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救台灣抗日史的文獻－－敬悼王詩琅先生

〔1984年〕11月6日，王詩琅先生逝世了，這是又一位台灣抗日耆宿的凋謝。王先生早年在日據時期是台灣文學運動的作家，並曾參加抗日運動，1927年因「黑色青年事件」而投獄。「黑色」是指無政府主義（或譯安那其主義）。

光復後，王先生一方面沒沒無聞的從事文獻整理的工作，直到退休，而有數百萬言和11卷的《王詩琅全集》的著述。光復初期，還曾主編過兒童刊物《學友》，讓光復不久的台灣青少年就能有自己文字的課外讀物，40歲以上在台灣受教育的這一代，鮮有不是《學友》的讀者。其用心之深遠與良苦，又豈是三言兩語所能道盡的。相信，王先生有關台灣文獻方面的著述更將傳之長遠。

去年《文季》再刊，鑑於老成凋謝，文獻散失，我曾建議《文季》應向現在尚存的一些台灣文學界的前輩進行採訪，以期能留下他們當時在日據時期奮鬥的吉光片羽，作為後代子孫的歷史的養料，延續民族文學的血脈。

當時，大家都表現非常熱烈，並且由李南衡兄選定了10位日據時代的作家作為我們採訪的對象，10位中的第一位就是王詩琅先生。於是，9月29日下午，李南衡、尉天驄、郭楓和我一行，「鑽進」了萬華的陋巷見到了這位久仰多時的王先生。

當時王先生的身體已經很差了，連坐在椅子上都發生問題，聽還聽得清楚，但言語就不是那麼清晰。我們去看他。他非常高興，談到皇民文學，例如陳火泉的《道》，他的激憤之情仍溢於言表，「火氣」不減當年。關於這次的訪談的內容，《文季》第四期發表了一篇《黑色青年與台灣文學》。

這次採訪之後，雖我屢次催促《文季》能再採訪第二位，南衡兄預定的第二位是住在南部的蔡秋桐先生，但至今仍未能成行，而蔡先生的年事亦甚高。

王先生的逝世實為台灣文獻界不可彌補的損失，更令我警惕的是，歲月不饒人，抗日一代的台胞一旦凋謝殆盡，50年台胞血淚抗日的歷史，亦將文獻喪失或殘破不全，剩下的只是日本總督府由刑訊口供所得來的一套《台灣警察沿革誌》了。

明年就是台灣光復的40週年了，但是，至今還沒有一部完整的台胞抗日史，以表彰先人，垂訓後世，以致於發生賴和移出忠烈祠、林少貓被誣為「土匪」等事件，甚至於使得一些光復後受教育成長到海外留學的台灣子弟竟不知自己之所出。這當然是政府的責任。

究其原因，除了一些官吏只知自己的升官發財，而不知民族大義的短見自私外，還有兩點重要的原因。

第一、光復之初，政府只知物資和權力的接收，而未能對日據下殖民價值體系有所批判。甚至於將殖民地體制的價值觀連同物資和權力一併接收。對日據下台灣的漢奸，在政治上或可寬恕，但是，在價值上必須批判，否則，便是公義不彰，是非不明。例如，日據下的一些漢奸及其後人竟成了光復後的新貴，第一號台灣漢奸辜顯榮至今猶有「榮星花園」、「榮星大樓」為之紀念，試問台胞抗日史在他們權力的陰影下，又如何能夠完成？甚至於台灣史的官方檔案和研究機構，長期以來竟都掌握在日據時期的皇民及其有關人士之手，且用各種方式和藉口阻擋台胞抗日史的研究。

第二、因為當時馬列主義還沒有充分實踐的證明，20、30年代的反帝國主義的思潮確實與蘇聯革命和社會主義有關，無政府主義也是主張共產主義的。台灣的抗日分子也有不少是嚮往馬列主義的或社會主義的，而以社會主義為號召抗日，何況當時在大陸的國民黨也講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並且又有兩次和中共合作的事實，並且，當時日本同情台胞抗日的人也大多數是講社會主義的。因此，抗日台胞中有些也附會社會主義或馬列主義，其實這是一種時勢和時髦，當然時至今日早已時過境遷。如果說研究這段歷史就是「思想有問題」或「為匪宣傳」，那麼，今天的《國父全集》中還有《悼列寧文》，又如何說呢？

王先生的後半生以台灣文獻著述為職志，而對以上兩點不能不有遣憾，在幾百萬言的著述中，王先生竟不能暢談他在日據時期的「黑色青年事件」。

如果我們不能及時搶救台胞抗日史的文獻，等這代抗日台胞過去後，台胞抗日英烈竟只能以日人的記述來寫他們的歷史，豈不是永世的抱憾？所以，筆者願在此大聲疾呼：搶救台胞抗日史的文獻，此其時也！並謹悼念為台灣文獻筆耕的抗日耆宿王詩琅先生。

