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歷史航運中的領航員

本文原載北京出版的《當代思朝》（1993年第1期），原題為《且聽美國政界要人是怎樣談論「促進」或「助長」中國「和平變革」的》，並且在文前附上編者按語，我們很清楚的瞭解《當代思潮》刊出尼克森《抓住時機－－美國在只有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上面臨的挑戰》一書摘錄的用意。我們可以同意《當代思潮》編者的用心之所在，但也有幾點補充，以說明我們轉載此文的編輯立場。
一、尼克森此書出版於1991年9月，正是美國當局企圖放鬆對中共「六四事件」制裁的政策，所以，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加強對中國的制裁，而是要放鬆對中國的制裁，以說服美國民眾接受放鬆制裁的美國對華政策。
二、從尼克森的書中，可以知道，美國的對華政策，永遠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的，甚至是以美國霸權主義為考量的，請不要幻想美國有以自由民主人權為目的的外交政策，而只有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手段達成美國國家利益目的的外交政策。
三、美國為什麼要放鬆制裁中國的政策，尼克森告訴了我們一個最簡單而偉大的真理，那就是中國已強大到不是美國可以屈服的國家。美國不但對中東、東歐許多國家進行制裁的政策，並且，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古巴、北韓的制裁禁運政策。所以，凡中國人應記取尼克森啟示的教誨，國家和個人一樣，自強才能自立。
四、我們認為沒有一個國家或社會可以抗拒演變的，沒有演變就沒有歷史，並且我們也主觀的期望這種演變是和平的。問題是中國的和平演變必須是根據中國的客觀條件和中國人民主體意志的和平演變，而不是根據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操縱和國家利益的和平演變，這也就是孫中山所說的，「操之在我則存，操之在人則亡」，中國在變革中，也在起飛中，應銘記孫中山的遺訓，也應銘記東歐和蘇聯的教訓。我們贊成「操之在己」的和平演變，反對「操之在人」的和平演變，但我們從來不使用「和平演變」一辭來描述中國目前的變革，以免與西方國家企圖操縱中國的「和平演變」之辭混淆，我們主張的是中國的「和平改革」。編者

《當代思潮》編按－－《抓住時機－－美國在只有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上面臨的挑戰》，是理查德．尼克森於1991年9月完成的一本書。尼克森在美國政界要人中的顯著影響，是眾所皆知的。他的這本書，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獻計獻策的。他在書中寫道，美國現已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歷史給美國創造了「領導世界」、「改變世界」的空前時機、美國必須抓住時機，充當「歷史航程中的領航員」，「鑄造第二個美國世紀」，「力爭自由的事業並不戰而勝」。

在這種「不戰而勝」的事業中，中國當然是尼克森十分注目的國家。他看到中國是一個「潛在的經濟超級大國，也是重要的政治角色」，「中國成為全球性重量級國家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國「正站在十字路口」。因此，尼克森指出：「美國繼續捲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漸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越來越大的經濟進展能帶來人權和民權方面的進展」。這樣來「促進和平變革」，「助長和平變革」，「從長遠來說，中國將成為那已經在東歐、蘇聯和不發達國家把共產黨政權掃下台的巨大變革的一部分」。他提出「為了影響中國朝政治和經濟進步方向的演變，美國應當在四條陣線進行努力」，即：「增加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參與」，「促進和平的政治變革」，「使中國為地緣政治的不負責任行為付出代價」，「提高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

夢儘管由人們去自由地做。消滅社會主義的夢想畢竟不能代替歷史走向的客觀規律。充滿於這本書的攻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揚西方價值觀和強權政治觀的談論，以及對正在進行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歪曲，倒不失為我們的一副清醒劑。美國為了促使中國和平演變而對中國施加壓力和影響，作者在這本書中不是作了毫不隱諱地宣佈嗎？

21世紀世界上最富的國家

在出現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動盪局面以後，是美國重撥它的地緣政治羅盤的時候了。我們有一種歷史性的機會來改變世界。今天，作為在全球擁有經濟、軍事和政治力量的唯一國家，美國處於它的地緣政治力量的頂峰。關鍵在於我們決定怎樣利用這種前所未有的威力。我們必須最優先考慮的事情是重新確定美國的全球使命和重新制訂美國的戰略。

