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失竊奇案

打開中國地圖，翻到中國的西北部，在甘肅省的西北有一條狹長地帶，看上去像是一個瓶頸，這就是我們習慣上叫做「河西走廊」的地區。這一地帶在歷史上對中國有過重要的經濟和戰略價值。漢武帝在這裡設了「河西四郡」，其中的一個就是我們要說的敦煌郡。敦煌是漢代通往西域的必經之路。武帝幾次西征樓蘭大宛，大軍都是從此經過的。王維的「西出陽關無故人」中的陽關和王之渙的「春風不度玉門關」中的玉門都在敦煌附近。在詩人的心目中，陽關和玉門以西便是人跡不到的荒涼世界。這是很接近事實的描述。

中國人的天然藝術館

敦煌縣東南約40華里的地方有一個舉世聞名的千佛洞，也叫做莫高窟。這些石窟，已經發現的有490多個。都開鑿在山崖的岩層上。最早的開鑿於北魏時代，最晚的完成於清末，大部份完成於隋、唐、宋三朝。在這近五百個石窟中，都是精美絕倫的壁畫和栩栩如生的佛教塑像。壁畫面積約有五千多平方米，塑像有兩千多尊。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寶貴繪畫藝術和造型藝術的寶庫。從這些壁畫中我們可以認識到中國中古時代的人民生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藝術修養。莫高窟是一所舉世無雙，中國人值得驕傲的天然藝術館。

值得我們驕傲的還不只是這莫高窟裡的壁畫和佛像。光緒二十六年（1900），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其中的一個石窟中還有一個密封的藏經復室。復室內貯藏了數以萬計的寫本經卷公私文件、諸子典籍、史書、韻書、詩賦、小說、契據、度牒、星曆、佛幡、繡像、法器等物。這些寶藏年代最遠的是在公元五世紀的西涼時代，絕大部份是唐宋兩代的遺物。發現時，已在秘室中封存了約九百年之久。這一發現又給對中國古代文化、文學、藝術、宗教、歷史、哲學的研究添了異彩，給許多幾千年來在古典經典著作和佛教經典中的疑義提供了答案。90年來，中外學者們探討研究這些資料，構成了一項叫做「敦煌學」（Tunhuanology）的新學術部門。在中國、日本、法國、英國和美國，都有為數頗多的敦煌學專家進行研究工作，著書立說。用中外文字發表的論著，不下幾千種了。

道士王元籙

這個藏經室是怎樣發現的呢？這要從王道士這個關鍵人物說起。王道士名王元籙，湖北麻城人。早年在甘肅肅州巡防軍充當軍士，出籍以後無事可做，才到了敦煌千佛洞暫住。到這裡時窮得一無所有，無處為家，就在後來編為第一百四十三號石窟中作為安身之處。這時他已皈依道教。當地人因稱他王道士。此人也頗有些機智，讀過幾年書，能寫會算，也會念道經。常給附近居民作法事，寫符咒驅妖祈福。又經常到附近各地化緣求施，生活漸漸富裕起來。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這一天，王道士雇了幾個工人清除16 號石窟中堆積的沙堆。在搬沙的過程中，只聽得嘩啦一聲，窟中的一面牆裂了一道縫子。王道士用他手中的煙袋桿子在牆上敲了幾下，聽見有咚咚的聲音，就知道牆後是空的。他於是叫人把牆拆開。牆後出現了一個小門。打開了小門，裡面竟是一間秘室。室的容積不大，寬縱各約9到10尺。室內堆積了數以千計的大大小小白布包。每個白布包內都有摺疊整齊的手寫經卷十卷。另外還有不少佛幡、繡像、法器等物。室內密密層層堆滿了這些古物，多到不可勝數。王道士也感到十分驚訝。他多多少少知道這些文物的重要性，但是無從想到這竟是舉世矚目的重大發現。

藏經秘室發現以後，王道士倒是做了一件很得體的事。他邀了敦煌好的官府和士紳們前來參觀他的新發現。他這樣做主要是為了要引起社會的注意。至少是表示他想把這些文物公諸於世，當時並沒有想要據為己有、變賣圖利的念頭。可是衙門裡的人和鄉紳富室對他的發現並無多大興趣。只吩咐他把這些東西照原樣封存起來，不要讓它們流傳於外。

