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毀約退群助長中國的世界經濟影響力

當世界經濟正逐漸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衝擊下呈現復甦之際，2018年以來川普對中國掀起貿易戰以及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經濟的大蕭條，並導致國際產業鏈和經營模式的重新調整，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疫情結束後國際政經格局將出現那些轉變。依目前形勢看，全球化將遭到批評並可能進行檢討，但問題在何種制度能夠取代，對國際經貿秩序和規範的調整確實必須考量諸多複雜的因素。若從中美兩大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所扮演的角色來觀察，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繼續執行川普的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美國將在國際政經體系處於相對孤立地位。相對的，近年中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規劃和企圖心，加上廣結善緣的對外經貿發展策略，將承擔相對更多的國際責任。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最新資料顯示，今年第二季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增幅已由第一季-6.8%回升到+3.2%的，成為最早走出疫情的國家。顯然中國經濟仍將類似過去經歷的區域和國際金融危機一樣，再次扮演世界經濟的穩定力量。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世界銀行（WB）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三大支柱。這三大經濟組織掌握在西方已開發國家手上，支配著國際經貿的規範。但1990年代中期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快速增長，改變了世界經濟的實力版圖。西方七大國（G7）的GDP佔全球比重由1999年的66%降到2015年的47%，2018年則為46%；新興市場經濟體佔全球經濟的比重則從1999年的19%上升到2015年的39%，近年則佔達50%。顯然，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影響力日增，並造就了G20的出現。

G20涵括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七大工業國（G7）、金磚五國（Brics），以及澳洲、墨西哥、韓國、土耳其、印尼、沙烏地阿拉伯等重要經濟體。G20的GDP總量約佔全球90%，貿易佔全球總額的80%，人口約佔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二，已經取代G7成為影響全球經濟走向的重要經濟體。

從1999年G20部長級會議誕生，到2008年G20首次峰會召開並被委以應對金融危機的重任，遂使G20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並由應對金融危機的鬆散論壇逐漸演變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但是金融危機過去，危機的陰影仍在全球徘徊。伴隨著歐債危機、英國脫歐，以及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等不確定因素，全球經濟復甦的步伐異常緩慢，貿易和投資面臨挑戰，經濟前景難以樂觀。

國際經貿格局的另一轉變，便是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WTO的成立，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WTO的地位近年來的確被邊緣化了，以致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快速發展，CPTPP、RCEP和TTIP更成為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關注的焦點。

在國際經貿領域另兩個發展趨勢，其一、隨著社會變遷，產業轉型，服務業重要性逐漸增加。從服務業的產業結構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服務型經濟社會形成過程中，服務業中具有高技術含量的現代服務業比重逐步提高。目前西方已開發國家經濟的服務業佔比高達70%左右。其二、高規則、高標準的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普遍的規範。以TPP（後改為CPTPP）協定的簽署為例，協定中納入一般自由貿易協定（FTA）未包括的新議題，主要是國企改革、勞工、政府採購、監管一致性等，已延伸到成員國的國內治理和政策法規。

2016年川普上台後積極推動其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的區域政策，退出TPP、巴黎氣候協定、重簽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退出WHO等區域和國際組織。此一以美國自身利益為主的區域政策，將使美國在區域經濟上更加孤立。

首先，川普政府聲明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主因是認定歐巴馬政府簽署的這份協定中「綠色氣候基金」耗費美國巨大財富，作為已開發國家，美國必須援助開發中國家，改善他們的排放。另外在條款中對美國施加的嚴格能源和經濟限制，到2025年可能會使美國損失270萬個工作機會，並讓鋼鐵、水泥、煤炭產量下降。因此，川普政府與美國其他盟國不同調，以致在過去幾次G20峰會有關氣候變遷的聲明便呈現出「19+1」的形式，即19個成員國聯合聲明，美國則單獨發表聲明。

第二、1994年1月1日，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共同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使NAFTA成為當時世上最大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但從2017年起，川普多次批評NAFTA造成美國製造業流失，要求重新談判，甚至以退群相威脅。新協定的談判經歷漫長的「拉鋸戰」。2018年9月，美、墨、加就更新北美自貿協定初步達成一致，並於當年11月簽署協議。但由於三國在諸多領域分歧嚴重，協議簽署後又經多輪談判，期間，美國不斷向墨、加兩國施壓，並數度以加徵關稅要脅。2019年11月三國代表才又簽署重新修訂的協定，並改名「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議」（USMCA）。

與NAFTA相比，USMCA對產業佈局、爭端解決等領域條款進行了大幅度修訂，在數字貿易、知識產權、金融服務、投資、勞工和環境保護等方面進行了更新和升級。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USMCA制定了更嚴格的汽車原產地規則，即汽車零部件的75%必須在三國生產，才能享受零關稅，而原NAFTA的標準是62.5%。在勞工待遇方面，新協定規定到2023年，零關稅汽車40-45%的零部件必須由時薪最低16美元的工人所生產。同時，新協定中還加入對非市場經濟國家的排他性，又稱「毒丸條款」，即三個成員國中任何一方與非市場經濟國家達成自貿協定，另外兩方可將其排出協定之外，很顯然的劍指中國。

