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辜會談」之後的若干思考

歷時兩天半的「汪辜會談」終以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共同正式簽署四項協議而在新加坡海皇大廈落幕，這四項協議是：《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岸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和《汪辜會談共同協議》。

萬事開頭難

「汪辜會談」是最近一個時期海峽兩岸關係上一個極重大的事件，成為海內外中國人關心的熱門話題，亦備受國際社會矚目。「汪辜會談」的具體內容是商談和簽訂有關兩岸民間交往事務和今後兩會溝通制度以及為這次會談內容的四份文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筆者認為，此次會談的現實意義遠遠超出其具體內容和所取得的成果，尤其突出的是：

一、由於國共兩黨政治鬥爭的結果和延續，造成海峽兩岸的長期分離、對峙和隔絕，歷經四十多年，儘管是在第三地區，但兩岸總算走到談判桌來；儘管所談的問題僅限於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但是這說明海峽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的迫切性和必然性；儘管展開會談的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均以民間團體名義出現，而受兩岸有關方面授權，但無論從兩岸關係這一當代中國政治鬥爭的焦點，還是從兩會的背景及負責人的特殊身份考察，此次會談無疑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正如汪道涵所言「兩岸關係發展中重要的一步」和辜振甫所稱「歷史性的一步」。

二、此次會談所簽訂有關解決兩岸民間交流某些問題的文件，這是符合和保障兩岸人民現實利益的舉措，儘管由兩岸交流所衍生的諸如此類問題非常之多，尚待解決，但畢竟已跨出了一步，「萬事開頭難」。此次會談還簽訂了今後兩會溝通制度和此次會談內容的文件，這公開表明，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並且凝集了許多人的心血和智慧，兩岸終於開闢了一條制度化的溝通管道，建立了一套雙方均能接受的協商模式，將著手商討兩岸民間、經濟交流面臨亟待解決的問題。這起碼在兩岸民間交往事務上的問題有了一條相對穩定的解決途徑，兩岸民眾在相關問題上有一個比較確定的寄托目標。在這個意義上，「汪辜會談」對其後兩岸關係發展的歷史性作用確實不可低估。

在欣聞「汪辜會談」所得的成果和所具有的正面意義的同時，不能不看到「汪辜會談」過程亦顯露了現階段兩岸關係發展存在的某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以獨制共」的策略運用

一、從「汪辜會談」的預備和舉行的過程中台灣政壇及社會的各種反應來看，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障礙仍然存在，台灣政壇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制約因素和遏阻力量的確不小，這從「汪辜會談」結束後邱進益所坦露的相當疲憊的感觸便可見一斑，其中固然有台灣政治發展到現階段顯現多元化的客觀因素，但應該指出的是：一方面，台灣當局及某些政治勢力對大陸的敵視態度尚未消除，對中共仍抱持不可相信的觀念，這在「汪辜會談」的預備性磋商和正式會談的前前後後過程中表現的淋漓盡致。

台灣當局決策層的降溫語調和「陸委會」、「國安局」某些頭面人物的一系列聲明和相關言論不僅表明了這一心態，因此為海基會在「汪辜會談」設置了極為有限的「舞台」和準備了不可發稿的「台詞」，而且在相當程度上起了蠱惑宣傳的消極作用，以對社會期望作適度的降溫，保證其既定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進一步推行。台灣當局某些人士在這一歷史時機對中共的抨擊無疑給兩岸關係罩上了一層陰影。

另一方面，台灣在野的民進黨從其「台獨」主張出發，懼怕兩岸經濟性、事務性的會談導致政治接觸，從而造成「國共談判」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局面，同時也意識到參與兩岸關係事務的重要性，反對國民黨的「一黨壟斷」，也不信任國民黨的相關作為，強調「透明化」，為此要求組團觀察監督，即所謂的「責任分擔」，僅此一點，誠然包含有其合理的成份，連部份無黨籍「立委」也表明這種要求。民進黨憑借其在台灣政壇的地位和資源，從發聲明、提要求到「議會」的強力杯葛以至組成「宣達團」赴新加坡現場干擾攪局，此番行徑雖然對會談並無造成直接明顯的傷害，但由此暴露了民進黨某些人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立場和主張及趨向，而且「汪辜會談」客觀上引發了民進黨迅速介入兩岸關係事務的緊迫感和危機意識，然而，這種消極力量的惡性發展勢必對今後兩岸關係的發展產生負面的作用。

顯而易見，上述的制約因素和遏阻力量不利於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和健康發展，任其由潛在暗流逐漸氾濫為狂濤，不僅兩岸關係將難有突破性的發展，而且可能致使現已開闢的溝通管道發生堵塞，這不能不引起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正視。對於這種制約因素和遏阻力量，國民黨高層某些人士似乎意識到將導致「自亂陣腳」、落入「兩黨會談，多黨參與」假象的圈套，疾呼「安內才能攘外」。

但是，從特定角度上看，這似乎又有利於現階段國民黨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推行，也有利於國民黨某些高層人士進行黨內權力鬥爭及與各有關勢力周旋和「以獨制共」的策略運用。

