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大陸上新的「悲歡離合」

「發現亞洲」的歐洲人

說到這次英倫之行在倫敦唐人街吃的幾頓晚飯，每一餐都有許多值得回憶的人事－－其中的一次，相信在很多年之後，還會是「記憶猶新」的。

那是12月3日的傍晚，在市中心參加過英國文化協會舉辦的一次特別講演活動之後，我提出建議：不如迎風走路到附近的唐人街，在那裡吃頓晚飯。結果，同行的是香港陳漢賓，兩位來自日本的教授（東京立教大學之木下毅和成蹊大學之中村君），還有就是三位歐洲人：來自匈牙利之Zoltan Tallodi、來自塞普魯斯之希裔人士Michael Raftopoulos，以及莫斯科州立大學（Moscow State University）之Andrei Astrakhan－－很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國際聚會裡，從前蘇東集團和前蘇聯（即俄羅斯）來的人，不跟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混在一起，老是跑到我們這邊來，跟我們同聲同氣，交往特別多。心裡真納悶，這是一種甚麼現象？是亞洲人身價漲了，對西方人士也有了吸引力了，還是俄羅斯人和中歐人士（不再是東歐）破落了，抬不起頭來，不敢同西歐人士（昔日狹義的「西方人」）來往，因此，退而求其次，委屈一點，先加入亞洲人的圈子再說吧！那麼，幾十年後，俄羅斯人東山再起了，是不是又像日本人那樣，來個「脫亞入歐」呢？……

在前往唐人街的路上，我同塞普魯斯人走在一起，他問起許多香港的情況。越說越激動，變成他在現身說法了。他說：英國人在那個具有高度戰略價值的塞普魯斯島做了手腳，島上是希臘人為多數、土耳其人是少數；當馬卡裡奧大主教領導的獨立運動進行得如火如荼時，節節敗退的英國帝國主義者終於使出了殺手鐧，即利用希土人士的種族矛盾，引進土耳其的軍隊。一不做二不休，從此就把它分割為兩個部分。時至今日，塞普魯斯共和國還是不能統一。而英國人在紛爭之中卻穩坐釣魚台，在島上，繼續維持其軍事基地。

他在說話，我在認路，旁邊的英國人，不時瞪著。他們當然不知道，我們在說甚麼，一些跟他們有關；也可能是跟他們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

一位俄羅斯學者的故事

這一頓晚餐，也是在新龍鳳酒樓吃的；我點的，就是那個鹹蛋芥菜湯和清蒸踏沙。在這樣的場合，咕嚕肉和芙蓉炒蛋也是最叫座的。狂風掃落葉後，所有碗碟，乾乾淨淨，好像都洗過一遍了。我心裡在想，再多叫三兩個菜，還是浪費不了－－這個聚會，如果發生在中國大陸，一定不會這麼寒傖的。有一種說法：從小島經濟演變出來的，在經濟上發生起飛現象的地區總會經過這麼一個「暴殄天物」的段落；因為，幾千年來處於匱乏狀態的人們，還有跟舊的風俗習慣決裂，往往以奢侈來取得「補償」，並以此為榮、顯示其身份。

這一餐，由我倡議，是由四個亞洲人請的客；而三位歐洲人，也很高興地接受。實際上，根據過去幾天的觀察，可以看到，他們手上可以使用的閒錢，一定比我還要少的。

回家的路上，同俄羅斯人走在一起。這幾天來，我們在一塊兒交談的機會不少。第一個晚上，參加過英國文化協會的招待餐之後，我便和他在倫敦大學的校園裡散步。在毛毛雨中，還看到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故居；有一塊銅匾，釘在戶外（在牛津的書店，還看到寫他的一套二卷之傳記）。

安德利亞特別喜歡把前蘇聯的變化以及俄羅斯當前的改革，同中國的改革開放相提並論；並且帶著「細訴衷情」的形式探聽我的反應。顯然這一次，我不一定，可以和他交成朋友；這一次，他不一定會來（不屑來）參加甚麼「歐洲行政法」的短期班，這一次，他真的來了，不是跟西歐國家的專家學者吵吵嚷嚷，水火不兩立，便是受到西方人士的熱烈招待，而不必讓我們亞洲人付錢請他吃頓菲薄的酒飯的。

因此，他對戈巴契夫做了尖銳的抨擊，認為他有勇無謀，眼高手低，沒有鄧小平十分之一的才幹與經驗，活像趙紫陽加上胡耀邦，不把共產黨的大好江山拋棄了，那才是怪事！他對於葉爾欽的政權，亦不看好；在台下當反對派和上台去管理國家大事，就是兩回事；波蘭的華勒沙，當上了總統後，一籌莫展，亦是一例。因此，他是不看好這個俄羅斯總統的政治表現及政治前途；說他大概過不了1993年呢！

他的大學，正在掙扎求存，他帶領的一個中小企業研究所，只好深入民間了，企圖同它們掛鉤；在科技、資訊、知識、管理上給予支援，換回新興廠商集團對大學系統的贊助－－這也是窮則思變，不變不通呀！高等院校變成商業機構和企業家的「附屬品」固然不好；但是，它們不打脫「政治體系附屬品」的狀態，脫穎而出，亦是沒有甚麼前途可言的！

我自告奮勇，回港後利用傳真機，在莫斯科、香港和上海之間，三地穿梭，把他們介紹給上海社會科學院的姚錫棠兄（常務副院長）；希望能做個具體安排，讓安德裡亞帶個團，到無錫等地，對江浙中小鄉鎮企業的經營情況，進行一番調查研究。姚君是留蘇學生，對俄羅斯情況亦有所研究；果然願意特別幫個忙（可是，俄羅斯人如何去支付這筆開銷呢？）－－我不認為俄國人能搞甚麼「走中國人的道路」，就像七十多年前中國人提出的「走俄國人的道路」，但是，對於蘇聯的崩潰，對於俄羅斯當前的困境，做為一個中國人（俄羅斯人最重的鄰居）我們的心情也是十分地沉重的：不管「大俄羅斯帝國主義」是否在三、二十年後又是「死灰復燃」，我們還是不好幸災樂禍，咒人不死（就像某些港台人士和某些西方人恨不得中國大陸在一夜之間成為血流漂杵的人間地獄）；如果，對別人的災難（或者說，「暫時的困難」），能多伸出幾回援手，並且還發生一點紓解的作用，何樂不為呢？

1991年秋至92年春，我在美國的時候，恰遇上「蘇東集團」土崩瓦解的事件，某些統治菁英那種「拍手叫好」的情景，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從總結人類歷史經驗的角度來看，這確是一件值得人們去分析研究的大事；使到人類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有一個更可行，更可靠的社會文化重整之道！

（1993年2月2日晨於百德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