我們的使命並沒有隨著共產主義失敗而完成。我們現在必須努力保證自由得到成功。許多覺察出美國衰落的人的錯誤在於一廂情願。他們不想看到美國起領導作用、弘揚它的價值觀念和理想或者成為其他國家傚法的榜樣。……今天只有一個國家能進行領導來實現這些目標。美國很幸運，它正是這個國家。我們的決定性時刻已經到來。我們必須抓住時機。

中國，它是潛在的經濟超級大國，也是重要的政治角色。它正站在十字路口。

中國－－它的11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不但已經成為一個關鍵性的政治角色。而且還可能在今後幾十年內成為重要的全球性經濟強國。作為太平洋三角的一個角，中國是世界上的一個不能予以忽視的聲音。也是世界上的一支不能加以孤立的力量。整整20年前，我們向中國打開了門。在今後20年裡，當中國在世界事務中確立自己的位置並且完全參加進去的時候，我們的門必須繼續向它開放。

中國成為全球性重量級國家是不可避免的。它擁有重要的核能力和世界最大的常規軍，可能在幾十年內成為超級軍事大國。1978年以來它的人口增加了二億多，這個數字僅略略少於美國全部人口。假設它的人均收入上升到香港的一半－－這個目標在今後50年內是可能達到的－－它的國民生產總值會比今天高五兆一千億美元，改革繼續下去，它的人民的富於創造力的開放精神可能使中國不但是21世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也是最富的國家。

我在1986年總統選舉之前還是斷定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和解的時間已到。我這麼做並非因為我對這個共產黨政權的看法改變了，而是因為他們的領導人已經開始在改變他們的對外政策。

有的對外政策分析家一直猜測，我們這些外交姿態的背後動機主要是希望中國幫助結束越南戰爭，或者是想要在亞洲把北京作為對莫斯科的抗衡力量。這兩點都是我採取主動行動的重要原因。然而，我改變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原因卻是因為中國正在改變對世界的政策。如我1967年在《外交》季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說：「放遠了眼光看，我們的確不能讓中國永遠留在國際大家庭外面，由它在那裡想入非非、抱著憎恨不放和威脅它的鄰國。」

部分地由於我們的主動行動，中國慢慢地覺醒到現代世界的存在了，逐漸從文化大革命的噩夢中走出來了，並且開始向西方尋求對它的經濟問題的解決辦法。我們的和解打開了中國進入國際社會的門戶，也使中國人睜開了觀看世界的眼睛。

北京從不屈服外國脅迫的要求

效果令人瞠目結舌。戈巴契夫進行了七年改革，蘇聯人均收入下降了，而鄧小平的改革計劃使中國農村收入在六年裡增加了一倍，使中國人均收入在10年裡增加了一倍。農業產量的增長率在1958-1978年期間是平均每年增長2%，在1979-1984年期間8%，即上升了三倍。中國今天的糧食生產已經夠供應11億人口吃飯，還能剩餘一些出口。蘇聯的領土比中國大一倍還多，人口是中國的四分之一，可是糧食還需要進口。在工業產量上，70年代末國營企業產量佔80%，在1991年只佔50%，因此資金流向生產率高的私營部分。這些改革如果再繼續一代人的時間，中國將成為重要的經濟強國，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走出貧困，進入地球上的中產階級－－儘管（而不是因為）它的政府是共產黨政府。

隨著中國同世界經濟的接觸的擴大，這些關係也改變了中國社會。1972年以後，現代生活的基本設備和用具－－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縫衣機和自行車－－成為人們普遍能獲得的東西。更重要的是，困在各省各城鎮的生活閉塞的人們的眼界開始開闊了。他們利用了在職業上新的機動性以及遷移限制有所放寬的有利條件。通過較大的旅行自由，通過電視裡對國外情況的報導，他們看到了世界。隨著國家對公民思想監視工作的放鬆，他們開始比較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出國留學的學生超過20萬，他們帶回了西方的人權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