台灣當局強加於人的態勢

二、大陸海協會在此次會談中提出應當把兩岸直接「三通」問題擺上議事日程，即被台灣海基會以「政治性問題」為由加以拒絕。這無非說明台灣當局至今依然牢牢抓緊直接「三通」問題作為其政治籌碼，現階段尚不可能輕易放鬆，除非大陸方面作出其所要求的「三個先決條件」之「善意回應」。同時表明了台灣當局強加於人的態勢。

他們將兩岸直接「三通」這一經濟領域的問題泛政治化，列入其所制訂的《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而《國統綱領》被奉為指導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綱領，從而直接「三通」也必然按其邏輯推導為「政治性問題」，不能在「汪辜會談」中提及，並將這一判斷不容辯駁地強加於海峽對岸。

此次會談伊始，台灣海基會拒絕將直接「三通」列入商討內容，如果稱之「未被授權」倘且情有可原，而稱之為「政治問題」則令人困惑。在此問題上也可看出台灣當局所採取的雙重標準，近年來，台灣當局為拓展國際活動空間和加強對外經濟聯繫，謀求與一些無邦交國家建立航線，這在他們看來是民間性、經濟性的問題，否認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性質，這一雙重標準正像台灣當局對其所鼓吹的「台灣經濟」的雙重解釋一樣，令人莫衷一是。

此次會談在桌面上對直接「三通」問題的分歧從另一側面表明，兩岸關係發展到現階段，力求有突破性的發展，一系列經濟性、民間性、事務性問題已難於在它們本身所具有的性質範圍內解決，而這些問題解決的迫切性已把某些政治性問題推上議事日程，即推至政治層面，兩岸有關方面實在無法迴避，如何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藝術付諸於其中，以突破瓶頸，這事關兩岸關係發展和兩岸民眾福祉。

賊喊捉賊轉嫁矛盾

三、多年來，大陸政府敞開大門，歡迎、鼓勵台灣廠商前來大陸投資、經商，積極發展兩岸經貿關係，並且制訂了一系列吸引台資的優惠及保護措施，確實獲得了有效的結果，這是海內外中國人有目共睹的，當然，相關的立法還有待在實踐中進一步健全和完善。

兩岸的經濟交流與合作，「互補互利」，無疑有利於兩岸的經濟發展和繁榮，共同振興和造福整個中華民族。反之，台灣當局則採取種種手段進行限制，儘管迫於社會的強大壓力，總體上有逐步放寬限制的趨向，但仍然懼怕兩岸經貿關係的發展，造成台灣經濟對大陸的過份依賴，造成台灣經濟的「產業空洞化」；懼怕兩岸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逐步走向區域性整合，形成進一步要求政治整合的社會壓力，危害所謂的「台灣安全」，實質上是懼怕這一趨勢對其統治地位和政策推行造成巨大威脅和挑戰。

在「汪辜會談」上，台灣當局一反常態，儼然一副「台灣廠商」利益代表的姿態授權海基會推出「台商投資保障」問題，對大陸的相關規定的法律位階提出質疑，並提出若干修改建議。鑒於種種原因，尤其是台灣當局對直接投資、通商的限制尚未放棄，這一問題只能同其他一系列有關的問題一起留待以後擇期擇地進一步深化討論，以最後解決雙方存在的分歧，而未能在此次會談中加以初步解決。

為此，台灣當局有關部門便趁此機會大作文章，大放厥詞，當然指摘大陸方面刻意阻撓這一問題的交付商談，目的在於適當降低現階段台商的「大陸投資熱」，這顯然是無稽之談，賊喊捉賊，無非是借題發揮、轉嫁矛盾，肆意攻擊大陸政府，誤導台灣社會輿論，進而宣稱要加強對台灣廠商的相關「輔導」。

兩岸關係依然道路漫長而曲折

四、在「汪辜會談」整個過程中，台灣政壇及社會瀰漫著一種非常明顯且值得注意的心理趨向，一方面強調「會談」的「事務性、民間性」，否定「政治性」，另一方面，極力反對和避免可能出現「國共兩黨談判」的任何表徵和跡象。

相當一個時期以來，「排斥國共談判」已是台灣政壇及社會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居於主導地位的主張，在此次會談中，台灣當局精心策劃、審慎設計、處處時時力求在形式表現出雙方對等的姿勢，而且台灣政壇朝野部分人士或明或暗地主張和肯定此次「會談」以「國際關係」、「外交方式」處理兩岸關係事務，這顯然是現階段在處理兩岸關係事務問題上無法避免陷於「兩難」境地的棘手問題，其負面影響則不難看出。

考察「汪辜會談」的過程，極易看透台灣某些政治勢力及人物在兩岸關係問題上的心態，同時亦可看出國際社會某些政治勢力對於純屬中國內政的兩岸關係發展及兩岸接觸的特殊敏感和極度恐慌，從而表明了兩岸關係的發展依然是道路漫長而曲折、障礙重重，有賴於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共同努力來加以克服。如果將「汪辜會談」稱為「營造兩岸關係互動現境的開始」，那麼正如邱進益所言「良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然而，應該指出，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和健康發展，符合兩岸人民的現實利益，符合整個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1993年5月於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