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山下的台灣良心－－我所知道的楊逵先生

我首先知道「楊逵」之名，是在《大學雜誌》的時候，陳少廷告訴我的。記得在那個時候，少廷兄提到楊逵先生時幾乎都要用「偷偷講」的方式，似乎怕「隔牆有耳」。從少廷兄口中，我知道楊先生是一位抗日老作家，光復後，領過全世界最高的「稿費」，為了短短的一篇《和平宣言》，到綠島管吃、管住管了12年！ 後來在一次《大學雜誌》的文學座談會上，有人提及楊先生，而引起在香港的徐復觀先生寫信到《大學》向楊先生問好，我記得，徐先生似乎用了「天理流行」四個字的極稱來形容楊先生。

我讀到第一篇楊先生的作品，是譯載在老《文季》第二期（1973年11月）上的《模範村》。後來，又向尉天驄借了一本「禁書」，「偷看」了胡風譯的楊先生的《送報伕》。

另外，當時還有一個在東海大學唸書的朋友林載爵，與楊先生很熟，經常向楊先生討教日據時期台灣歷史的問題，並且，參加楊先生東海花園的勞動。

漸漸地，我知道楊先生在日據時代不但是一個參加反日運動的作家。而且是一個經過30年代思潮過來的人道社會主義者，他們反對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社會制度。

並且，楊先生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身體力行，堅持自食其力，年屆70而勞動不歇。其實，楊先生從青年留日時代所堅持的信念，在他去世前不久做好的《我的回憶》中，也說得很明白：「台灣留日學生的民族意識高於社會意識，說得明白些，是高於階級意識的。」

《模範村》的重刊，應是7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再出發的一個重要的標誌。在這之前，雖然有許多人開始介紹鍾理和了，但鍾理和作品的思想衝擊性遠不如楊逵。而當時的《文季》編輯對楊先生和《模範村》的介紹如下：

本文的作者楊逵先生是台灣早期文壇上頗負盛名的作家，他的這篇小說《模範村》在處理上或許還有許多不能盡如人意的地方，因此或者不能算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也不能做為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充分代表，但是他所表現的精神與內容，卻直接繼承了當時祖國在長期反抗日本侵略所表現的堅毅不屈、沉著勇敢的偉大傳統，這種精神與內容和今天台灣文壇到處充滿著頹廢、逃避的現象有著顯明的差異。因此本刊樂於刊出這篇小說，一方面希望藉此能使讀者對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有所認識，一方面也希望能藉此給目前的台灣文壇一些參考。

當時的介紹之所以會寫成這樣，也與當年的「風氣」有關，那時候「楊逵」之名大家還不敢「合法化」，而只能在知識分字之間，「耳語」而已。但《模範村》的重刊成了楊逵重臨台灣文壇的橋頭堡。那時將近70歲的楊先生，放出了豪語——「我要再出發」!

於是，台灣文學界開始討論楊先生在日據時代的作品，楊先生也不斷的以他光復後才學的中文發表一些散文。

楊先生的作品雖然不能算多，但是，他的寫作卻一直沒有中斷過。即使在綠島12年間，他還能在監獄的壁報上「發表」作品，以文學來溫暖和自己一樣在苦難中的人們。

楊先生「我要再出發」後的第一本中文小說集，應該是張良澤編的《鵝媽媽出嫁》（1975年），當時我和楊先生還沒見過面，但卻承蒙他寄贈《鵝媽媽出嫁》一冊。從當天下午回家接到楊先生的書後，一直到凌晨，一口氣的把整本《鵝媽媽出嫁》讀完，心頭思潮洶湧。

當時，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不久，我的處境極為惡劣，警總人員還會經常來訪，那一時期我沒有去拜訪楊先生這也是原因，怕自己的問題會再惹起楊先生的麻煩。記得，有一次和來訪的警總人員提起楊先生的事，他也承認楊先生早年抗日愛國，他說：「不過，後來他（楊逵）也反對政府。」我一向尊重情治人員的職務人格，但實在忍無可忍，才反駁說：「他在政府還沒來之前就在台灣反抗日本統治，政府是後來才來的，怎麼是他反對政府，應該是政府反對他才對！」我凜然的態度竟也使那位警總人員為之愕然。

讀完《鵝媽媽出嫁》，實在有忍不住的衝動，而給楊先生寫了一封信。十年前的原信如次：

楊先生：

承蒙您寄贈大作《鵝媽媽出嫁》，十分謝謝。

一接到大作後，忍不住將其一口氣就讀完了，最後禁不住自己的熱淚吻在那一字一淚的書頁上。在淚水矇矓中，我似乎看到了一個苦難的、不屈的靈魂屹立在人類正義的山崗上！那一行一頁的文字像是洶湧的海濤猛擊著我的心坎。