雖然表面平靜，但是中國社會深處流著擁護民主的政治潛流。在1978年的所謂民主牆上張貼的擁護改革的大字報上，以及後來在1986年的大規模示威中，北京學生公開鼓吹這些思想。共產黨官員開始談到進行與經濟變革相稱的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中國經濟的全球化、信息革命以及國際思想交流和人員交往的增加，打破了共產黨意識型態對中國社會的控制。

1989年6月，舊制度與這些新思想在天安門廣場發生了衝突。

北京政權的殘酷行動遭到全世界的譴責是應該的。布希總統中止了武器銷售，暫停了大部分高級別會談，延長了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公民的簽證有效期，並表示願為暴力的受害者提供人道主義援助。這些行動是恰當的、有分寸的反應，但是，對美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人所鼓吹的其他制裁措施－－其中甚至包括全面經濟抵制－－不但沒有用處，而且還會有反作用。

我們的目的必須是使這個改革進程一直保持下去，直到目前的強硬路線領導集團退出舞台。這也許從感情上說不是最令人滿意的行動方針，但是從戰略上說是最恰當的，而且成功的希望也最大。任何制裁辦法，無論多嚴厲，都不能促使北京的領導人們屈從外國對中國內政提出的要求。要想通過外部脅迫使他們正式改變決定，那將是白費力氣。對支持中國政治開明化的人說來，要迎接的挑戰是如何以能夠助長有利於中國國內和平變革的條件的方式發展美中關係。

醫生豈可不用手術刀而用屠刀

美中關係所牽涉的利害關係太大，不能以感情用事來代替對外政策。中國是世界地緣政治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它是核國家。在阿富汗、柬埔寨、中東和波斯灣的事關緊要的地區性衝突中，它仍然是一個關鍵的角色。它對北朝鮮向南朝鮮採取的任何行動擁有否決權。對台灣的利益和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前途而言，最有利的莫過於他們的西方朋友能同北京保持密切的關係。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在使用武力征服台灣與放棄它同美國的關係兩者之間作選擇，這個事實就是台北的安全的最好保證。美國和中國還在許多雙邊問題上有共同利益，例如信息合作、貿易和文化交流。要是得不到治理著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人的合作，要在全球一級處理環境問題是不可能的。那些主張全面經濟制裁作為對中國違反人權行動的答覆的人，就好比外科醫生在做一個非常細緻的手術時不用手術刀而用屠刀。

再則，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對授權採取行動以阻止或扭轉侵略行為的決議案擁有否決權。人們普遍讚揚戈巴契夫對聯合國各項打擊伊拉克的決議的支持，但是對中國沒有使用否決權這一點的稱譽卻不夠。要是當初布希政府疏遠和孤立中國，那麼，在這些決議上，或者在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裁定的其他重大問題上，我們對中國就沒有影響力了。

要決定正確的方針，美國人就必須有長遠眼光。今天，中國已經到了演變的緊要時刻。

在經濟上，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國有－－正在進行生死的競爭。效率低和缺乏想像力的國營部分靠政府領導人的恩惠保持生存。效率高和富有創造力的私營部分之所以能維持，靠的是經濟改革的進程，這兩部分經濟－－以及與它們有切身利害關係的千千萬萬官吏和工商業者－－一直聚精會神彼此圍著打轉。雖然這段時期裡雙方都是有進展也有挫折，但是戰鬥還遠遠沒有取得結果。

為了影響中國朝政治和經濟進步方向的演變，美國應當在四條陣線進行努力：

增加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參與。在中國雙重經濟的前途正處在緊要關頭的時候，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國家強制實行經濟上不合理的辦法的事例在中國仍比比皆是。今天，國營的或者由公家管理的企業所生產的香煙的牌子多達兩千餘種，而允許私營企業生產的只有十三種。中央、省和地方之間在財政政策上的鬥爭導致了獨斷獨行的課稅現象。地方政府同省達成協議，商定地方交給省裡多少稅，然後省又同中央達成協議。這樣做的結果是交稅有多有少，差距很大，尤其是實行中央計劃的地區與比較面向市場的地區之間的差距。如果中國處境孤立了，走走停停的改革與收縮的循環將使國營部分得以鞏固其陣地。如果我們繼續捲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漸消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

