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台灣社會所有受迫害的人討公道

1971年春天美國與中共開始「乒乓外交」，台北的外交逐漸吃緊。4月9日美國國務院宣稱將於1972年將包括釣魚台列嶼在內的所謂「南西群島」行政權交還日本。在美國留學的台灣學生發起「保釣運動」。6月17日台灣大學近千名學生示威遊行，為釣魚台主權向美日大使館遞交抗議書。7月9日美國務卿季辛吉秘訪大陸，10月25日中華民國政府被逐出聯合國，翌年2月28日尼克森發表上海公報，9月25日田中角榮訪問北京，東京與台北斷交。在這連串外交衝擊下，台灣當局喊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八字真言安慰惶恐的軍民同胞。這期間，苦悶的台灣社會也正面臨「世代交替、革新保台」的轉型期。蔣介石的嫡長子蔣經國已掌握軍權、特務權及政權，「本土化、民主化」政策雖已經成型，但一系列外交挫折又恐民心浮動失序，所以情治部門權力日益擴大，尤其軍中政戰系統，透過後備軍人組訓及軍訓教官，對社會與大學進行層層監控。由美國蔓延返台的保釣運動，激起青年學生愛國論政的風潮。而海外釣運變成「認同回歸」的民族統一運動之後，台灣島內所謂「革新保台，民主抗共」訴求也逐漸升溫。1973年2月17日台灣大學校園內終於有了「民族主義座談會」。因保釣激化的青年學生熱情，在台灣當局迷惘的獨台政策之下開始矛盾分化。當時總政戰部主任王升的「心盧」系統學術特務，配合軍訓教官及黨務系統動手整肅台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一口氣解聘了12位專兼任副教授、講師及助教。此即所謂「台大哲學系事件」。當年受害者以陳鼓應副教授及王曉波講師因其著名「民族主義」色彩而遭開革，今年4月20日被列黑名單14年之久的陳鼓應教授從大陸返台，澄社於5月16日，在台大思亮館舉辦討論會，檢討當年此一事件之經過及教訓，會議分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由澄社社長黃榮村主持，請事件受害人陳鼓應、王曉波、趙天儀、李日章及胡基峻等報告事情經過及感想；第二部份由瞿海源教授主持，請楊國樞、李鴻禧、葉啟政及錢永祥等評論。第三部份則由聽眾發問，當事人回答，由楊國樞教授主持。討論時間自下午2點至7點，本次記錄只做一、二部份，因限篇幅，並有刪節。

「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名單：（澄社提供）

（一）陳鼓應，解聘時任台大哲學系副教授，後任政治大學國際關係中心研究員，曾於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任教。後赴美國研究，不准返台，1984年受聘赴北京大學任哲學系客座教授。

（二）王曉波，解聘時為台大哲學系專任講師。後任職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現任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兼共同科主任。

（三）趙天儀，解聘時任台大哲學系教授，並曾任代系所主任。事件發生後，失業一年多，後任國立編譯館編纂，現任台中私立靜宜大學教授。

（四）胡基峻，解聘時任台大哲學系兼任講師，後曾任職於中華日報，後赴美留學，曾任紐約《美語快報》、《北美日報》、《中報》編譯、編輯兼主筆，現任《中國時報週刊》撰述委員。

（五）李日章，解聘時任台大哲學系兼任講師，後曾兼任世新講師，現任靜宜大學兼任教授。

（六）楊斐華，解聘時任台大哲學系助教以其父親的政治立場為理由遭解聘，曾念輔大哲研所博士班，現已去世。

（七）黃天成，解聘時為專任講師，後在廣告公司做過短期工作，現任職美商海陸運輸公司。

（八）郭實渝，解聘時為台大專任講師，現任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

（九）陳明玉，解聘時為哲學系兼任講師，後由台大外交系聘為日文專任講師。

（十）梁振生，解聘時為哲學系兼任講師，後返僑居地馬來西亞。

（十一）鍾友聯、解聘時為兼任講師，現任國中教師。

（十二）黃慶明，解聘時為兼任講師，現任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第一部份：當事人報告

黃榮村：台大哲學系事件今年剛滿20年。人生能有幾個20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只是一件發生在台大哲學系的個案，社會上其它角落一定還發生過更多這類傷害人格尊嚴、人身安全與就業安全的事件，但是還沒被發現。希望民間能夠積極發掘。現在第一個階段請當年台大哲學系事件五位當事者說明當年事件經過。

早起的鳥兒被蟲吃

陳鼓應：當我第一次聽到可以回台灣的消息（各位知道，我14年來申請了16次，我持的是中華民國有效護照），我告訴中時記者林照真女士，我心情很平靜，就像卡繆筆下推著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石頭滾下去又再次推上山……我事情經歷多了，所以心情比較平靜。不過，剛才我進入這個會場，內心很不平靜。我感到悲喜百感交集。

我離開台灣的時候。我家裡還有兩個「安全人員」保護我。多年來我一直關心台灣的事情，我一直問碰到的朋友這裡的事情。不過14年來我一直活在過去的印象氣氛中，到我回來才知道我們社會進步變化有多大，大到以前不能講的話現在可以講了，以前所受到的冤屈，以前不能說的現在可以說了。

我離開台灣之前，有30年時間都在校園內生活，尤其在母校台大至少過了整整校園生活一半的時間。那是最令我懷念嚮往的美好日子。當時我們為了使生活更美好，與朋友們有個夢想、理想－－希望結束60年代冷漠啞吧的一代。因此我們呼籲要參與，希望青年人能成為「參與的一代」。