9月29日下午，《文季》的四位朋友：郭楓、尉天驄、李南衡、王曉波，在發行人李南衡的帶領下，走進萬華汕頭街的巷子裏。艋舺是台北漢人最早開發的地方，巷子裏盡是一些台灣古老建築的平房，轉來轉去，終於到了，那是一家古老的台灣式院宅，低著頭，進了門，這就是大家所久仰的王詩琅老先生的寓所。

跨進一個不到兩坪大的院子，就進入了王宅的小客廳，客廳壁後是通舖，通舖前的空間，依牆有個大書架，擺滿了中日文的書籍，靠窗放一張書桌，這整個就是王先生的「書房」了。數百萬字的台灣文獻和11卷的《王詩琅全集》，該是王先生數十年來在這個「書房」中振筆疾書而作的。

王先生今年76歲，身體一直多病，最近又一次中風，剛從醫院回家不久，行動不便，講話時身體常常歪斜，還須人扶正。唯頭腦還很清楚，講話雖慢，但有條理。四個人一進來已把王先生的「書房」站滿了，王太太堅持拿了幾個凳子請大家坐，空間實在太小，李南衡只好坐在通舖的床沿上。

郭楓、尉天驄、王曉波和王先生是初識，經李南衡介紹，王先生說，看過大家的文章，可見王先生以經年病榻之軀仍關心著台灣下一代的文壇情況。

王先生早年在日據時代曾參與反抗運動，因「黑色青年事件」（1927年）而入獄，「黑色」是指無政府主義（或譯安那其主義），國民黨中的黨國元老如吳稚暉、李石曾早年亦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談到「黑色青年事件」，王先生說，他最近在《聯合報》有篇回憶的文章，文章中說：

事情是這樣的：當時，筆者年方19歲。某日，我的日本朋友小澤一身著便服、腳穿木屐到我家來。他告訴我，他想戲弄日本警察，並提出許多資料，其中有無政府主義的宣傳手冊和宣言，而且也發給了其他的朋友。小澤說，這無關緊要的，讓警察窮緊張一下。可是這麼一來，驚動了台灣的日本警察，他們神經過敏地煞有介事開始全面檢舉。南起屏東、高雄的黃石輝、謝賴登等，北迄基隆、宜蘭的黃白成枝等被檢舉人達數百餘名。當時稱此案為「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事件」。日本當局此次過敏的反應，很明顯地仍是要鉅細靡遺地打倒反日運動，尤其是當局對身受世界思潮影響的青年更深懷戒懼。

不知道王先生是否有「以古鑑今」之意，在文章中，他又繼續的說：

在法庭答辯中，枡見檢查官說：「泰山搖動，竟只抓到一隻老鼠而已。」意思就是說，大費周章把事件弄得那麼大，而「實在」有罪者竟僅僅四人。官方勞師動眾的結果，竟落得如此下場，豈不令人啼笑皆非？在控訴的過程上，檢查官枡見雖強詞奪理，其實也不過反映了日本統治者的心虛，時時想要防患未然地撲滅台灣人抗日的火種。這個事件也不過是他們的一個藉口，用來一貫地高壓台灣人而已。

除了日本統治當局小題大作的「黑色青年事件」外，他承認自己對無政府主義是確有信仰的。無政府主義重理想，認為人間應立刻為實現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理想的共產社會而奮鬥。所以，孫中山曾經說過，真正的共產主義還不是馬克思，而是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的無政府主義。在台灣的無政府主義，當年曾經有過一個宣言，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宣言中曾說到：

與世界任何地方的弱小民族同樣，台灣民眾所受的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悲苦、貧困、黑暗……皆是國家、政府、官僚、軍閥、貴族等強者的罪惡所招來，資本家、地主、工廠主、銀行家等盜賊的罪科所導致。總言之，就是維持一切的權力及私有財產制度的惡果。……為了打倒這一切的壓迫與剝削，如在東京所進行的幼稚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運動絕不可能解決其根本問題。……鑑於馬克思派的赤俄竟帶著資本家的色彩，馬克思主義已錯誤的主張中央集權，於此，我們無政府主義者應毅然起來賭生命堅決鬥爭。

台灣的無政府主義之發展，先是嘉義人范本梁，在東京受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到大陸，1922年參加梅景九等人的「北京安社」（安那其之「安」）。1924年，又有許地山等組織「新台灣安社」（一說當時許地山不在國內），發行《新台灣》雜誌。《新台灣》的言論和思想是相當激進的。第三期上有篇文章題為《台灣革命運動方法》，其中就說到：