雖我無緣與先生相識，雖我之生也晚先生近四十載，雖我所來之地與先生有萬里之遙，然而先生的大作所表現之民族苦難的心聲卻使我感動得泣下難以卒讀。

以往我曾讀過一些台灣抗日史的資料，略知不願作亡國奴的大漢子民是如何的英勇戰鬥過。由於史蹟湮沒，也感歎過新一代成長的此地青年竟而本地人不知本地事。拜讀大作深覺乃最佳之「民族精神教育」之教材。望大作能對迷失了民族精神的新一代發生振聾發聵之功。

蔣院長在今年3月初，於立法院答覆質詢時曾言，當年台胞英烈的抗日歷史應編入教科書中，以為「民族精神教育」之教材。玆見先生大作問世，當為最感人之作品。

敬祝

健康

據我當時的估計，楊先生不應該是這封信第一個收件人（按：當時被監控的政治犯，均有郵檢），也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少廷兄曾跟我說，他連賀年片都不敢寄給楊先生。

寫完給楊先生的信後，接著我又寫了一封信給載爵，說：「接到楊先生大作《鵝媽媽出嫁》，『英雄有淚不輕彈』的我，竟然被感動得落淚，並即寫了一封信給他老人家。」「見到楊先生請代為致意」。

自從1973年被警總「約談」後，我不再寫日記，（但來往信件均有複本存證），所以，我也無法記憶何時第一次去看楊先生。但相信過不久，我趁回台中省親之便，就和載爵一起去看楊先生了。

親炙楊先生之後，楊先生絕不是一個「憤怒的英雄」，也不是一個牢騷滿腹的政客，甚至不是一個才氣橫溢的文人，而是一個樸素篤實的老農，但在樸素篤實中卻是精華內歛，正是「天理流行」。

和楊先生相交十年以來，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疾顏厲色，也從來沒有聽過他慷慨激昂。雖然，他和日本帝國主義鬥爭過，但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憤慨的話，反而是笑笑的說到，在大檢舉時，日本人把他和葉陶銬在一起，同一輛囚車，出獄後就這樣結婚了。他還說過，也有一位日本人不能忍受日本當局對楊逵的逮捕而自殺。然而，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無道的立場卻是直至晚年不稍移易的。1982年，他應邀赴美時，還參加幾次聲討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之事的大會。

光復後12年的黑獄和後半生的困苦，我也從未聽楊先生有過一句怨恨的話語，反而，他告訴過我，在偵訊時，有位偵訊員被楊先生感動，而稱他是「台灣的甘地」。在綠島監獄時，綠島指揮部的一位少將司令唐湯銘也很尊敬他，而特別照顧他。並且，唐湯銘退役後，每過台中必造訪楊先生，1981年傳出楊先生生病的消息，唐湯銘立刻馳函相慰，楊先生還把那信展示給我看過。

關於他12年的冤獄，只跟我說過（但不止跟我一個人說過），當時軍法官實在沒有證據可以判決，只好說：「你叛亂，我就亂判。」可見當時軍法判決的混亂。 另外，他還曾跟我透露，服刑期間曾被送到台北來過，不但要釋放他，並且送他到日本，唯一的條件就是要他利用過去在日本的關係，為某單位工作，但他寧可回到綠島服刑，而堅決的拒絕。

楊先生以這種寬恕的態度來對待加害給他的人，並不表示他對自己堅持的理想有絲毫讓步。

楊先生對待同志和朋友就更加的寬厚。在日據時代的農民運動中，楊先生曾和簡吉的意見不合，而被剝奪一切職務。「二二八事件」時，楊先生和謝雪紅在台中樂舞台的群眾大會上亦曾發生意見不一，而遭排擠。但我卻從未在楊先生的口中聽過一句對簡吉和謝雪紅辯駁的話。

一位在日據時代「皇民化運動」時也寫過《機關槍之歌》的老作家，（當然當時的處境是可以同情和理解的），在許多場合都攻擊楊逵的文學只是「口號文學」「政治文學」，楊先生從未有過反駁。甚至在去年4月25日，慶祝賴和先生重入忠烈祠時，楊先生被安排和那位先生同桌，席間，那位先生又大放厥辭的攻擊楊先生的文學，但楊先生始終岸然不動，安祥的傾聽。

楊先生與《夏潮》有特別的關係，一方面是與《夏潮》思想信念的接近，一方面，前《夏潮》主編蘇慶黎的父親與楊先生是日據時代的舊識。所以，楊先生還是《夏潮》的名譽發行人。去年3月號《夏潮》在討論「中國結」和「台灣結」時，出現了比較凌厲的文字，楊先生曾致函表示：

我不認為「溫、良、恭、儉、讓」會是機械的、迂腐的，更不會是鄉愿的。我們有這種心態來對待爭論與論戰，就應先瞭解對方的心結，幫對方解決其心結。如這樣還不能奏效，這樣的爭論與論戰將成為離題的泥巴戰，可以不理，自己以實踐來證明、解決問題了。以上是我的經驗之談。也因此我才能避開了多次泥巴戰的困擾，而專心做一些自主的工作。