我還記得前幾天遇到的陳明玉、洪三雄當年法代會的負責人。當年在我研究室內，還有在座幾個教授，當年還是學生，我們商量能夠做些什麼東西。我們戰後成長的年輕人第一次規劃來開座談會。首先要談言論自由。但我們商量半天覺得「言論自由」太敏感了，於是我們加上「在台大」。於是召開了第一次「言論自由在台大」的座談會。事情很平靜，沒什麼紕漏，於是我們商量第二次座談會「民主生活在台大」。當時我們只將言論自由與民主生活限定在校園之內。接著我稍稍擴大範圍，走出校園，提出「民主廣場」、「言論廣場」及「民主牆」等主張。

《一位小市民的心聲》的圍剿

因為這樣，就受到了《一位小市民的心聲》圍剿。現在台北有「時報廣場」，《聯合報》上也有「言論廣場」，我在香港看到時，內心感觸良多。當年我提出言論廣場時，萬箭齊發，現在時代不同了，我內心充滿快樂欣喜。

當年我提出言論廣場的主張引發了所謂「台大師生案」。此案子，我上禮拜才得到閻振興校長在民國63年6月23日校務會議上的講話，我才明白當年我所犯下的「過錯」有兩件：一是正常的課外活動演變成學生運動會影響社會安全與安定，而陳鼓應主張言論廣場危害了社會安全；二是警總傳訊了我們的學生錢永祥、黃道琳，他們手上有共產黨的書籍及宣傳資料，波及到我及王曉波。

事實上當年保釣運動，有些美國留學生寄了一些書刊及資料返台，這事情我個人完全不知道。現在我才知道我出事及被解聘是這兩個理由。用台灣話說，「真的很冤枉」。真的是我說的「早起的鳥兒被蟲吃」。

我們要往前走，不必老沉浸在歷史。但這次我回來看到老朋友李日章，他在靜宜大學幾次「兼任變專任」被打回去，原來台大哲學系事件的陰影到現在還存在著，而且可能不只個案。現在台灣校園雖已很合理化了，但是校園的開放還不能跟社會的開放相應。我與王曉波是因為政治的理由，政治的需要而被捲進去，但是趙天儀、李日章、胡基峻他們幾位可以說連政治的因素都沒有，沒有捲入任何政治漩渦，連派系的問題都沒有，我跟趙天儀是同班，但我連他做代理系主任都不知道。後來人家提到了我才知道。

我們班上有15個人，15種意見。根本不是一個派系，我跟王曉波被警總傳訊之後，如我太太常講的「手銬被銬在一起」，但我們兩個「溝通的方式就是吵架」。我們應該也不是一個派。這是歷史的錯誤，「早起的蟲兒被鳥吃」，但這隻鳥，消化系統不好，我們在他肚子內又被孫悟空救活了。黃榮村社長是孫悟空，林照真記者是孫悟空，各位在座的也有好多孫悟空。謝謝社會輿論的關心。謝謝澄社的朋友出來主持公道。

迄今不用案底有問題的人

李日章：一般人提起台大哲學系事件第一個想到的都是陳鼓應、王曉波，這也是很自然的。這個事情本來就是他們所引起的（哄堂大笑）。但說到所受到的迫害，他們兩位倒不是最大的。他們離開哲學系之後，我們當局給他們做了工作安排。至於受傷最大的是那些受到牽連無辜的人，除趙天儀外，都任其自生自滅。

本人在事件發生時，已經兼任了三年的講師，擔任系中重課「中國哲學史」。當年恰巧要把我改成專任，我排名第一名。從此我被排除在校園之外，成了文化界的流浪漢，甚至有五、六年都是靠翻譯維生。其他如胡基峻先生，黃天成先生也一樣，家庭甚至發生變化。

但我們所受傷害不僅止於此，哲學系事件的陰影跟隨我們。不久之前我跟趙天儀先生在靜宜大學兩度受到傷害。我們與此校校長素昧平生，他對我們的排斥完全因為我們與此事件有關，校長在事件前後對我們的態度不同。

趙天儀升了專任教授，當時校長不知道他有牽連，但到了去年5月《中國時報》報導此一事件之後，把我們名字曝光了，校長把我們系主任臭罵一頓，說他欺騙學校，用了「有案底、有問題」的人。系主任答辯說了我們好處。但校長說你不要給我聘這麼好的人，校園安定最要緊。此後，趙天儀老受到小報告困擾，說他要組黨、搞學運等等。到了7月間，我的兼任改專任案，在系務、院務會議通過了，但校長一看到我名字便拿筆劃掉，討論都不討論就否決掉。此後又否決了兩次。我經過全系、全院通過排名第一，仍然將我名字劃掉，擺明不讓我過關。

當年並沒有介入政治活動

趙天儀：首先謝謝澄社給我們發言的機會，其次感謝當年我們受難的時候，台大的師長、前輩及同事對我們的聲援與支持。特別是毛子水、朱立民、屈萬里、張靜、黃得時、顏元叔、楊國樞、李亦園、文崇一、張忠棟、黃大洲及楊維哲等等。

我當年並沒有介入政治活動，連演講會、民族主義座談會都沒有參加。不過我做了代系主任，所以事件發生時成了箭靶子。他們說我有五大包庇。第一個包庇，陳鼓應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上指出馮滬祥是職業學生，馮滬祥去函訓導處，訓導處要撤銷陳鼓應的導師資格，代系主任趙天儀不答應。因為陳當導師是學生自己選的，訓導處也同意了，給了聘書，我無權撤銷。

