得到布希本人的支持。

六四鎮壓後的半年裡，中情局在中國、香港和澳門的幾十位幹練情報員組成了一個營救網絡，為民運的重要組織者提供逃亡工具和安全處所。營救行動在屠殺當天就展開了。生米熟飯，布希也只能同意了。

從6月屠殺後的幾件小插曲中可以看到中情局插手的影子。屠殺當天早上，吾爾開希和李祿神秘失蹤，公安人員怎麼找也找不到。6月最後一周，萬潤南和嚴家其逃到西方。四人能夠逃出全賴支持者的網絡，提供他們身份證、大量現金、假車票和安全住所。他們坐火車南下，坐船偷渡到香港。這一切行動要是沒有中情局的協助，簡直不可能。

替美國工作的中國特務

在鎮壓展開前數天，李潔明已決定協助幾位處境最危險的民運領袖逃到西方5月最後一個星期，他發美國簽證給兩百多位中國知識分子、科學家和學生，甚至還借錢（由大使館特支費撥）給一些人買到香港的火車票、飛機票。李潔明支持那些美國的情報資產，協助他們離開中國。如他一位同事所說：「情況類似我們從西貢撤退時，只是這次我們不想把朋友丟下不管。」李潔明還成功的要求中共釋放過幾位學生，安排他們在北京消失，然後在西方現身。

中情局東亞站一位官員指出，這一切都在「中國公安人員眼下」進行，就少數個案而言，至少是得到他們默許的。在整個中國，中共有數百萬線民形成的情報網，它會為救援行動帶來相當大困擾，但這套保安體系卻因六四事件部分癱瘓。原因是大家意識到國家主席楊尚昆和親戚有意藉機從改革者手中奪權。由於這股情緒，一些公安人員才協助學生和異議分子脫逃。不管李潔明為保護消息來源和逃脫管道而說的多麼含混，沒有中國公安人員的合作是無法救出民運領袖的。有的公安人員或許還與中情局在北京和大陸其他地方的特務合作呢。

中共的公安網畢竟發揮了相當大作用，六四後遭逮捕的學生在千人以上。政局穩定下來後，1989年7月底到12月，一大批中情局在文革後吸收的特務向局裡求援。

黃鳥行動最初由海外同情民運的人進行，但馬上受到港英政府和澳門的法國情報機構注意。中情局開始時與它保持一定距離。不久即透過它在中國召募的特務給予支持。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情局東亞專家吉爾胡雷（John Gilhooley）為中情局在中國吸收大量特務，由於這些特務的介入，黃鳥行動才得成功。吉爾胡雷雖然在天安門鎮壓前去逝，但他在中國建立旳重要特務網並未受到影響，是他們在地下援救小組和港澳團體中間穿梭。

在天安門廣場各種學生組織中，有個「敢死隊」，成員最勇敢，最支持民主運動。5月中旬示威達到最高潮時，吉爾胡雷在香港和中國吸收的特務與「敢死隊」接頭，評估運動中學生領袖的成分與最後成功的機率。對天安門屠殺後的幾個月而言，這次接觸至關緊要，「敢死隊」隊員成了援救行動的核心。

港澳的民運同情者與北京到深圳的「隱密鐵路」在七、八兩個月建立起密切聯繫。行動範圍擴大後，用的工具就更精良，一位中情局官員坦承「大部分高科技的裝備是局裡供應的。」這些是透過為了特殊任務而在香港成立的組織供應。但並非只有中情局參加，法、英兩國特務也從旁協助。最後在中國全力通緝的21人中，總算救出其中15位。

中情局與黃鳥行動

天安門事件後數周，潛逃出中國的學生、異議分子和知識分子在巴黎新聞界面前宣佈成立流亡的中國民主運動組織。這是黃鳥行動的最高成就。但中情局仍不願承認他們在這項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不過隨著國務卿貝克感謝法國收留那些政治難民。全球都誤以為法國在主導這次救援行動。

救援行動展開六個月後，圍繞黃鳥行動的迷霧才逐漸散去。中情局官員私下對美國民眾真相信媒體報導，認為美國政府沒有加以協助，感到震驚。他們沒得到任何讚譽，只因為布希害怕把中共趕到蘇聯一邊，而這在中情局看來是不可能的。

從布希在天安門事件後不過數月就派史考克羅夫秘訪北京，中情局官員也可以看出總統十分重視與中國的關係，遠超過他對蘇聯的重視。中情局官員對史考克羅夫的秘訪感到十分痛心。他到訪時，中情局特務正在公海上與六四中殘酷鎮壓民運的軍隊拚鬥。對中情局裡努力召募年輕中國異議分子的特務而言，史考克羅夫的秘密任務尤其令他們難堪，他們召募的那幫青年是冒著生命的危險要為中國帶來一個民主政府。中情局吸收的最主要成員中，有兩位異議分子（目前仍無法查出他們的身份）在天安門屠殺後即被捕，然後消失在中國的勞改營中，可能已被處決。史考克羅夫與中國領導握手之際，中國這兩位勇敢公民的命運仍是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