其實這封信，不但是他對《夏潮》青年朋友的要求，也回答了日據時代以來，楊先生在運動中受到攻擊誤會總是不辯駁而只身體力行自己主張的理由了。

去年5月，我曾陪映真兄去看楊先生，談到當前台灣文壇的一些爭論，他認為映真兄是當前台灣最具有思想深度和廣度的作家，他個人也以為國際局勢和中國大陸的變化，終將促成中國的再統一。但他卻認為，對於一些具有分裂意識的人，「應先瞭解其心結，幫對方解決其心結」，並以此期望於映真。

至於楊先生本人的民族立場，戴國煇說他是「中華民族主義」這是毋庸置疑的。從他幼年目睹「噍吧哖事件」的暴政，到他自述留日學生「民族意識高於社會意識」，又以「首陽農場」明志，在戰時體制下寫作《怒吼吧！中國》。光復後，目睹「二二八事件」造成的傷痕而以《和平宣言》呼籲民族內部的團結，而遭判刑12年。甚至，在綠島監獄還寫了《犁牛分家》的劇本，以犁牛一旦分家就不能耕作來象徵民族內部必須團結合作。

與楊先生交往的十年中，最令我難堪的一次是，1981年初我去看他，那時他剛好因花園失火生過一場病，目睹日漸荒蕪的東海花園，我就建議他，乾脆把地賣了，以利息生活，以從事口述自傳和整理的工作。他並沒有正面反駁我的話，但卻跟我大談他要把土地捐贈出來蓋文藝活動中心的構想，我才想到楊先生堅持著自食其力的公有理想，一時間，我羞慚得幾乎無地自容，發現自己在楊先生的面前竟是如此的庸俗和無聊。

徐復觀先生逝世時，《中華雜誌》有過一個紀念講演會，楊先生應邀談徐先生的一些事，由我擔任楊先生的國語口譯，承蒙他老人家還覺得滿意，後來有次台大學生社團邀請楊先生演講文學創作，他還特別打電話給我，要我擔任他的口譯，但未被台大校方批准，不過楊先生演講我還是到場了。

那時楊先生剛幫楊祖珺助選完不久，在競選期間，有些黨外雜誌借楊先生的話，說楊先生被選入國中課本的《壓不扁的玫瑰》一文，未經楊先生同意，也未付楊先生版稅。講演時，楊先生特別提到這個問題，也是一種公開澄清的方式，他說該文編入課本，寒爵（韓道誠）先生事先曾跟他談過，也沒說過版稅的事。我知道，寒爵與楊先生亦道義之交，該文編入課本也是寒爵促成的，為了選舉時的傳言，寒爵還寫過一篇文章說明，楊先生之意應是借講演機會公開為寒爵先生澄清，但惜楊先生的澄清未有任何報導，這該是楊先生對道義之交寒爵的一項憾事，所以，我在此特別一提，也可看出楊先生人格的一斑。

除了「東海文藝中心」、《楊逵全集》和光復後的自傳外，另外，楊先生逝前有一件憾事與我有關。3月9日，胡秋原先生交給我一封旅美女作家叢甦給楊先生的信，她要編一本台灣作家選集，有楊先生的作品。我原預備在10日楊先生參加戴國煇歡迎會時面交，雖然當日已將信帶在身上，但因我主持歡迎會之餘忘了此事，只好在11日晚上再打電話告訴此事，楊先生在電話中欣然同意，即告之立刻將信轉寄給他。殊不知，第二天信還沒投郵，楊先生已遽然去世，終於未能收到叢甦的信。

楊先生嘗自述：

光復後，我因一篇千餘字的《和平宣言》，被關12年。後來在東海花園種花20年，如今在資生花園養病。這一生我的努力，都在追求民主、自由與和平。我沒有絕望過，也不曾被擊倒過，主要由於我心中有這股能源，它使我在糾紛的人世中學會沉思，在挫折來時更加振作，在苦難面前展露微笑，即使到處碰壁，也不致被凍僵。

我所認識的楊逵先生，不是英雄，也不是才子，但他卻是一位自我實踐的苦行的聖者，誰又聽說過鐐銬或監獄可以擊得倒聖者的。他一生的無可如何之遇，是台灣的悲劇？也是近代中國民族的悲劇。他一生的奮鬥不但是台灣子弟的精神遺產，也必將成為整個中國民族的瑰寶。加害過楊先生的人，楊先生在生前都已經寬恕了，但他們必須在楊先生的靈前懺悔，否則，將來的歷史是不會原諒他們的！楊逵的一生是台灣人民苦難的化身，也是台灣人民不屈的寫照，在冰山下發出了良心的呼聲，在困頓中振作了道德的勇氣，從楊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聖者的光芒，也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我看到了中國人民在苦難中不屈服的靈魂，也看到了中國民族的寬闊與偉大。

謹以此文哀悼這位平凡而偉大的人民的兒子楊逵先生。

（原載《薪火週刊》1985年3月23日。收入王曉波著《故人故事－－我的告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