第二個包庇，曾在民族主義座談會中站在民族主義立場發言的學生錢永祥，訓導處記他一個大過，趙天儀是該生導師，家長要導師說明，依校規規定，記過要導師出席，趙遂要求訓導處重新審核，撤銷錢的記過。這是包庇問題學生。導師列席懲戒委員會，台大不是只有我一個，雖然列席了，但他們照記過。

第三個包庇，是當時系主任成中英教授在美國發行的中國哲學刊物上經常發表引用共黨理論的文章，他每次回國代系主任趙天儀都去接機，包庇「問題共諜」。成中英辦《中國哲學研究》雜誌，他們說他「為匪宣傳」。

符號邏輯與「文情並茂」

第四，前哲學系外籍教授羅勃．馬丁被疑為國際共產黨，趙天儀沒告發他，是包庇問題教授。他來台大客座兩次，第二次時我代理系主任，曾帶兩位助教去接機，安排他在中國之友社住宿，三天後才進台大宿舍。他是成中英推薦的，學校、國科會通過。

第五，按研究所章程，非哲學系畢業的馮滬祥必須補修大學必修科－－理則學，馮曾要求免修，趙天儀不答應。馮在理則學試卷上，沒有一題答對（是符號運算）。兼任講師楊樹同給了零分。事後馮指趙天儀串通迫害國民黨籍學生。據悉，當年國民黨曾說馮滬祥的考卷「文情並茂」，按該試卷有六題，完全是符號邏輯運算，請問那來的「文情並茂」，我們希望台大當局調閱該份試卷，並請專家評鑒。

《70年代》有報導說馮曾在情報局受過訓練，我請調查他是否「職業學生」。另外當年孫智燊系主任所羅織的罪名也請學校當局調查趙天儀等是否「赤色份子」。我失業時，我太太帶兩位孩子去看閻振興校長，閻說我去那裡做什麼事他都知道，說是訓導長俞寬賜打我們小報告，說我們鬧事，也請調查。

在此我想以台大校友、同事及學生家長身份，要求台大行政當局重新調查台大哲學系事件，還我們一個公道。在此我還要補充，當時我們的助教楊斐華小姐被迫離開學校，據說因為她父親楊克煌是台共領袖謝雪紅的「愛人同志」之故，試問批鬥一個人，還要算上她父親身上，那台灣要走上校園民主、學術獨立、言論自由？我希望我們遭遇到的這些變成最後，而且永遠消失。

拿出人民的力量來胡基峻：台大哲學系事件，我們希望台灣社會拿出人民的力量來，不要再讓它發生。現在阻止還來得及。

至於職業學生，因為他們所做所為完全像職業學生，台大訓導處對待他完全是職業學生的特權。最後他還被連串提拔。現在這個職業學生還在台灣學術界招搖，去年還被台灣當局派到海外宣慰僑胞，簡直是侮辱僑胞。

我不知道李登輝政府拿李登輝當什麼玩藝兒，也不知道李登輝拿他自己當什麼玩藝兒。這個職業學生還存在的社會表示國民黨政府與台灣學術界還在與此人為伍，在分享他的無恥。

王曉波：剛才日章兄講得很對，哲學系事件只有兩人罪有應得，一為陳鼓應，一為王曉波，其他人幾乎都是沾不上邊而被無辜牽扯。我想談談我們兩人罪有應得的罪在那裡，由此瞭解這事件是如何發生的。

若在座有台大人，應知道台大的校訓是「敦品勵學，愛國愛人」，據我所知，我有二條罪名，一為保釣運動，一為社會運動。由於台大校訓是「愛國愛人，敦品勵學」，所以我畢業時曾在紀念冊上留下兩句話，一句是「我願終身做真理的僕人」，另一為「永遠為中國苦難的良心」，我以我自己的誓言作為座右銘，並未違背台大校訓。

從事保釣運動是一個愛國運動，從事社會運動是愛人運動，亦未違背台大校訓。若說，王曉波有罪，就是台大有罪，除非愛國愛人有罪，否則保釣運動，社會運動為何有罪？所以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是因為台大校訓有罪，台大有罪，而不是陳鼓應和王曉波有罪。

我們的解聘是應該活該的

離開台大後，在一個邪惡政權壓搾之下，並不能屈服一個人的精神，所以我並沒有停止保釣與社會運動。離開後，我曾為社會上受不公平待遇的人說過許多平反和翻案的話，也做過平反運動，曾為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先生平反重入忠烈祠，曾為當年抗日英雄王敏川先生平反而未成功，曾為台灣抗日先烈林少貓保衛其在忠烈祠的牌位，曾為台灣文學先進楊逵先生作翻案文章，也為當年去大陸參加抗戰的李友邦將軍的冤史作翻案文章和運動，也曾為張慶漳先生、王文明、陳其昌先生早年受白色恐怖的受害人翻案平反，但王曉波從未為王曉波及哲學系事件說過一句平反和翻案的話，因為我們認為在一個邪惡政權之下，受到如此待遇是應該的，不然如此的政權，又怎能不是個邪惡政權。