裝滿了12大箱

過了不久，新任敦煌知縣的叫汪宗瀚，也是湖北人，對古物有些認識。從王道士手中得了幾件經卷和佛像。這時甘肅主管學政的學台是葉昌熾，也透過了汪宗瀚從王道士手中得到了幾件古物。葉昌熾懂得這些東西的價值，就建議甘肅布政使衙門，把這些東西運到省城蘭洲保管。經過幾度磋商之後，發現搬運費很高，至少要六千兩銀子。這筆錢無處可出，事情只好作罷。只叫王道士把古物封存原地不動。這個錯誤糊塗的決定後來就給這一批稀世之寶帶來了厄運。幾年之後，大部份被人盜走，運往外國去了。

頭一個前來盜寶的是一位名叫斯坦因（Sir Aurel Stein, 1862-1943）的英國人。斯坦因也是有些來歷的。他於1862年生於匈牙利首府布達佩斯的一個猶太人家庭。幼年時受洗為基督徒。這在猶太人來說是少有的。後來為他作傳的莫斯基（J. Mirsky）說，斯坦因的父母認為領洗做基督徒可以使他們的兒子走出猶太人的生活禁區，進入外面廣闊豐富的世界。他沒有使他們失望，後來真的在這廣闊的世界中做出了貢獻。年輕時，曾在維也納大學和萊比錫大學學習東方語言。21歲得到德國陶賓根大學（Tubingen）的哲學博士學位。後來到英國定居。在牛津大學和英國博物館研究考古學和東方語言。1888年到印度的拉合爾（Lahore,今屬巴基斯坦）任拉合爾東方學院的校長。在任期間發表了用梵文寫的古印度史。1900年他僱用了一位名叫拉姆辛格（Ram Singh）的印度土地測量員和另三個助手，從帕米爾進入中國新疆，經喀什噶爾轉入和闐。1901年1月，他在尼雅河附近發現了尼雅古城。接著又在克里雅河附近發現了拉瓦克古城。從這幾次大規模的挖掘中，他找到了大量用佉盧文和漢文寫的經卷、雕刻品、木簡和古幣等物。收穫豐富，裝滿了12大箱，在人不知鬼不覺之中帶了這些古物從原路回到印度。後來從印度又把它們運回了倫敦。

這以後的五年裡，他又從原路到新疆來了兩次。每次都是滿載而歸。回到英國之後，他開始整理和研究這些古物。1907年出版了他兩巨冊的《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這本學術名著。他對在新疆取得古物並不感到滿足，因為他的主要敵手，瑞典考古探險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幾乎和他同時，從羅布泊附近的幾所樓蘭古城所搜集的古物，在價值上和數量上，都遠遠超過了他。也許就是在這種貪求無饜的慾念驅使下，斯坦因幾次前往中國的西北。收穫最大的自然是1907年到敦煌的那一次。

斯坦因到敦煌

1906年斯坦因在新疆考古時，從一位名叫德．羅茲（de Loczy）的比利時教授那裡聽到敦煌千佛洞中的壁畫和塑像的事，頗為動心，於是決定前往親身一見。陪同他一位起前往的是他一位會說英語的中國通事蔣考琬和幾個當地的雇工。這個蔣考琬是何許人，無從查考，斯坦因的書中也沒有交代。從他後來在敦煌幫同斯坦因籌劃盜寶的事來看，他是一個精於人情世故而又善於伺候洋大人的人。後來盜寶成功，蔣除了領了一筆可觀的現金之外，還得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酬勞，經斯坦因的推薦，他做了英國駐喀什葛爾領事館的中文秘書。

斯坦因一行於1907年5月來到敦煌。在千佛洞附近搭了帳篷，準備作較長時間的居留。他在到達之前已經從新疆和甘肅的幾個歐洲人那聽到敦煌秘室藏經的事。到了之後，事情不大湊巧。王道士到外地化緣去了，要幾個星期才能回來。他從一個小道士的口中得悉石窟中藏有大量經卷，而且都已遵照甘肅藩台的命令，全部封存起來，由王道士負責監管。斯坦因知道這事非要見到王道士才有眉目。在等待期間，他和助手們到玉門以西探測古長城遺址去了。此行也搜集了大量的漢簡和漢代遺物，有不少是記載漢代邊疆生活的資料，收穫也是十分豐碩的，但他念念不忘的是那些敦煌石室中的寫本藏經。等他們回到敦煌千佛洞，王道士已經化緣回來。