把經濟革命的時鐘倒撥

在這方面，我們能做的反作用最大的事情莫過於取消中國的最惠國貿易待遇。儘管聽上去特殊，其實最惠國待遇是美國在給別國以國際優惠方面的常例，除了少數持敵對態度的國際不法之徒如北朝鮮、越南、利比亞等等之外，幾乎所有國都給。自從1980年中美貿易協定批准以來，總統必須一年一次證明中國－－作為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在移民作法上和人權方面符合法律要求。根據最惠國待遇，中國商品在美國市場上可以以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的條件進行競爭。沒有這個待遇，中國就將面對懲罰性關稅，這樣的關稅將會減少中國商品的進口，甚至使有些商品完全不能進口。

許多人權鼓吹者說，這是我們應該為天安門廣場事件索取的代價。但是，美國通過毀壞中國的經濟是促進不了積極的變革的。取消最惠國待遇，受傷害最大的不是當權的人，而是依靠自由市場經濟部分的人。中國在朝市場經濟的過渡中已經取得穩步進展，雖然有一些走調的地方。對外貿易和外來投資是私營經濟部分發展的推動力。如果美國取消最惠國待遇，像紡織品、鞋類和玩具之類主要由私營企業生產的商品的關稅就會大大提高。曾經起了自由市場經濟的灘頭堡作用的沿海省份，如香港附近的廣東和台灣附近的福建受到的打擊將會最嚴重。提高關稅的話，將使廣東的六千五百萬人民－－他們只佔中國人口的6%，但是生產的出口商品佔全國的三分之一－－在經濟上急轉直下。

取消最惠國待遇會嚴重損傷作為中國70%以上出口產品輸送管道的香港。如果關稅稅率急劇上升，中國的這部分出口的下降幅度可達50%，從而使香港數以萬計的人失業，使香港國民生產總值下降2.5%。為了促進中國朝市場經濟方向的演變，我們一定不能做任何會損害香港對大陸起樣板作用的事情，尤其是因為英國對香港的控制權已定於1997年終止。最惠國待遇一旦取消了，再要恢復是不容易的。政治壓力將會上升，要求把制裁措施一直保持下去，直到所有人權問題全都解決為止，於是制裁行動便沒有盡頭了。與此同時，制裁行動會對香港的經濟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

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實際上將幫助中國的強硬派把經濟革命的時鐘倒撥。許多依靠國營部分獲得權力的人會很樂於看到自由市場經濟的實驗垮台。尤其是如果西方無意中對摧毀私營和半私營企業充當了同謀的話。除了損害美國的投資者和貿易公司之外，取消最惠國待遇還會損害中國政府內和中共黨內擁護改革的人的強硬派領導人，然而受懲罰更重的卻將是中國人民。我們將不是幫助人權事業，而是損害人權事業。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事實：要不是我們在1972年間向中國打開了門，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示威不會發生。要是現在把這扇門關上，那將是一個可悲的錯誤。

用鐵拳猛擊他們就一定失敗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對中國不公正的貿易作法視若無睹，或者在我們同中國的關係中拒不使用我們的任何經濟力量。1991年北京對美貿易順差估計約達150億美元，在世界上僅次於日本。這個順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高得嚇人的貿易壁壘。80種消費品在中國根本不能進口。另外有些消費品須交納天文數字的關稅和辦理繁瑣的手續，如汽車、摩托車和電氣用具。舉例說，向中國出口汽車的商家必須免費提供兩輛汽車做樣品，必須付大約四萬美元的「試車」費，還要補貼旅費讓中國官員去參觀製造這些汽車的工廠。此外，因為中國不保護智慧財產權，美國公司在軟件之類的產品上每年要損失大約四億美元的版權費和專利費。

然而，我們的反應不應該是通盤提高關稅，而是應該採取比較有區別性的策略，例如阻止中國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或者，削減1974年國際多種纖維協會規定的中國出口配額（美國的紡織品進口全都歸這個協會調節）。我們如果想要對中國目前的變化產生影響，那就不應該使貿易受打擊。越來越大的經濟進展能帶來人權和民權方面的進展。