事後，陳鼓應很不服氣。我說：我們的解聘是應該活該的，要為社會正義付出代價，否則我們的道德基準在那裡？哲學系事件並非事件本身的翻案問題，而是這個社會有無公道問題，是台大有無公道問題。非常感謝澄社給我們說話的機會，但不要忘了，20年來也只有這個機會，這20年中，台灣的良心在那裡，台大的良心又在那裡？事件發生時，多少朋友不肯與我們說話，不為我們說話，我們都能理解；因為在那樣一個恐怖時代裡，知識份子是要為自己道德良心付出代價，我很遺憾，對不起那些被陳鼓應、王曉波牽累的無辜朋友，今日我無意為陳鼓應、王曉波翻案，但要給受我們牽連的人平反翻案。在此希望能以事件後遭遇為歷史提供一借鑒，不要有人再遭遇類似事件。

非我族類，斬草除根

在我解聘後，沈君山先生曾介紹我去看剛過逝的張昭鼎先生，當時他們正在辦《科學月刊》，沈君山先生希望我能介紹一些科學哲學知識，當一個編輯文字的工作，後與張昭鼎先生談完後，一直沒有消息，直等收到沈君山的一封信，說到當我離開《科學月刊》後，調查局第二天就找張昭鼎，說王曉波這人不能用。

當時我有個朋友在建設公司，希望他能幫我找到一份能生存的工作，他卻說：曉波你要多少錢告訴我，但不要來上班，若你來此上班，我整個電話系統都遭竊聽，而我們公司是禁不起竊聽的，大家都是有逃漏稅的問題（哄堂大笑）。

不僅如此，當時我有一篇碩士論文，在幼獅出版社出版，青年叢書第一號，也曾在《幼獅月刊》寫過一些中國思想史的文章，其時主編是朱一冰，現在在《台灣日報》，後來又有人跑去找他，說以後王曉波文章不准登，又因為幼獅是救國團的書店，為了面子，沒有正式發通知查禁，由警備總部派人到救國團，把我的碩士論文全部燒掉，後來朱一冰告訴我還給我偷留了五本。（哄堂大笑！）

當時朱一冰問他們何必對王曉波這樣子，他們回答「非我族類，斬草除根」。

哲學系事件，還好只有焚書，沒有坑儒，謝謝國民黨的寬大。

供人剝削而不可得

此外，有一台大逯耀東教授主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幫我刊了一篇《孔子思想的形成及其意義》，這文章是為了紀念孔子誕辰，在9月號《中央日報》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的目錄刊出後，他們又找了逯耀東，逯耀東說：王曉波文章給你們審查可以，若有不妥，我們就刪改。結果他們告訴逯耀東：王曉波的文章不必審查。逯耀東又說：讓王曉波混點稿費抽包香煙總可以吧。他們卻說：王曉波要吃飯，叫他跪著來求我們。

當時我有一個主編「人間」副刊的朋友高信疆，見了我問：最近生活怎麼辦？我說：到你那混兩文稿費可不可以。他說：有新聞黨部的通告，陳鼓應、王曉波文章一律不准刊登。

我們讀書人，除了唸書、教書、寫書之外，還有什麼本事？國民黨搞三民主義，我們搞「三書」主義也不行，既不能教書，又不能寫書，又無地方唸書，在如此情況下，幾乎是走投無路。非常感謝當時世新校長成舍我先生，讓我到世界新專兼課，成先生是一位「勤儉持家」的人，當時我是18個鐘頭兼任講師，真是廉價勞動力，但我很感謝，我們願意讓人剝削廉價勞工都沒人願意，只有成校長。

那年，中共發起所謂批孔批林運動，有一天，當時教務主任成秀峰找我說：調查局來函說王曉波出考題批孔的考卷。我說：「當然政治敏感是有的，中共在批孔，我們在台灣也批孔，隔海唱和，為匪統戰罪名我們是知道的，但沒有出過這個考題呀！」為此，我們把兩年內之考題全翻出來，結果查到一題，成主任說：大概就是這一題。那題是「試批判孔德的知識三階段論」（哄堂大笑）。我告訴成主任，是孔德呀！不是孔子。成主任很有思的說：以後凡姓孔的，你就不要批就是了。

帶錄音機上課

成主任也很語重心長的說：「王老師，我們知道你是冤枉的，但你若不在我們學校教書，我們也沒有這樣的麻煩。」直到今天，我還一直感念成舍我先生，只有他有這個肩膀，可以扛起這個責任。

有一天，組織工作會主任李煥找我，拿出一張長條子，上有王曉波姓名、時間、地點，內容是：王曉波在上課時說，要為馬克思主義而犧牲的人致最高敬意。李煥也告訴我：雖然我們明知這是假的報告，但你上課要特別小心，居然這種報告在我桌上。為此，我只好對世新同學說：「我對我上課說的每一句話我負責，但若各位筆記錯了，各位自己負責。」而且我還帶錄音機上課。一個老師竟為怕學生打報告而致此。

這件事已過去了，但不希望諸如此類事件重演，我以我作見證，當時台大哲學系事件是造成我們一種怎樣精神迫害的狀況。

最後，對此事件有幾點結論性感想：第一，我很感謝我們大師兄劉福增教授最近刊了一篇文章要為我們平反。事實上，我們所受到冤屈冤枉，在整個台灣40年黑暗統治裡又算得了什麼，今天我們還活著站著，我從未跪著向那些魔鬼們要飯吃過，我們不過是40年很微小的受害者，以學術迫害來說，在哲學系事件前台大也沒有很光榮的歷史，如錢思亮時代法學院經濟系教授鄭學稼就因為政治事件離開台大，政大吳盛木老師因「批評政府，為匪宣傳」判有期徒刑七年，中興大學曾祥鐸老師因說大陸有長江大橋，「為匪宣傳」，處五年並緩刑。私立更多，如當年淡大王津平老師，東吳黃爾璇老師，朱高正老師，文大盧修一老師，要平反應所有政治事件一律平反。

