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到了台灣未入境的回鄉之旅

編按：本文作者許文思（1925-2004），台灣高雄人。1952年，他在上海籌建了全國第一家抗生素工廠。1990年7月返鄉時不得其門而入，1992年第一次得償素願，返鄉探親。本文節自「上海市臺灣同胞聯誼會」編《滬上臺灣人II》，原題「與祖國同呼吸」，著於2003年。

我出生在台灣高雄縣仁武鄉的一個小村莊，六歲失去了父親，是母親和哥哥把我撫養成人。17歲在台南縣長榮中學即將畢業時，哥哥要我到日本去留學並親自到台南找我的班主任，老師說我每次在參加高等學校模擬考試中都考第一名，哥哥聽了很高興，回家後進一步鼓勵我到日本讀書。1942年，17歲的我到了日本。1947年，我畢業於北海道帝國大學理學部，念的是植物生理學科，專攻微生物生理學。那時在報紙上看到英國首相邱吉爾得了嚴重的肺炎，用剛剛發明的青霉素醫好，於是我就在恩師日本學士院會員（院士）阪村教授的指導下選擇了青霉素研究作為畢業論文，從此確定了我從事微生物藥物研究的人生道路。

大學時代我對哲學比較感興趣，在認識論方面我傾向於康德的二元論，在方法論方面傾向於黑格爾的辯證法，後來受了在日本大學教書的陳文彬先生的影響，讀了一些當時屬於禁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接受了唯物辯證法的哲學思想。當時國內解放戰爭正在進行，畢業後我一直尋找機會回大陸，想以科學救中國。就在那時，我參加了日本共產黨，與抗日戰爭時被俘虜到北海道做苦工、日本投降後被放出來的原八路軍戰士一起組織成立了「札幌市華僑民主促進會支部」。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了，我即到東京準備回國，但組織上讓我先留在東京做理工科留學生的工作，因此我與幾位學友一起組織成立了中國留日科學技術協會，不定期請平野義太郎等進步學者給我們上課，並配合中國留日同學會向國民黨駐日代表團要錢補助留學生的生活。後來組織上同意我回國，我帶了楊春松的介紹信經過香港回到只存在於想像當中，但從沒有見過而且語言又不通的祖國大陸。原先組織上打算調我到上海參加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後來考慮到我不會講國語，就把我安排到北京中央生物製品研究所抗生素研究室工作，從此我從事抗生素研究、開發、生產至今50多年。

1952年國家決定在上海市建立我國第一個青霉素生產基地上海第三製藥廠，我被調至上海與以童村為主的上海抗生素工作者一起進行抗生素廠的籌建工作。青霉素用於臨床使人們的生命延長了20年，我能為國家醫藥工業現代化貢獻力量、為人民健康服務而感到自豪和高興。我每天從早到晚工作10多個小時，成功地研製出了鏈霉素，獲得上海市1954年度勞動模範；研製金霉素成功，獲1955年度上海市勞動模範；1956年研究成功青霉素發酵新工藝提高產量，獲全國先進生產者稱號，到北京參加了菁英會與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起照相；1957年研究青霉素代乳糖發酵工藝解決了大量工業生產的關鍵，獲國家發明獎。1957年初，我從研究室主任、生產技術科科長、工程師被提拔為總工程師，領導全廠生產技術工作，主持了四環素、新霉素、紅霉素、制霉菌素、灰黃霉素、赤霉素等一系列產品研究開發和投產，從而形成我國抗生素生產全盛時代。

60年代……，化工部張珍副部長接見了我，告訴我組織上要我到印尼去建立抗生素工廠。這個廠是周總理親自向蘇卡諾總統允諾援建的。1963年8月，我帶了一名翻譯前往雅加達，經過考察，廠址選定在茂物，與印尼衛生部長談妥後，制定了建廠計劃，通過使館上報國內。9月30日接到國內批准的通知，經批准後準備與印尼衛生部簽協議，但當夜就聽到了槍炮聲，第二天在馬路上看到許多糾察人員。晚上我出席了中國大使館召開的國慶招待會。過了兩天，蘇哈托的部隊從萬隆開至首都雅加達後，到處抓人，同時開始反華，街上一片白色恐怖。我們住在使館專家招待所，住有建工局派出建雅加達大廈的專家組、輕工部派出的專家組和我們一共八人，我們輪流值班，準備應付不測之事。夜晚，看到馬路上在抓人。有一天早晨有兩個武裝警察進入了我們的招待所，一樓住有華僑翻譯和廚師，我們八人在二樓準備應付，結果他們沒有上樓，歷史上稱此為「九三○」事件。過了幾天，國內通知我回國，使館叫我去印尼衛生部辭別，我帶了兩個翻譯，其中一人是當地華僑，到了印尼衛生部後看到的情況與以前大不一樣，到處都是兵，與我接洽建廠的衛生部部長不知到哪裡去了，出來見我的是部隊的衛生負責人，他帶槍與我談判。我表示，在目前混亂情況下我們無法開展工作，準備回國。他不同意，要我們留下，在我們的據理力爭下，最後他只好同意我們的要求。於是我脫離了險境，回到了祖國。回想起印尼「九三○」事件，對我們的確是一個考驗。回國後我再到成都完成了四川藥廠的建設。1974年我又被派到越南負責援建抗生素工廠，當工廠開始施工時越南掀起了反華浪潮，我們撤出施工人員，工廠也就沒有建成。