促進和平的政治變革。有些人權鼓吹者說，因為天安門廣場事件，美國應當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以懲罰中國領導人。但是，儘管我們應當在一切適當的論壇強烈譴責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我們還是必須認識到：我們唯一切實可行的促進政治改革的戰略－－即繼續保持經濟和政治接觸－－要較長時期才能見效。無論我們採取兩種政策中的哪一種，如果走極端－－或者戴上羊羔皮手套撫慰中國領導人，或者用鐵拳猛擊他們－－就一定失敗。雖然我們也許會對變革步伐慢感到失望，可是，沒有政治改革的話，經濟改革最終是維持不下去的，南朝鮮和台灣的例子便是證明。

天安門的自由女神像並非偶然

我們對天安門廣場事件所產生的義憤不是政策。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如果孤立中國，把它的領導人逼得重又抱著仇外情緒退進一個角落，那是否會促進我們的任何利益﹖不會。把中國孤立起來也許能讓我們暫時感到痛快一些，但是對在中國受苦的人民沒有一點好處，儘管我們表面上是為了幫助他們。如果我們孤立中國，對中國國內那力爭更大程度改革的人造成的心理損害將不可彌補。

再則，持續的壓力是能起作用的。進展不會馬上就有，也不會得來容易。但是中國已經採取了幾個有意義的－－雖然還不夠大－－的步驟。包括方勵之在內的一些異議分子已經釋放，許多異議分子被判的徒刑也比原來可能會判的輕得多，這部分因為美國領導人公開和私下裡轉達了不滿意見，一些民間的人權組織也密切注意中國的行動表現。

中國的強硬派已經指責美國陰謀顛覆他們的統治和企圖通過「和平演變」促進民主。作為回答，他們想要對外部世界關上門。也許他們甚至歡迎政治上的孤立－－即使不是歡迎經濟上的孤立。孤立能使他們強健有力，因為孤立意味著他們能掌握保險的、無可置疑的權力。他們知道，在1972年我們開門以前根本沒有任何改革，無論經濟的還是政治的。他們認識到，同西方的接觸會激起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而政治改革會威脅他們的權力。我們不要投他們所好，正如我們在世界其他國家所做的那樣，我們應當促進和平變革。

首先，我們應當恢復中美兩國之間的高層次對話。我們舉行會晤這件事的本身不如我們在會晤時說了些什麼重要。國會系統的領導人和行政系統的官員應該到中國去，就人權和政治改革發表措辭強硬的談話，這應該次次都列入他們的談話要點，尤其是我們必須強烈譴責在強迫勞動計劃中使用政治犯這種虐待行為。中國人不會歡迎他們講的話，但是強硬派必須懂得，國際上對他們對待本國人民的方式感到不安是正當的。我們不應當用美國的民主標準隨便評判中國，但是中國目前的侵犯人權的做法太出格了。同時，我們不應當因為人權問題而暫停兩國關係。要是我們對侵犯人權的領導人從來一概不打交道，那麼也就不會有1972年向中國開門的事了。

第二、我們應當增加而不是減少同中國的文化和教育交流計劃。與西方的接觸一直是和平變革的重要動力，要是沒有這些計劃，人的權利不可剝奪和民眾自治這些推動了民主運動的思想在中國就會至今還基本上不為人知。雖然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與戈巴契夫訪問北京發生於同時，但是戈氏的改革並不是他們的靈感來源。中國的學生和工人們為他們的事業所選擇的象徵極像我們的自由女神像，這並非偶然。

使之改變威脅我的利益的對外政策

第三、我們應該再設立兩個國際廣播電台－－自由中國廣播電台和自由西藏廣播電台－－為這兩個國家提供獨立的信息和評論。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對民主運動的打擊是嚴重的，但不是致命的。民主運動是不得不蟄伏，直到將來出現時機。然而，正如東歐各國的革命所證明的，那個時刻終將來到。在這以前，我們能給予自由力量的最好的幫助是通過新聞和信息廣播，不僅僅是廣播一般的世界新聞，而是特別著重於中國國內形勢。附帶提一提，在蘇聯未遂政變發生的時候，有件事意義很大，就是自由廣播電台的廣播向那些在動員抵抗政變的力量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們提供了形勢發展的重要信息。因為美國之音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門，而且其章程規定它在節目裡只能把國際新聞一遍遍炒冷飯和播送一些無關痛癢的文娛節目，所以向中國廣播的新電台必須是一個獨立的組織，格局可模仿自由歐洲廣播電台和自由廣播電台。