把日本人欺凌台灣人的慘狀暴露出來，使360萬我同胞自覺猛省，殺台灣民眾之兇敵的日本人，拆破日本的強盜統治，破壞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與組織，實現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自由平等的新台灣。為此，必須犧牲吾身，供為同胞之血肉，……同胞們！勿忘巴庫寧在盧昂被訊問時所喊出的二事，及虛無黨的一語。二事即：（一）腦中的思想，槍口的子彈。（二）一個炸彈勝過十萬冊的書籍。一語則目的決定手段。

思想上影響台灣無政府主義的，王先生說，在日本方面有大杉榮、石川三次郎，在中國方面有巴金、黃凌霜（文山）、毛一波、吳克剛。但王先生卻又說，無政府主義思想對台灣文學並沒有什麼影響，包括他自己當時寫的文學評論，並沒有什麼理論，也談不上是無政府主義的。

20年代在台灣首先出現一批「無產青年」，據說是無政府主義而非馬列主義，起初兩派是聯合戰線的狀況，但其中的矛盾愈演愈烈。終於1928年12月3日在彰化天壇舉行公開的理論鬥爭大會。無政府主義的有陳嵌、王清實，馬列主義的有吳衡秋等。無政府主義以互助論駁階級鬥爭論，馬列主義則以階級鬥爭論駁互助論，然被警方中止而不得繼續，雙方不歡而散。至1929年9月「台灣文化協會」彰化支部大會時，無政府主義被排斥，故陳嵌、周天啟、蘇禛祥、郭炳榮、王清實於11月1日成立「台灣勞動互助社」。

王先生也是該社的一員，並且於1930年7月與黃天海、張乞食、陳嵌、王清實等創辦《明日》雜誌，唯至第四期即被禁止發行。1931年在6月17日「始政日」又發表宣言稱：

我等必須依靠民眾勇敢的自發力量來消滅一切在朝在野的野心家，並促成沒有任何一個強權也沒有剝削的真實共產的自由社會即無政府共產主義社會。這才是真正的解放台灣民眾。我等定要使炸彈的爆炸聲音響亮於日本強盜的各種政治經濟機構之中，必使資本家全部遭到槍擊與刀殺的命運，未來的6月17日必是強權階級遭恐怖至死之日，也是我等被壓迫的勞動階級實行直接行動而暴動示威之日，……六．一七即是我等開始行動之日、反抗之日！建設萬人幸福的社會之日！

其實當時的所謂資本家不是日本人就是一些做漢奸的台灣人，所以，1931年8月30日，日警又來一次檢舉，王先生和陳嵌、張乞食、王清實等無政府主義的15人又被捕懲辦，其中蔡秋宗死於獄中。

「黑色青年」中，後來曾有變化，王先生說：

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台灣黑色青年聯盟」事件被檢舉的台灣人成員中，有後來左轉成為共產主義者的洪朝宗、蔡孝乾等。不過成員中也有不少與筆者一樣主張民族主義者。例如曾任《民報》記者、台北縣《國民報》記者、台北縣國民黨部主委的李友三先生即是。

談到台灣新文學，就不能不談到賴和。賴和被人稱為「台灣新文學之父」，這和賴和對當年文藝青年的熱心指導有關，也和賴和任《台灣民報》學藝版主編有關。以台灣新文學而言，王先生認為最早的還不是賴和，而是張我軍，張我軍從中國回台，力倡白話文，為新文學做了開道的工作。

王先生在日據時代，不但是最早的台灣文學作家之一，並且，也是台灣文學的批評家和史學家，當年曾在《台灣時報》用日文發表過一篇《懶雲論》（現已收集在李南衡編的《賴和先生全集》中），對賴和的文學和思想有很平實的評估。在《懶雲論》中，王先生認為，賴和有高度的被壓迫階級同情的人道主義，但是，和後來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潮影響的青年不同，甚至可說尚有「封建思想」。

王先生說，賴和身為醫師，又盛名在外，但是卻沒有任何盛氣凌人的派頭，都是穿著漢裝。雖然，他還帶有「封建思想」的氣味，但也努力跟上時代，他參與台灣議會設立的請願、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甚至激進的《大眾時報》請他，他也幫忙。

日據時期的文學集中於三類題材的最多最尖銳。第一類是日本警察，如賴和的《惹事》就是，現在年輕一代不清楚日本警察的凶狠。王先生說，那是真的。小說反映的還只是實際情形的一部分。

第二個表現最多的題材是對當日本警察的台灣人辛辣的諷剌，如吳濁流的《先生媽》等，台灣警察有時狐假虎威得比日本警察還可惡。為了要博得日本人的信任，對自己同胞的那副嘴臉，說可惡嘛，其實也可憐。

另外，還有一個表現得最多的題材是反映農民的痛苦，文學家總是要面對人民疾苦的，在日本統治下的政策是「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農民被剝削壓迫得最厲害，台灣文學中也不免表現這個主題。王先生列舉了楊華為例。能讀書能文學的人，當時大多出自小康以上家庭，之所以能小康，總是中小地主以上的人。出自這種家庭的文學家也在良心上同情境遇悽慘的農民，但實際上自己又是收租的地主。所以，有人諷刺他們中間有些人是「收租派社會主義」。