從考古需要的立場來說服

斯坦因和王道士見了面。一份英文資料中是這樣說的：「這次會面後來歐洲人稱之謂斯坦因最大的勝利；但中國人不但把它看作是盜竊，簡直認為是可恥的詐騙。」〔註1〕。見面時，斯坦因故意避開石室藏經的問題不談，只說他久已聽說千佛洞這個偉大的佛教聖地，他是為了朝拜而來，也想給一些壁畫拍照。在他的拍照過程中，王道士指點給他藏經窟的所在，入口處已經砌了磚牆，不能進入了。斯坦因後來在他的書中說：「王道士為人機警而又帶神經質，看來是很難應付的一個人。」由此可知，他開始時是沒有抱太大希望的。

斯坦因又幾次派他的軍師蔣考琬去見王道士探聽動靜，並表示他的洋主人願意樂捐一筆銀子幫助修繕佛殿。那時王道士正在為修葺幾間佛堂而到處奔走募化。聽見有這樣一位外國來的仁人善士要樂捐，自然是求之不得。就這樣他們兩方的距離就越拉越近了。又過了不久，斯坦因透過蔣考琬向王道士表示他想出高價購買一部份手寫經卷。王道士聽了有些疑懼。蔣軍師便不再追問下去。斯坦因認為「用金錢重利來克服一位教士的疑慮是無濟於事的。要想從考古需要的立場來說服王道士，使他允許把手寫經卷拿出來一閱，也是無效的。」〔註2〕斯坦因說這樣的話可能出於兩種動機。其一是過份高估王道士的人格和他的宗教信仰。其二是藉了這樣的稱頌來美化他們之間的交易。王道士沒有立即答應可能是怕事發之後對他不利。或是斯坦因答應的銀子沒有達到他的願望。

受了玄奘法師的感召

斯坦因只好又換了一個策略。他通過蔣考琬向王道士說，他這次東來主要是受了偉大玄奘法師的感召。對於玄奘譯的佛經有濃厚的興趣，能夠親眼看到這些經卷就是不虛此行了。王道士聽了頗受感動，他們之間的距離就更近了。上面這些話都是斯坦因後來在他的書中說的。可信性很小，幾乎等於零。真實的情形是斯坦因從始至終都是用金錢利誘的手段來逼王道士的。到了最後，王道士被逼不過，看在幾百兩銀子的份上也顧不得其他了。索興來個一不作二不休，打開了窟門，讓斯坦因在裡面盡情挑選，為所欲為。盜走了24大木箱的寫本經卷和五大箱繡像、畫像和法器等物。斯坦因究竟給了王道士多少銀子呢？其說不一。一份中文資料說是四百兩銀子。另一份說1907年那次給了王道士40個馬蹄銀（每個合10兩），1914年那次又給了他五百兩。斯坦因在他後致友人的信中說，他一共花去相當130英鎊的錢。這倒真是一項物美價廉的交易。

照斯坦因自己的敘述，盜取的經過是這樣的：第一次王道士帶他進入秘室是在夜間（這分明是見不得人的交易。）經過三人一番計議，此後每天夜裡，經王道士從藏經室裡取出一大批經卷和畫像等物，放在一所佛堂內一間隱密的屋子裡。到了白天，斯坦因就和他的蔣軍師來這裡「研究」這些古物。斯坦因倒不愧是一位一流的考古家。他自己不認識很多漢字，靠蔣的協助，他大致可以判斷這些經卷古物的產生時代和價值，進而決定那些是他要的。在這些卷子中，有一小部份是中國古代的經典著作和史籍，大部份是佛教經文。除了用中文寫的以外，還有用古波斯文、梵文、古土耳其文、維吾爾文和西藏文寫的。另有一些無法證明是什麼文字。

等於是一篇自供狀

這個三人工作小組的活動一共進行了七天七夜才算暫時告一段落。斯坦因後來在他的《中亞古路》（Ancient Central Asia Tracks）這本書中還杜撰了一個故事來美化一番。他說王道士相信他是在玄奘大師於冥冥的指引中到來取回佛教經典，送往印度的。也相信把這些東西運往西方是一項偉大神聖的拯救文物行為。這神話自然是為了遮掩他的盜寶而說的。歐洲人聽了，有多少人會相信，不得而知。中國人聽了真的要把肚皮笑破了。王道士若是真有這樣崇高的見識和情操也不會為了幾百兩銀子把價值連城的國寶連同他的人格都一起出賣了。

斯坦因帶了29大箱的中國古物回去以後，並不感到心滿意足。得意之餘，他1914年又回到了敦煌千佛洞。見著王道士，兩人一拍即合，花了幾百兩銀子又搜去了六百多卷佛經，足足裝滿了五大箱。收穫也是頗大的。我們感到氣憤難平的倒不是斯坦因的盜寶，而是兩次之間隔了七年，王道士監守自盜的罪行竟然沒有遭人揭穿，當時清廷地方官的顢頇無能是可想而知的了。