要台灣社會的公道

今天，我們不是討人情，是要公道，不是要我們幾人公道，而是台灣社會的公道。

從50年來白色恐怖，據保守估計共槍斃了三千多人，有八千多人被關了有期徒刑10年以上，這些人已垂垂老矣，有多少冤案假案，而我們的哲學系事件又如何能和他們相比，台灣要建立民主法治社會，就要把過去冤案假案清理，還給社會公道，社會才不會變成怨氣沖天社會。

我們認為當時主事者應有勇氣公開說明，若不能說明，他們應鄭重道歉，要出來說明的有：當時幕後主導此事政戰系統頭頭王升，我們要求他們公開說明，也要求他們到台大來公開辯論。

另外，除了陳鼓應和王曉波「罪有應得」外，其餘受害人應有精神和物質賠償，「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都平反，為何哲學系事件沒有，何況我們也沒有法律形式上的犯罪，只因政治需要而把我們犧牲了，我們為何不能得到平反。共產黨的文革都平反了，國民黨的哲學系事件難道平反不了嗎？最後，我感激澄社，雖然是遲來的正義，但遲來的正義也是正義。

第二部份：學者評論

瞿海源：我們今天不能說很高興在這裡紀念什麼，我在這裡很嚴肅地來回顧一下台大哲學系事件的經過以及背景和值得檢討的地方。

剛才聽了幾位當事人代表說明那時候的狀況以及目前還殘留一些政治迫害學術的現象，我們心情都很沉重，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年代，也就是1970年初期的一些政治變動的現象，大抵來看在那個年代政治力無所不在，不但用整肅，還用各種軟硬兼施的方式，企圖全面掌控在退出聯合國、在跟日本斷交之後的種種變局，從那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狀況也不是依法處理，因為這些人也沒有坐牢，也沒有根據哪個法條說犯哪個罪，所以剛剛曉波兄說是罪，或是罪狀。罪狀從那裡來，從法律來，所以其中很明顯的一種戒嚴時期的迫害人民的方式，也沒有罪，並不算有罪，而且罪也不是根據法律來的，第二個現象，我個人觀察到的就是說那個時候為了達到壓制乃至於迫害的目的，主事者道德相當淪喪，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這個跟台灣整個社會風氣敗壞不無關係，只要能達到目的就不擇手段，這種在上位者不義的政權，我想當然對社會風氣造成很大的影響。

特務眼裡的台大不清不楚

楊國樞：雖然曉波講是晚來的正義，還算是正義，我覺得有這個聚會，大家能平心靜氣地在20年後來講這個問題，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事情。當時發生這個事情，我個人可以說親眼所見，而且有某些關聯，不是時間本身有關聯，而是說在那個時代裡，台大哲學系事件是在那個時代的那個環境氣氛之下，很多事情的一件，是一個小部份。回顧為什麼發生這個事件，在當時我們辦一個《大學》雜誌，我剛好擔任那時候兩年言論最厲害的總編輯。

其實這幾位先生，特別是陳鼓應先生及王曉波先生都跟大學雜誌有密切關係，陳鼓應先生是當時的編輯委員，王曉波雖然不是編輯委員，但是他是主要作家，文章寫得很多，尤其在國事九論裡很多題目的內容是他寫的。所以當時哲學系事件的發生，我個人非常瞭解其背景，而且非常痛心。

當時擔任總編輯是一個特別的情況，不但要處理編務的事情，而且還要應付外界的事情，包括國民黨來的壓力、查禁的壓力、情治單位的壓力，所以對哲學系的情況可以說相當瞭解，同時關心這個事情，看了有關很多位先生寫的資料和文件，我今天的感受很特別的，有點重新回到時光隧道20年以前。

第一方面談當時發生哲學系事件的背景：第一點，國民黨從大陸到台灣來，他是吃盡了苦頭，失敗的立場到台灣，那麼他到台灣以後，他因過去吃過共產黨的虧，共產黨諜報、情治間諜工作做得比國民黨高明多了，國民黨到了台灣以後非常注意內部的清理。那個時候的國民黨非常重視內部的安全，這個黨要持續下來，他始終認為全台灣都還可以，都還蠻乾淨的、蠻清楚的，可以控制得非常好，徹底控制。只有一個地方不行－－台大，台大還是不清不楚，還是有一點別彆扭扭的。

會打太極拳的錢思亮

錢思亮先生各位曉得，他別的招數沒有，他會打太極拳，你找他，他跟你拖拖拖，他固然壓力很大，沒辦法他就弄一弄，然後又給你拖下來了，完全是這個拖字訣。

到了閻振興當校長，他們說「光復台大」，台大真的被光復了。哲學系主要是受殷海光先生影響，他不放心，他認為殷先生的影響還是很大，其中很多年輕教員都受他影響，認為是他的學生。所以他們就集中能力來做這個事，而找首當其衝的台大哲學系，這是個重要因素。