西藏人民是另一回事。西藏人在1950年被中國人征服。他們從外部世界得到的同情多，支持少。我們能做的事情雖然有限，但是已做的還是不夠多。我們除了在雙邊會談中提出西藏問題之外，還應該設立自由西藏廣播電台，讓西藏人民雖然處境孤立但不再感到被拋棄。

使中國為地緣政治上的不負責任行為付出代價。美國必須對中國施加有區別的壓力，使之改變那些威脅我們的利益的對外政策。在它不久決定簽署讓核不擴散條約以前，中國的行為猶如在發展中世界挨門挨戶找主顧的推銷員。中國宣佈決定簽署那個條約，是令人鼓舞的第一步，但是我們除了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北京不但出售核技術，還出售彈道導彈。如果他們不減少這種買賣，我們應當通過多邊組織對他們採取行動，並且用禁止向中國出口它想要的高技術項目的辦法，使他們為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付出代價。

同時，我們不應當反應過度，而且還應當為中國政策上的變化給予報酬。要是我們在經濟上、政治上或者外交上孤立中國，那就沒有任何刺激因素可鼓勵北京收縮它在柬埔寨和其他地方的起不穩定作用的對外政策了。相反，那樣一來甚至可能對中國形成更大的刺激因素，促使它謀求通過不負責任的武器銷售以賺取出口收入。要是中國利用它的影向力去抑制北朝鮮的核野心－－這種野心在東亞構成的威脅可與薩達姆．侯賽因的核野心在中東相比－－那麼我們應當放寬所需要的高技術產品的出口，以此作為對北京的報答。

不要把中國當作死敵同它作對

提高台灣的國際政治地位。1979年以來，美國僅僅通過美國駐台協會同台北政府保持非正式關係。美國駐台協會名義上與國務院沒有關係，但是經費和工作人員全部來自國務院。在1972年的上海公報中，我們承認了北京和台北都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但是我們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們支持用和平方式解決統一問題。雖然我們不應當改變我們的政策的基本支柱，然而應當考慮某些能提高台灣的國際地位的步驟。例如，對台灣要求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申請應予批准，批准的根據是它的巨大的經濟成就，不像批准北京的申請時那樣是根據北京的法律地位。既然香港已經加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台灣的自由市場經濟的和民主化的中國當局也不應該再被剝奪協定成員資格。

為了在世界上取得它應有的地位，中國必須現代化。不同西方國家接觸，中國現代化不可能成功，可是它的成功最終仍須靠中國人民自己。我應當為贊成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人提供道義和物質支持，但是絕不能在中國自己尚未為開始變革作好準備的時候試圖強制他們變革。我們兩國的政治制度、經濟、文化甚至國家利益有很大不同。中國要改革，但是變革必須來自中國人，由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按照自己的傳統和自己的步伐變革。這種變革將由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後出生的、占中國人口三分之二的人來實現。他們腦海裡沒有軍閥、外國剝削、戰時淪陷、直至內戰留下的記憶。相反，將對他們產生影響的不但有西方的成就，而且還有他們的台灣香港鄰居的成就。在這正在做出決定的時刻，美國不應當走開。

在世界共產黨運動的重要國家中間為爭掛頭牌而競爭了40年之後，中國發現自己成了獨角戲裡的主角，世界各地共產黨制度的垮台使中國人民產生了希望，使中國領導層產生了恐懼。中國人民目睹了世界第一個共產黨政權在1991年8月革命中的傾覆。中國領導人卻把這件大事解釋為莫斯科實行有致命缺陷的政策的結果。戈巴契夫允許政治開明化，但是在經濟改革上跌跌撞撞。由於蘇聯共產主義的死亡，中國強硬派也許會在鎮壓上逐步升級並且進一步退入閉關自守狀態。因此，美國和西方為了助長和平變革的發育成長而同中國社會保持經濟接觸便加倍重要了。