斯坦因幾次前來中國洗劫，究竟都拿走多少和哪些古物呢？這裡因篇幅限制，我們只能說個大概。1907年和1914年兩次攫取的寫本卷子共為八千零八十二卷。其中佛教道教經典為六千七百九十卷，其餘為中國歷代的經、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另外還有變文，曆書和拓本印本等等。文物中有壁畫、畫像、繡像、佛幡、法器等共約一百五十餘件。斯坦因在他所寫的《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 5 Vol.）一書中列有詳細目錄。等於是一篇自供狀。後來，英國漢學家小羅理士（Lionel Giles）於1957年在倫敦刊行了《英國博物館敦煌寫本分類記注目錄》。把斯坦因取之於敦煌的古物列為：佛典、道典、摩尼教典、非宋教典籍和雕塑印本文件五大類。幾十年來，中外敦煌學家們對這些文物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收穫是很豐富的。

伯希和也來到敦煌

斯坦因把這些古物運到倫敦以後，給歐洲東方學術界和藝術界帶來一次很大的震驚。不幸的是這消息又給劫後的敦煌石窟帶來另一次厄運。1908年7月又來了法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教授和他的兩個助手。這位伯希和也非等閒之輩。他是一位在歐洲享有盛名的漢學家。曾在著名的河內法國遠東學院做過教授。庚子年義和團圍攻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時，伯希和因保衛使館有功得到法國的國家勳章。他深通中文，能說能讀，是一位很有學養的歐洲漢學家。他領導這次去敦煌尋寶任務是最佳的人選。他們一行三人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到達中國的新疆。在塔什干、喀什葛爾、庫車等停留頗久，進行考古測量和發掘工作。在烏魯木齊的時候，曾在一位發配到新疆充軍的滿清官員家裡看到了幾份敦煌石室流傳出來的寫本經卷。這就使他加速了向敦煌進軍的決心。到敦煌時已是1908年的7月，正是斯坦因走後的一年。〔註3〕

伯希和一行三人來到敦煌千佛洞沒有費什麼事就找到了王道士。交易是照著斯坦因的老路線進行的，十分順利。伯希和不同於斯坦因。他自己是一位漢語專家，對中國古代著作和文學有相當的修養。在選擇石室經卷時，取捨的標準比斯坦因要高出一等。他在黑暗狹窄的石室裡埋頭工作了三個星期。把他要的卷子先分作兩堆，一堆是精品，非要拿走不可的；一堆是他認為較為次要，但也有相當價值的。最後是兩堆都拿走了。經他和王道士幾番洽談之後，他們把東西分成十大捆。每捆以一個銀元寶（重十兩）的價錢「買」了這一大批古物。〔註4〕據後人的研究調查，經卷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卷，另外還有佛像，剌繡和工藝品等物。一千五百多卷是一個最低的估計。有的則說是兩千餘卷，也有說是六千餘卷。這些經卷在內容上是和斯坦因所得的大致相同。但在學術價值上更具重要性。現在都庋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羅浮宮和集美村博物館幾個地方。

羅振玉也看到這些寫本

伯希和在敦煌得手之後，讓他的兩個助手押運古物道經西安上海乘船回國。他自己攜帶少數精品前往北京。在北京拿了幾件向他認識的中國學者炫耀他的得意工作。考古權威羅振玉也是看到這些寫本的一個。這時，敦煌石室藏經的事才從此傳揚開來。朝廷聽說以後，接納了羅振玉等人的建議，撥了一筆六千兩銀子的款子，指令甘肅敦煌的地方官把剩餘的經卷和其他古物查點清楚，運往北京保管。這個「賊走關門」的措施本來也不失為一項明智之舉。不幸的是在運送途中又遭人盜取了一部份。今天庋藏於北京圖書館內近萬卷的敦煌經卷就是幾經洗劫之後所留存下來的殘品。在數量上和學術重要性上都不能與流落於海外的相比。

伯希和之後，1911年10月敦煌又來了一隊日本人馬。為首的是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等漢學家。他們也如法炮製，用了幾百兩銀子從王道士手中弄到了四百五十卷寫本經卷和兩尊佛像。使他們很失望的是他們沒有得到像兩西洋學者那麼多的東西。這四百五十份較為珍貴的卷是王道士在古物運京以前偷偷留下來的。藏在塑像的泥胎中，專等外國人來時好高價出賣。好像他知道外國人遲早會來的。