第二個因素我要談的，就是那個時候，中日斷交，尼克森訪問大陸，還有其他的事情，台灣當局已經相當的提防，同時因青年人危機感，所以那時革新保台，在青年學者知識份子當中是非常重的處分。大學雜誌的改組，開始辦那個雜誌，主要是為了革新保台，大家危機感很強，校園的學生也開始不穩定，開始有意見，將來怎麼辨？前途如何？他們認為哲學系是個禍害之源，所以還沒有成氣候，想辦法把它拿掉，拿台大哲學系當假想敵，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第三，那個時候情治單位非常龐大，20年前，那時候他們到台灣二十年多了，他們做清理、防治、保密防諜的事情，他們人員很多，有了這批人以後，他們越來越大，要養他們，而且要做事情，要表現他們有用處，所以他要把沒CASE變成有CASE，把小CASE變成大CASE，所以他們雖然沒有變成先烈，哲學系的先生們就變成主要的人，他們把它說得非常可怕、非常利害、非常有組織，然後他們做這件事非常急，所以他們才有價值、存在的意義，而且把這個事情做了以後，能產生很大的貢獻。

每系每班都有線民

情治人員，情治單位，情治機構的這種職業性的自我肯定，自我認為有貢獻、存在意義、存在價值。而且那時我講的情治人員是相當廣的，同仁都曉得那個時候的大學裡幾乎每個系每個班裡都有人，你搞不清那個學生是幹這個的，至少我曉得每個班裡都有一個學生，像我上課的一班通通都不像學生，他根本年紀又很大，而且臉長得黑黑的，你曉不曉得他是不是學生。

這個事情拖了二十幾年，老實說很明顯的是非對錯，這麼具體的事情，台大本身對這個事情，閻校長以後歷屆的校長不問這個事情，台大校園裡面，這許多教授也沒有人來提議，來靠校務會議提個案子，就是我們來調查台大哲學系事情。台大發生這個事情是台大人的心頭傷痛，是一個陰影，這是台大歷史當中一個污點，假如這個問題不能夠弄清楚的話，我認為這在台大校史裡面是個非常遺憾的事情。

基於這個考慮，我想做個結論，具體的建議，解鈴還須繫鈴人。我想台大必須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個事情，做個詳細調查，假如他們幾位有問題，照樣可以受理，假如他們沒有問題，還他們個人名譽，同時也是台大從新自我救助，清理陰影，好好平反，不光是當事人。當然他們還背著名義案底，有前科，到那裡工作都要受到影響，甚至配偶、子女都會受到影響。基於人權，必須平反，同時台大積極自清。第二方面，委員會需要想辦法。

「四棵大毒草」

李鴻禧：今天我最沒有資格在這個地方講這個講題，因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人在國外，一天到晚忙在研究室裡頭，對於哲學系事件知道的不多，也好在知道的不多，所以我回到台灣以後，還敢做早起的蟲兒被鳥吃。

我在日本研究憲法的時候，就曉得日本發生一個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論」事件，因為美濃部服膺憲法學的真理，認為日本天皇只不過是一個機關，當然也一樣……什麼愛國陣線的人捅了美濃部一刀，然後就把他軟禁，最後問他天皇是神還是機關，他還是說你把我幹掉我還認為天皇是個機關。

我回來後認識一些朋友，剛好是這裡頭的人，特別是像趙天儀，每日來往很多，不曉得這麼可怕，如果他們早點告訴我，我恐怕無論這個張忠棟、胡佛、楊國樞之流怎麼樣煽動我，我都不會被列為「四棵大毒草」之一，不過真的我發現他們受的苦很多，我們這些人受的苦也許不是沒有，特別是到陶百川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四棵大毒草」碰上警總的時候，真的是面對無所不在的警總，但是都看不到他在那裡，所以當時非常的緊張，不過我們這幾個人大概神經較粗，剛好有他們12個人先墊底，以後我們就比較容易做。

我話歸源頭，也是想按照我們社長交給我的任務，跟各位談談「大學」應該是什麼。

大學是講理想的地方

我們曉得，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裡頭，一定有兩股力量在動，一個是TO BE的問題，一個是SHOULD BE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秩序一定有一個權力在統治，這個統治的繼承體制，它掌握權力，它有既得利益，所以事事講究利害關係，而不講究理想。也因為這樣，每個社會每個國家，都必須設立一個跟現實脫離的叫大學，讓大學來研究人類的病根，未來人類的理想是什麼，所以研究未來，研究理想，不是研究現實，研究存在的東西，所以這兩個必須越能夠互相尊重，這個社會就越發達。

歐洲在12世紀就產生大學，大學初期的產生，都是在宗教寺院裡頭，到後來大學產生漸漸就把大學當做是一個UNIVERSALITY，是要研究宇宙，跨越國家民族，甚至以整個人類，整個宇宙做為它的對象。雖然他們是在修道院裡，可是他們心所存是天主萬方的UNIVERSITY，我們大學也應該這樣，一個大學不應該只為自己的本國來貢獻，更不是只為本國社會來貢獻。

在美國越戰最厲害的時候，批評越戰最厲害的是美國一流大學，包括史丹福、哈佛，反越戰反得很厲害。英國在實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反對最厲害的是劍橋、牛津。

這些學校不單是以他們國家的眼光和立場，是以整個人類的立場來研究一種科學，研究一種真理，而以這個研究所得，來對本國國民提供更遠的眼光，提供他們更開闊的眼光。也因為這樣，他們要獨立，所以講邏輯論證，講抽像的哲學，所以一個大學的哲學系裡講理則的，講哲學的最應該受到尊重。如果第一個下手就往這個科系，這是相當落伍的事情，我個人也感覺到哲學系發生這件事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想的問題。

