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許多大人物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林獻堂、蔣介石。日記當是留給後人看的，怕後人忘了他的事蹟。也有人寫回憶錄、自傳，也是寫給後人看的，對自己而言，既然能回憶、還記得，又何必寫給自己看。或有「口述歷史」，也是講給別人聽的。

但很遺憾，我的師長輩，殷海光、徐復觀、胡秋原都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為什麼他們不寫日記，在他們生前，我沒問過，現在也不可能問了。

我也沒寫日記，在中學裡，天天拼考試，似乎也沒有什麼值得日記的事情，上台大後，師從殷海光老師，籠罩在「白色恐怖」的氣氛中，徐復觀、胡秋原也都是政治敏感人物，一但被抄，日記便成了偵訊的根據。所以，決定不寫日記。

本來應該寫本回憶錄的，但是，又要授課，又要辦雜誌，還要從事統一運動，實在靜不下心來寫回憶錄，另外，我所經歷過的一些事情，我都有當時的記述，或事後有記者訪談的記錄。關於一些師長、親友，我也都寫過一些紀念的文章。這些我寫的或寫我的文章，也多是「回憶錄」或「口述歷史」，只是沒有系統，或其間多有重複。但基本上都是談過去的人或過去的事，故題為《故人故事──我的告白》。

我之所以把這些文字蒐集成冊，留下記錄，並不是我這一生有什麼豐功偉績，而是要留下近代中國民族歷史悲劇的見證。

我一生坎坷，但我的父祖輩更是歷經民國成立、討袁北伐、八年抗戰、國共內戰、白色恐怖或文化革命，真可謂悲慘。試問近代那一個中國人可以免於這樣悲慘的命運？直到近三十多年，情況才得以好轉，中國崛起，我們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

1990年，我陪父親返鄉探親，父親臨離開遵義說：「家鄉已經脫胎換骨，為什麼我們王家要付出這麽大的代價？」我則告訴爸爸，「就是因為有千千萬萬的王家，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才有今天家鄉的脫胎換骨。」

2010年，父親過世，女兒娃娃、雯雯給公公告別的話說：「公公，一路好走！若有來世，一定要作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

「作一個太平盛世的中國人」，是近代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多麼卑微而渺不可及的願望啊！

我五歲外婆帶我們兄妹三人隨父親來台，後母親從上海來台，生小妹。九歲，母親犧牲於「白色恐怖」，父親被判七年徒刑。兄妹四人，在台中舉目無親，由外婆帶大。沒有外婆，我們兄妹四人根本不可能生存成長。外婆之恩比山高，比海深。但因身為叛亂犯遺屬所以一直受到監控和歧視。

兩岸解嚴通信後，才知道大陸家屬也受到種種迫害。除了地主階級被清算鬥爭外，要弟弟盡孝，自己盡忠去參加青年軍抗戰的大舅，竟然被關十八年。「文革」後，五十多歲獲「解放」，而成為國家傑出的礦業學者，多次獲國家表揚；二舅也被打成右派，「摘帽」後，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國家有突出貢獻專家」。用自己刑餘的生命，盡力把自己的智慧和知識貢獻國家人群，應該是對得起國家，對得起民族了。

我雖非生於台灣，但長於台灣。我為保衛台灣宜蘭的釣魚台列嶼主權而參加發起學生保釣運動；我為台灣老兵發起和參加老兵返鄉探親運動；我為保衛台灣人民也擁有的大陸領土主權，參加和發起兩岸和平統一運動。我為認同台灣而發起成立「台灣史研究會」，並為賴和、王敏川、林少貓、李友邦、楊逵等台灣抗日先烈們的平反大聲疾呼，並推動平反「二二八事件」及參加「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及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為「白色恐怖」政治受難人平反寃抑。

經過艱苦奮鬥，在馬英九總統任內，我不但校正了經李扁時期以皇民化扭曲的台灣歷史教科書，並且，把台灣人民抵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和參加祖國革命的歷史列入高中歷史課綱中。

在大陸，我也為台胞爭回廈門台灣會館和北京台灣會館，見證了台胞與祖國的關係。並且，推動在中國人民抗日紀念館內增加台灣人民抗日展廳，據說即將於台灣光復70周年開幕。此外，我還推動完成了林獻堂「台灣光復致敬團」謁黃陵的遺願，立碑黃帝陵，告軒轅始祖，台灣又歸還中國版圖。

我雖自幼生活於台灣最底層，最貧賤的階級，但身為知識份子，我對台灣人民、對台灣歷史有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

我這一生雖屢遭艱困挫折，但也屢逢貴人相助。台大哲學系事件後，我走投無路，幸有李煥先生安排我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我的生活才有了著落，否則，沒有錫公，我不知將流落何方。所以我有著作出版，一定寄贈錫公，有如交成績單一般。

在「大陸問題研究中心」，我要感謝馮志翔主任，那是一個反共宣傳的機構，他放任我可以不工作，不上班，任我做自己的研究，還說：「你雖沒替中心作研究，但中心為國家培養研究人才。」沒有馮主任的寬容，我的學術研究根本做不成。

此外，各機關學校都不敢任用我之際，只有世新成舍我校長，預著政治壓力，聘我為兼任講師，憑著兼任講師，升等年資二年算一年，我才能經由一篇篇論文和一本本著作，從講師升副教授升教授。沒有舍老，我的學術生命早就斷絕了。

在學術思想上，我首先要感謝殷海光教授的啟蒙和邏輯思想方法。另外，要感謝的是徐復觀教授，是他引領和啟發我進入中國哲學的領域。再來，要感謝的是胡秋原先生，他引領我認識了中國問題，打開了我歷史和國際的視野。尤其是他的《中華雜誌》讓我有作為知識份子思考和發言的平台。

我還必須感謝「台灣史研究會」期間的秘書長王永和范美媛，他們無私和無償的和我一起推動台灣史研究，推動平反受寃抑的台灣抗日前輩，並突破台灣禁令率第一個台灣史學術訪問團赴大陸作學術交流。

1989年，爆發「六四事件」，為「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在梁電敏、宋東文的贊助下，我們創辦了《海峽評論》，25年於茲。其間得到許多朋友的參與和支持，都是我要感謝的，尤其是方守仁和福蜀濤為《海峽評論》25年來付出而無怨無悔。

擔心受怕的陪我走過困頓、挫折而又奮鬥不懈的一生，當是內人元元，做為一個最「沒有情趣」的丈夫，遺憾只能留待下輩子來補償了。

我這一生雖困頓、挫折，但也看到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希望，相信爸媽在地下有知，亦當暝目矣。

是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