又過了12年，到1923年，敦煌千佛洞又來了一位美國的華納教授（Langdon Warner）。他也是為這些經卷而來。看到石室已經空空如也，但又不甘心「入寶山空手而歸」。他用了一種特殊技術，把七個佛洞中的壁畫用膠布粘了下來，運回了美國。還搬走幾尊唐代塑像。1925年，他再度來千佛洞有所圖謀時，被當地居民發現，動了火憤，把他趕走了。他第一次搬走的一尊觀音大士像今天還存於美國哈佛大學的福格博物館（Fogg Museum）中。

伯希和又回到中國

敦煌石室古物自1900年被發現以後到今天已經有90多年了。這批東西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研究上的重要性不亞於早一年出土的甲骨。雖然大部份落於外人之手，但他們的劫取對學術研究還是有貢獻的。後來斯坦因回到英國，自然是換來一身榮耀。1912年封了爵位。牛津和劍橋兩個大學都授他榮譽學位。皇家地理學會頒給他最高榮譽獎章。英國博物館提供財力，幫他進行考古研究工作。斯坦因確是一位傑出的考古學者，終生獻身於他的工作。1943年，他81歲時死於阿富汗的喀布爾。那時他才開始對亞歷山大遠征路線的考古工作。法國的伯希和回國以後，也成了顯赫一時的人物。第一次大戰時又回到中國。以法國使館武官的身份周旋於北京的外交界和學術界。後來回到巴黍，潛心研究，寫成了他著名的《敦煌圖錄》（Les Grottoes de Tuen Houang）一書。1945年病逝於法國。那位王道士的下落就無從查考了。他被捕下獄和被砍頭的傳說是不足信的。他可能一直是逍遙於法外，有王道士墓誌為憑。我們只知道他是1931年在敦煌去世。至於他生前有沒有「娶妻生子」，與我們無涉，大可不必費心去查考。

斯坦因、伯希和與其他那些到中國西北尋寶的外國人士，在他們著作中，始終認為他們的行徑是光明正大的。在他們看來，中國人不重視古物保存，由他們來代行其事是一樁保存人類古文化的義舉。這是不是義舉呢？中國人的看法也許過於偏激。讓我們聽聽一位英國著名學者是怎樣說的。國際知名的漢學家韋理（Arthur Waley, 1889-1966）說過這樣一段話：

把斯坦因和伯希和看作強盜

「中國人把斯坦因和伯布和看作強盜。

「我覺得要瞭解他們的想法，最好的辦法是假想一位中國考古家到英格蘭來了。在一所修道院的廢墟中發現了一批中世紀的手寫經文。用行賄方法從看管人手中取得了這些東西而回到北京。這事公開以後，英國人的感受和中國人發現敦煌古物被劫時的感受是一樣的。在近東和中東，當地住民無法瞭解和欣賞默罕莫德以前的歷史文化古跡，由歐洲人來把它們搬走，不應該受到譴責，這是歐洲人一貫的看法。這種認識不能通用於中國。因為中國文化有延續性，同時也出現了像羅振玉、王國維這樣的學者，足以能處理這些稀世之寶。……

「中國學者於18和19世紀寫了一些有關中亞地理和古物的著作。而斯坦因一直認為他們是『足不出戶』考古家。事實並非如此。他們在中亞地區停留的時間比斯坦因在那裡的時間久得多了。我無法使他相信我的看法。伯希和跟斯坦因一樣。他承襲了19世紀歐洲人的觀點。把敦煌的古物據為己有絲毫沒有覺得羞愧。」〔註5〕

我是懷了憤恨和喜悅寫這篇報導的。恨的是王道士貪婪無德，滿清地方官的昏庸無能，和洋人的狡騙欺詐，致使這些歷史上罕見的寶物落於外人之手。喜的是經過這些富有冒險犯難精神的外國考古家，古物得以保存下來，沒有毀於中國幾十年來的戰亂、兵燹和其他人為或天然災害，這也是一件大幸之事。如此說來他們這些人是有功的了。

〔註1〕見Peter Hopkirk所著Foreign Devils On The Silk Road書中160至161頁。
〔註2〕見Aurel Stem所著Ruins of Desert Cathay.
〔註3〕伯希和到敦煌的年月有兩種說法。一是1907年，一是1908年，後者較為可信。
〔註4〕另據伯希和的助手魏蘭（Dr. L. Vaillant）的回憶，伯希和給了王道士五百兩銀子，折合90英鎊。
〔註5〕見Waley所著Ballads And Stories from Tun-Huang第237至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