哲學研究宇宙間的真理

大學在12世紀歐洲成立以後，他們趕快脫離宗教，脫離國家政府的擺佈。因為大學裡研究的東西，國家不喜歡，研究的結論會影響政權。教會也不喜歡，大學的研究會影響教義。陳鼓應這個人什麼都敢寫，他連上帝都拿來批評過，我看他寫聖經批評耶穌基督、批評耶和華，沒有被各個教會打死就差不多了，一個政權算什麼。

一個哲學系只研究存在宇宙裡的真理，在他的面前，沒有神之國也沒有人之國，他只追求真理，你想連耶和華都敢批評，一個蔣家為什麼不敢批評，這是一個哲學家。如果以這樣的研究影響政權就打擊他，影響教義就打擊他，國家社會根本就不必設大學。所以大學教授為什麼要懂本國語言之外，還要懂很多的外語，就是讓他借外語把他研究的知識，由非常單線的一個國家擴展到另外的國家，所以所有的學術研究，最重的是比較學的研究，研究中華民國憲法有什麼意思，這個充滿病理，中華民國的憲法有什麼好研究，一定要研究比較憲法，看看英國憲法怎麼樣，美國憲法怎麼樣，日本、義大利、德國、法國的憲法怎麼樣，世界人類對憲法的共識怎樣，把這個表達出來才是憲法，一天到晚只會五權憲法，不可觸摸，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是UNTOUCHABLE，這是真理、這是道路、這是聖經，這是不對的。所以大學本來是社會裡另外一個「治外法權區」，他研究科學、研究真理，替本國人提供理想。

政府機關為獲得既得的利益，因此他們會在自己的利益中考量，這兩個要互相尊重，研究人不妨把比較研究帶回本國來的時候，同時不要那麼完全的理想，把本國現實的病理，說本國的病理在那裡，但比較研究的好處在那裡，我們應該尊重現實，由SHOULD BE的世界尊重TO BE的世界，但是更重要的，掌握有權力的人與掌握瞭解真理一部份的人，掌握權力的比較大，他應該更尊敬大學，把那個地方當做本來就為這個社會的未來來研究，可以讓他的前程放眼無盡。

世界各國為什麼要為大學畫出一個特別地區，警察抓人，學生就跑到大學裡，警察就不去，停在外頭。以日本戰前那麼凶的軍部，日本戰後那麼強的警察機動隊，大學生到外頭惹事，一跑到大學裡，警察就不能進去，這表示這裡是研究人類宇宙真理的地區，這裡的研究對國家社會的進步非常有益處，所以必須要加以尊重。

白血球過多症

可是台灣戰後這幾十年來，還不曉得，他以為大學一定要設中正大學，一定要設政治大學，一定設政治作戰部份，然後在大學裡一定要灌輸三民主義，再來洗一次叫國父思想，現在更進步叫中華民國與立國精神。

我到處去翻，世界各國大學的課程裡好像沒有立國精神科，好像只有內臟神經科或是外肢神經科，沒有立國精神科。

用這種方法來洗腦，在大學裡很不應該。更不應該用情治人員滲透到大學，國樞兄很寬厚說這是因為過去他們吃過中共的虧才這樣做，我想這不是充分的理由，一個遲來的正義根本不是正義，而且我們要防範更多不正義的事情，我看過去學校放滿情治機構學生，而有許多特殊的辦公室，然後稍微講個實在話，就把他貶成自由派、激進派，我認為這個非常不應該。

在我們目前的政府底下，情治人員不但算很差，想想各位願不願意做情治人員，沒有人願意的，我寧願幹乞丐也不當情治人員，不但差而且量很多，學生也有、教授也有，什麼辦公室也有，這樣是讓一個國家變成白血球過多症，我們國家不能沒有少數情治人員，就像英國不能沒有蘇格蘭警察，但是這些人必須受非常好的教育，有很好的知識，否則白血球過多變成血癌，本來是用來抵抗外來的細菌侵入的白血球，因為某種理由，突然間異常繁殖就變血癌，反而因白血球把生命丟掉。

我個人感到台大哲學系事件應該拿出來冷靜的研究，應該設法還給這些人公道，至少不在中部繼續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第二集第三集，我們不能小看它，今天你坐著看它第二集發生，明天你就是第三集的男主角。

民進黨的兩種氣概慨

錢永祥：以一個當時還是學生身份的人，在那個時候與許多好朋友、好同學共度恐怖的一段時間，這種經驗對我個人而言，一直是我這些年來不敢忘記的，尤其今天在坐有一位朋友，當初在我們進警總的時候，他在台大校園刎頸，用血寫書，剛才在一起開玩笑說，他如果割深一點，也許他就是台大哲學系事件最大的受害者，不過我今天看到他來，一定要把哲學系事件拿出來講一下，就是那是個很黑暗的時代，我們大家都很僥倖的活過來，值得慶幸。

我也只能以一個在哲學系念過書、畢業的人來講幾點。第一點我想講出來的，今天陳鼓應老師在這邊，陳先生回來，我們當年的學生當然非常高興，可是在陳先生回來這段時間裡，他一直沒辦法獲得允許進到台灣。