除了賴和之外，王先生還談到蔡秋桐、陳虛谷、楊守愚等作家，當然還有更多的作家如：楊逵、楊雲萍、朱點人、呂赫若、吳新榮等等。他們的作品已有李南衡編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及遠景出版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還有張良澤編的吳濁流、吳新榮、鍾理和、王詩琅全集等。

當話題說到，最近有文藝界的人想替賴和建紀念館，但政府卻以賴和「反日思想激烈，屬於左派」從忠烈祠除名。王先生堅決否認賴和是共產主義，並且說，《台灣省通志稿》中原來是有賴和的，但因林衡道反對，終於不能列入。賴和入祀忠烈祠後，又被甩出來，也是林衡道的緣故。從忠烈祠除名及賴和不能列入《台灣省通志稿》，這也當是台灣史的另一章吧！

至於日據時代的後期，日本當局高壓更甚，而有所謂「決戰下的台灣文學」。王先生說，當時他到廣州十年，詳細的情形不是太清楚。但相信有些作家的作品不是在自由意志下的創作，是不得已的。楊逵也被迫寫過，但卻巧妙的閃避「決戰」的主題，別人就不見得有楊逵那麼聰敏。

王先生說，龍瑛宗後來告訴他，《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最後說「希望新社會的到來」，並不是歌頌日本軍閥，而隱喻著日本垮台，沒有貧窮的新社會將出現。王先生相信龍瑛宗跟他講的才是真心話，當時台灣作家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

說到陳火泉的《道》（或譯《路》），王先生說，他看了一半就臉紅，看不下去了。說到這裏，王先生病容的臉上，似乎激憤得漲上了一層紅暈。有人問道，陳火泉寫的是不是現實的反映，王先生急忙的否認，絕無其事！

王先生說，台灣文學的創作總是應以台灣社會為題材，反映這個時代和空間的現實。在日據時代，大家最後的目標還是想和整個中國的文學結合，如張我軍之所以要提倡白話文，就是希望台灣文學要追隨大陸的白話文學才不會脫離，但日本當局百般阻擾，而困難重重。光復後，三十多年來，又與大陸斷絕，但王先生認為最後台灣文學還是要和整個中國的文學合流的。

雖然王先生說，他對文學沒有意識型態，但「文學反映現實生活」應是王先生基本的文學觀念。來自各個階級的人有各個階級不同的現實生活，王先生認為，都應該反映，讓大家來選擇。克魯泡特金有《互助論》一書，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論相左。王先生主張各階級的現實生活均應有文學的反映，當是《互助論》哲學的文學觀點罷。

王先生說，他們當時在台所受的文學教育，除了讀日文外，在中文方面，是受30年代作家的影響，如魯迅、郭沬若、張資平、巴金等等。但是，30年代的作品，不僅在這30年來的台灣被斷絕了，並且，30年代的作家在大陸，也慘遭「文革」的摧殘，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不幸，更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災難。以王先生的一代而論，今天還能夠「安享餘年」，也該算是叨天之幸了。

三十多年來，台灣在經濟上有一定的繁榮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工商社會中，人的精神空虛，缺乏理想。王先生也認為，當前文學要反映現實，精神內容的充實最重要，否則，高樓大廈是沒有根基的，文學應當負起充實人們精神生活的責任來。

最後，王先生說到《文季》，他希望《文季》能有多方面的文學反映，去讓人選擇，並勸告年輕朋友下筆要「婉轉」一點，有人開玩笑說：「當年的安那其是很激昂的哦！」王先生則微笑不語，但無論如何，王先生的勸告當是他苦難一生的經驗之談！

低著頭，大家「鑽」出了王寓，抬頭望著台北市區的高樓大廈，燈紅酒綠，想著剛才和王先生的一夕訪談，耳中迴響著王先生的一句話－－「我的來日無多了」，不禁感慨系之。

王先生早年投身抗日行列，激勵台灣人心，光復時從廣州返台協助政府從日人手中接收台灣，後半生從事文獻著述工作，孜孜不斷，有數百萬字的台灣文獻和張良澤編的《王詩琅全集》為證。這樣一個為台灣社會奉獻了一生的老人，雖終身居陋巷，不改其樂，然至風燭殘年竟貧病交加，壯士暮年，晚景堪憐，這個社會又回報了他什麼？「文建會」為保護文物，各處尋訪，好不熱鬧，但對王詩琅先生這樣一個「活文物」卻不問不聞，任其寂寞潦倒，難道這也是政府對台灣文物保護的德政嗎？

想到這裏，大家一行，不禁在暮色中黯然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