我從越南回來後，於1975年調至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作為革委會副主任負責抓科研。1976年粉碎禍國殃民的「四人幫」,「文革」結束，不久我被任命為院長。我抓思想、管理、課題三整頓，在科研工作上進行撥亂反正，這時，我利用我院是一個多學科的綜合性院的優勢，組織專業人員進行一直不能工業化生產的抗腫瘤抗生素的研究，使阿霉素、絲裂霉素等三大品種從臨床推向了生產，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我出席了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聆聽了鄧小平同志的講話，深受感動，感到科學的春天來了。當我國恢復學位制度時，我作為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藥學組的委員，在我院建立起了博士、碩士點，我也被評為博士生導師。在科學的春天裡我參加了一些國際會議，在大會上作了我國抗生素生產的報告。1994年我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了我的工作。

我曾在東京召開的國際會議上認識了新竹食品工業研究所的許文輝博士，他來大陸訪問時也來到我所在的研究院，回去後就以學者名義邀請我訪問台灣，但寄來的邀請信的表格中要求我脫離政治組織，我當然不能辦。後他來信說可以不填寫脫離組織，還說不必在香港辦理入台手續，直接飛至桃園機場，並寄來機票。入台的第一關過了。啟程到了香港機場後，中華航空公司以「沒有在香港辦入台手續」為由不讓我上機。我叫他們與邀請我的接待單位聯繫，在機場等了兩個多小時才同意我上機。第二關也算過了。抵達桃園機場後，有兩位先生到飛機旁迎接我，在入關處兩位小姐很有禮貌地拿出表格叫我填寫。表格中有一項叫「坦白參加大陸有關政治組織」，我向兩位提出抗議：「我沒有犯罪，為何要坦白？」兩位小姐找來了機場入管局的負責人，我們兩人之間展開了一場鬥爭。我說：「我是你們請來進行學術交流的，預先講好可以不填有關政治方面的表格。」機場負責人說要請示有關領導，給入管局打去電話，交涉結果還是不讓我入關，這第三關終於沒有通過。當時有許多新聞記者採訪現場。機場外，我哥哥率領20多位親戚和接待單位的人員正等待我出關，我只好拿起電話與哥哥告別，當晚經香港回上海，雖沒有達到回鄉目的，但我畢竟踏上了故鄉的土地。第二天，台灣媒體報導了此消息，從內容看都是同情我不能回鄉而批評台灣當局的不當。過了兩年，曾當過高雄縣議員的哥哥找了幾個立法委員幫助我辦妥回台探親手續，當飛機抵達高雄機場時就看到哥哥在機場內等待我們夫婦。機場外，有將近一百來人拿鮮花歡迎我回鄉，我感動得流下淚水，經過半個世紀我終於回到了老家！回家的第二天，我來到臨終時還在叫我小名的母親的墓地前祭拜，含淚請求原諒我的不孝，又到我六歲時就逝世的父親的墓地報告我回家的消息。回鄉的第三天，遵照我母親生前的囑咐，當我回家時要請戲班唱戲歡迎我，哥哥就宴請了40多桌客人並請了戲班子唱戲。因兩年前台灣各報報導過我在桃園機場被拒絕入關的消息，這次我回鄉的消息又被媒體報導，因此台灣許多藥廠以及有關研究單位都邀請我去參觀交流。我還在台灣製藥協會的主持下，做了大陸醫藥發展的報告。有些單位挽留我當他們的顧問，我向他們解釋說我在大陸生活習慣了，並且大陸還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去做，我還是當兩岸醫藥界的橋樑吧。回顧過去，有甜有苦，往事像走馬燈一樣在我腦海裡轉動。我今年已80歲了，雖然身體不如以前，記憶力也差了，但我感到我的思考力還可以，在有生之年將繼續從事抗生素耐藥菌的研究，為祖國醫藥事業的發展貢獻我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