我們必須把中國當作平等的夥伴同它一起工作，不要把中國當作死敵同它作對。要使兩國至為重要的雙邊關係恢復勢頭，需要雙方領導人都有高明的政治家風度。儘管發生了天安門廣場事件，美國仍應當同中國重新建立一種工作關係，以便在所有有共同利益的領域裡朝前走。然而，在中國糾正它的最惡劣的侵犯人權行為以前，兩國政府能做夥伴但不能做朋友。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做朋友。但是也經不起成為敵人。我們必須避免兩國關係最初20年的那種仇視和隔離，這曾在亞洲造成了兩場戰爭，使兩國都付出了沉重代價。但是，恢復我們在1989年6月以前那種密切合作關係的擔子是在北京肩上，不是在華盛頓肩上。

中國人是有著豐富文化遺產的偉大人民

中國的長城是世界七大奇觀之一。在城牆裡面說話要想被聽到已經是夠難的，在城牆外面說話要想被聽到是不可能的。用合作來促成變革也許只能慢慢地起作用，但是孤立是根本起不了作用的。從長遠來說，中國將成為那些已經在東歐、蘇聯和不發達國家把共產黨政權掃下台的巨大變革的一部分。如果它繼續同這場新的自由事業的革命保持接觸，它就不可能抱著已經失敗的共產主義革命不放。由於有了信息革命，各種思想將越過長城上空進入中國，用不著穿過城牆或者在牆根下挖地道－－而沒有意識型態上的戰略防禦計劃會把它們擊落。

中國人是有著豐富得難以置信的文化遺產的偉大的人民。當歐洲尚在黑暗時代的泥沼中生活的時候，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在18世紀，伏爾泰稱它為「地球最優雅、最古老、國土最遼闊、人口最多、最治理有方的帝國」。只需看看中國人在香港、台灣、新加坡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社會中間所創造的經濟奇跡，我們就能領略到，當中國本國的十餘億人民的能量一旦從共產黨的經濟和政治壓制的嚴酷掌握下釋放出來的時候，他們將具有何等巨大的潛力。

近兩個世紀前，拿破倫說：「中國？那是一個沉睡中的巨人。讓他睡吧！因為他醒來的時候將撼動整個世界。」巨人已經醒了。他把世界往那個方向撼動，主要將取決於中國人民，但是也取決於我們。如果現在孤立中國，那將是一個悲慘程度無法估計的歷史悲劇。

在美國－－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我們面臨普遍存在的國內問題：犯罪、吸毒、教育質量差、醫療條件差、種族歧視和市容差。……最重要的是，我們決不可讓我們的國內問題蒙住我們的眼睛，而看不到我們作為世界上唯一完全的超級大國有責任和機會在國外提供必要的領導。

今天，我們正在目擊歷史上偉大的分水嶺之一。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已經無可挽回地被粉碎了。那種世界秩序是建立在兩種互相衝突的意識型態、兩大互相敵對的地緣政治集團和兩個互相競爭的超級大國的基礎之上的。現在，我們有了一項比擊敗共產主義更偉大的事業－－自由的勝利。如果我們能接受和平的挑戰的話，我們留給後人的遺產將是：我們不僅僅從共產主義魔掌中拯救了世界，而且還幫助把世界變成一個自由不再受到威脅的世界。

力爭自由事業不戰而勝

我們所以來到這個世上，是為了締造歷史，既不無視過去，也不返回到過去，而是沿著一條給未來開闢了新前景的道路前進。我們希望以一個不以履行職責為限的偉大民族的身份流芳百世。因為我們抓住了時機來完成本世紀的崇高使命：力爭自由的事業不戰而勝。

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的5%。但是，我們所做的事情卻可以使整個世界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我們不是歷史航程中純粹的旅客。我們是歷史航程中的領航員。我們有機會鑄造第二個美國世紀。未來就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必須抓住這個時機，不但是為了我們自己，也是為了別人。只有當這個世界成為別人的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時候，它才會成為我們的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而且，只有當我們參加了一項比只顧自己更偉大的事業的時候，我們才能完全忠於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