第三、川普今年7月6日正式通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將於明年7月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美國國會已收到川普啟動將美國從WHO中撤出有關程序通知。川普在全球疫情未獲控制之時，一意孤行，作出此一決定，基本上既有國際因素，也有國內因素。在國際層面，WHO對美國抗疫工作的評價讓川普不滿。與此同時，WHO對中國抗疫工作評價極高，沒有跟川普站在一起指責中國，這使川普耿耿於懷。在國內層面，面對民主黨對他抗疫不力的嚴厲批評，川普需要找個替罪羔羊，於是把「鍋」甩給WHO和中國。

長期以來，美國都是WHO的第一大捐款國。在2016-2017年間共出資94,560萬美元，佔WHO自願捐款的76%。美國退出WHO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會更高，美國的角色肯定會被削弱。

2018年美國掀起貿易戰、科技戰以來，中國的華為企業一直是打壓的對象。最近對於中國經貿的戰火更無限上綱至美國的科企，並聲言將管制中國科技人員和中共黨員進入美國。

美國對中國科技的國際管制主要透過「五眼聯盟」的情報系統。「五眼聯盟」的歷史可追溯至1940年代，是當今國際上最久的聯盟，由澳洲、加拿大、紐西蘭、英國和美國組成，形成一個全面的情報網絡，蒐集並共享各種情報，包括電波信號、國防和人口，以及最近納入的地理空間情報。在國務卿蓬佩奧的推波助瀾下，美國的外交政策將矛頭直指中國，並努力將把「五眼」這個英語系國家陣營塑造成一個堅定的「反中聯盟」。

「港區國安法」7月1日生效後，蓬佩奧宣稱將制裁負責和執行國安法的中國和香港特區官員，其他四國隨即採取相應制裁措施。英國率先宣佈計劃向300多萬有資格申請BNO護照的港人提供成為英國公民的途徑，隨後宣佈「立即、無限期」暫停香港引渡安排，但英國外相拉布（Dominic Raab）也表示，英國希望與中國保持「積極的關係」。加拿大則宣佈暫停與香港的引渡協議，停止向香港輸出敏感軍事設備，同時對香港發出旅遊警告。

至於眾所矚目西方國家對華為的管制，主要是華為在5G技術和成本方面均有優勢，華府為遏阻中國科技趕超，千方百計打擊華為，除阻止華為向其他國家及地區採購所需芯片，又不斷以網絡安全為由，要其他西方陣營棄用華為5G設備。英國首相強森便改變原本的政策，於今年7月14日宣佈，基於安全風險考量，宣佈從明年起禁止電訊商購買和使用中國科企華為的5G設備，現存裝置也須於2027年前拆除。

7月15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宣佈，美國國務院將對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科技公司的特定員工施加簽證限制。同時，據傳也將以「被中國政府指派或利用；竊取美國敏感技術和知識產權用於加強軍隊建設；威脅美國安全和利益」等理由趕走3,000名中國留學生。此外，美國司法部長巴爾（William Barr）7月16日在一場對中國政策的演講上，將矛頭指向蘋果、微軟等，警告企業迎合中國只會帶來短期回報，美國企業高層應保持警惕，以免被外國公司或政府所利用，可能涉及《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在區域經濟組織上，川普試圖將韓國、俄羅斯、印度、澳洲等四國納入，將G7擴大到G11，針對中國打造一個「反中」的意圖極為明顯，蓋因澳洲、印度都是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核心成員。俄羅斯雖因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危機被趕出G8，但對川普來講，應對中國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把俄羅斯拉進美國陣營。此一構思因日本有意見，歐洲國家不熱衷而未成形。

2010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以來，對內積極進行體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對外則大力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並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工作。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北京會議，啟動亞太自貿區進程。2016年G20杭州峰會，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2017年5月「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區域發展打造合作之路。同年9月廈門金磚國家峰會提出國際合作的新模式。加上「亞投行」、上合組織等多邊合作平台，期望國際社會能分享彼此的發展成果，共同參與構建全球治理和國際新秩序。

「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發展重要戰略，一方面可以消化國內過剩產能，實現供需平衡，拉動國內基建投資，維持經濟增速，同時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加強經貿合作關係，也為有國際業務的中國企業提供發展機會。從國際視野看，「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順利推展，不僅能為全球經濟提供增長和發展動能，也能增強全球經濟治理模式變革。

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國際分工中長期處於弱勢，但目前世界經濟的拉動力主要仍來自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因此，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加強合作，有效融入全球價值鏈體系，才能增強經濟競爭力，因應國際經濟變動的衝擊，同時也有助於提升新興經濟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這是國際社會已無法忽視的事實和趨勢。

由於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經濟的正常運行受到影響。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中國GDP同比增長3.2%，是首季GDP歷史性下跌6.8%之後經濟增長首度由負轉正。在全球主要經濟體都萎靡不振，中國經濟率先走出疫情的陰影，實屬不易。此一經濟表現是建立在精準防疫基礎上復工復產，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妥當運用帶來的成果。儘管下半年經濟運行仍面臨需求不足、訂單不確定的壓力，但加大固定資產投資，特別是「兩新一重」（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城鎮化建設，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設），將是投資的重點。值得一提的是「新基建」（包括信息、融合、創新三大基礎設施）也將為提升中國科技、因應全球技術競爭奠定良好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