在他的人權受到這麼大的妨礙的時候，我想舉出一點，這次陳先生回來，各方面的友人都出力，我想特別舉出一個很少人知道的事實，在程建人立委提出質詢之前，新潮流系立委有11位曾經在立法院提出質詢，要求讓陳鼓應先生能夠回到台灣，這個事情為什麼我要提出來講呢？因為在去年，當我們打電話給一位獨派很有名的一位立委，並且這位立委跟哲學系有蠻深的淵源，我跟他說陳先生要回來，我們大家一起幫他出點力，他問我第一個問題是說陳先生是什麼政治立場。

我當時非常生氣，可是我今天要把這個事情提出來就是說到了今年當我跟我們哲學系另外一位校友，就是民進黨的副秘書長邱義仁先生提到這件事的時候，他立刻打電話給新國會辦公室，然後新國會辦公室就馬上提出質詢，他們沒有因為陳先生個人的政治立場，其實我還不曉得陳先生的政治立場，而去決定要不要為這個人的基本人權去講話。我覺得這個是台灣在今年表現出來一個非常重要的進步。

政治立場與基本人權

在台灣過去的這段時間裡面，因為面臨很多不同的政治問題，不同的人要採取不同的政治立場，當然為了自己認為心中最重要的目標去努力，我覺得這個都很好。到了今天解嚴，這種局面達到某種程度之後，我非常希望從陳先生這個例子開始，以後不管是獨派不管是統派，不管站在什麼樣的政治立場，要為了這個地方的基本人權，基本個人尊嚴大家一起來努力。

第二點，剛剛主席提到台大哲學系事件，還有道德上的意義。這句話我自己回想起來哲學系這幾年的教育，不管是這些年輕先生們的身教，或者同學之間的砥礪，給我培養很重要的「道德態度」。就是說不要去搞那些污漆抹黑的事情，要保持一點基本做人的尊嚴，自己懂的事情就說，自己不懂的事情就閉嘴。

我覺得哲學系事件是嚴重的傷害，因為它傷害的不是那個個人、傷害的是像殷海光這樣一位相當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建立起來自由主義的傳統，這個傳統要求大家第一個你要有個寬容的精神，你要容許其他人講話，再一個對自己要一個嚴格的道德要求，這是一個態度但很重要的要求，哲學系事件的時候沒有了，因為可以讓哲學系保留精神的經驗沒有了。

第三點，我沒有辦法像李教授談到比較高層次的問題，我想提出的就是說哲學系事件之後，我後來還僥倖的在學術界工作，當我回頭來看看台大哲學系的時候，我會覺得台大哲學系在這麼多年來，在學術上的表現並不好，再廣一點來看，整個台大文學院在學術上的表現也不好，你想這個事情是因為什麼造成的呢？

越來越不健康的社會

我想我現在只談哲學系事件本身，我談的是像哲學，或文學院其他科系這類學科，他們比起理工學科來說，有一個弱點，有一個先天的限制，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好像都是真的與假的，對的與錯的不是那麼清楚，事實上，當然不是這樣，事實上在哲學裡面對的與錯的當然可以分，當然可以討論，有個角度標準，可是後來，在哲學系裡面，在台大文學院裡面，我會覺得這種精神，這個基本要求一直沒有表現出來。葉啟政：我覺得本事件與當事人，他們的心境應該是相當平靜，雖然曉波兄講起來有點激動，就我所瞭解的王曉波這樣還不算激動（哄堂大笑！）。

誠如剛剛王曉波和李鴻禧所講的，你做為一個知識份子，你敢講話，你愛講話，你就事先應該知道後果是什麼，沒什麼好怨，當然在坐受牽連中有一些是無辜的，像李日章教授，他們應該有怨氣，而且我認識李日章教授有一大段日子，可是從平常，事實上沒有讓我感覺他有那麼深的怨氣，我想這是做為一個知識份子很了不起的涵養，在這裡我向他們致敬。

今天辦哲學系事件20年回顧也好，檢討也好，我想這是一個最可貴的態度。今天台灣就必須用這個態度才能夠走出一條路出來。四十幾年來，這個社會是很不健康，而甚至變得越來越不健康。在一個不義的政權統治底下，讓老百姓身心受了殘害，無寧是一個正常的現象，而且可以理解。因為在這樣的政權底下，威脅、摧殘不同意見的被統治者，原就是統治者能夠穩住他統治政權一個必要的手段，所以民國38年來，人性被扭曲、人性在這個社會裡頭沒有尊嚴，我想這是知識分子普遍的感覺。

扭曲社會中扭曲了的人心

哲學系事件20年後來看這個事件，到底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這點剛剛三位先生也都有所談論。我做為最後一個講話的人，有時候很吃虧，有很多想講的東西都被他們講完了，所以我必須在我的紙上一個一個的畫掉。

我只講一點，這個事件，擺在台灣四十幾年的歷史，尤其是反觀這幾年來台灣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到底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對我來講，國民黨解嚴，蔣經國逝世，一直到兩年前五．二○獨台會事件到懲治判亂條例廢止，並沒有使我們這個社會健康起來。長期的扭曲，已經使我們社會在心態上不正常。此種心態很多人犯上而不自覺。

最近解嚴後，懲治叛亂條例廢止，海外異議份子得以返台做個分水嶺，以前組織化的政治力的暴力狀態，是國民黨挾著組織軍憲堅持及其正當性，為維護政權而施展暴力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正義與邪惡」鬥爭的問題，所以解嚴之後社會怨氣才能被批露。李日章教授在靜宜的事件也是此種邪惡的延續。今天台灣是沒有被完全具體化的社會力的鬥爭的局面，是不同族群之間的鬥爭，是感情認知的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