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讓我痛苦不堪的大「統派」

張方遠案：王曉波老師走了。很多人把他跟李登輝放在一起比較，一來兩人在同一天離世，二來「統派學者」vs.「台獨教父」的對比，借由褒貶來突顯自己的認同與立場。老實說，身為一名政治早熟患者，小學有政治意識時，我是個登輝粉，每次周記要寫一周大事，我總去雜貨店買一份《自由時報》細細品嘗。到了大學時代，因為王曉波老師的一門課《台灣人與台灣意識》，讓我看到課本和媒體之外另一面的台灣。「統一」或「台獨」的標籤，往往解消了背後的歷史脈絡，讓豐富的歷史線索變成了單一的立場表態，無法理解他們主張的統獨從何而來；特別是在台灣「政治正確」的那一方，通常就被簡化成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曉波老師曾經讓我很痛苦，痛苦的是我必須經歷過「自我否定」，才能看到更多被藍綠湮沒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卻又是理解當成台灣面貌不可或缺的線索。這裡貼出2012年我出版評論文集《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時，邀請老師寫的推薦序。裡面有老師和我之間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故事，扎扎實實是我們台灣的故事。曉波老師，永別了！

張方遠同學是我平反回台大後，所開通識課程《台灣人與台灣意識》的學生，我的課除了有一次期末考外，還需繳交一份學期報告。我總會把特別優秀的一、二份報告留下來。那學期我發現有一篇研究台獨思想的報告很特別而留了下來，那就是張方遠的報告。

選修我通識課程的學生人數，從八、九十到一百多人不等，台大的自由學風，老師幾乎是從來不點名的，所以，我也無由知道學生的姓名，除非學生主動向老師討教，久了之後才能認識。在學期中，張方遠並沒有特別跟我接近，也沒有留下印象。

後來，在一些活動中，張方遠主動接近我，並告訴我，他選修過我的通識課程，還向《海峽評論》投稿，並主動幫忙參與《海峽評論》的一些編務工作。這時他應該已經從台大政治系畢業，考進了政治研究所。記得有一年，他來信給我說，他擔任一家與兩岸有關的媒體實習記者被派往大陸，還採訪了我。

我看他非常熱心和積極投入，所以，邀他列席我們《海峽評論》的編委會，但有一個條件，不能耽誤學校正常的功課，必須學期成績要八十分以上。一學期下來，他把成績單給我看，學期成績已超過八十五分，我才沒有話講。

我是哲學系科班出身，專長領域為先秦哲學和中國哲學史，所授課程也從未超出「哲學」的領域。

《台灣人與台灣意識》應是歷史系開設的課程，內容當為台灣近現代思想史。學術有專攻，對一個哲學系的教授言，開歷史的課程當是「撈過界」了。

為什麼我的學術會「撈過界」，那就得話說從頭了。

日據時代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經「皇民化」運動的摧殘，光復後又有「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殺的殺，關的關。所謂「愛國」只剩下「反共」，但「反共」是內戰，「內戰無英雄」也不都是真正愛國。

1963年，台大學生發生「自覺運動」，含有愛國主義思想，號召青年「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愛國自然就會主張國家統一，對抗專制的分裂當局自然就會主張民主。「自覺運動」曇花一現，很快就因「統中會案」（有人秘密成立主張中國統一的組織）和查封其機關刊《新希望》而撲滅。

1972年，台大學生又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是愛國主義運動，思想敏銳的學生又馬上想到，為何戰敗的日本又來侵佔我們釣魚台領土，是由於我們沒有力量，沒有力量是由於中國人不團結而分裂，所以，要保衛釣魚台，中國人必須團結統一。

現在的政府不能保衛釣魚台領土主權，不能促進中國人團結統一，所以，台灣需要民主，要有合乎民意和人民利益的政治。但民主是什麼？有些人認為多數決就是民主，像歐美；有些人認為最大多數的人民是基層民眾，要合乎基層民眾利益的才是民主。

也有人一開始就認為釣魚台本來就不是我們的，為釣魚台和日本不愉快是得不償失，更不能為釣魚台和中共配合；台灣要自由民主，不受中共威脅只有自求多福──台灣獨立，就有國際的保障。

四股思潮──左、右、統、獨──在台大校園裡暗潮洶湧，相互激蕩，而有1972年12月4日，在台大森林館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

在座談會中，陳鼓應意氣飛揚的大談學生運動；我則提出以三民主義號召中國統一，就不必然，也不必怕中共會併吞台灣。

座談會後，發生軒然大波，獨派學生在校內刊物上圍剿我和陳鼓應，但也受到反台獨派同學的反擊。這場論戰從12月底，一直到學期結束的1月底，將近二個月的時間。當為光復後，台灣校園內第一場統獨論戰。

論戰的對方除了扣我們紅帽子外，竟視8億大陸同胞如寇仇，視任何統一都是中共統戰，並強調台灣當如美國，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

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口號雖然虛假，但好歹也是統一中國，而不敢言一切統一都是中共統戰。反攻大陸還是為了「解救大陸同胞」，更不敢視大陸同胞如寇仇。但當時獨派陣營同學竟受到國民黨課外活動組的私下鼓勵。

寒假結束前，我從台中返回台北，即聽說盧正邦、錢永祥、黃道琳等學生被捕，最後把陳鼓應和我也抓進了警總，關在警總保安處偵訊室里，傳來鐵窗外提燈遊行的聲音，才想起當天正是元宵節。是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哲學系事件」終於把「保釣愛國運動」鎮壓了下去。陳鼓應和我相繼遭台大解聘。陳鼓應被分發到政大國關中心，我只有在世界新專兼課，後才分派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任研究員。

在民族主義座談會論戰中，就涉及了省籍、認同和統獨的問題。我父母都是外省人，又不出生在台灣，無論「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我都不是台灣人。我在台大畢業時曾有兩句自勉之辭──「我願終身為真理的僕人，永遠做中國苦難的良心。」我不能為了「媚俗」而曲學。何況，出生是每個人不可侮辱的尊嚴，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我又如何能自污自侮？至於認同的問題，要認同台灣當然要先認識台灣，否則豈不是盲目的迷信。為了認同台灣必先認識台灣，我開始研究台灣歷史。

我愈研究台灣歷史就愈認識台灣，就愈認同台灣，就愈認為台獨萬萬不可，也萬萬不能。

龔自珍有言：「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故台灣先賢連雅堂亦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台灣之所以發生民族認同的異化，當來自於「國未亡，而史先滅」。故在政治氣氛稍緩的1987年，我糾合同好組織了「台灣史研究會」。但在「白色恐怖」後，再經李扁二十年，台灣認同就更不堪聞問了。

1991年，世界新專升級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我擔任共同科主任，並開設台灣史為通識課程，我即親自擔任《台灣史》課程。1997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得以平反，我重回台大哲學系，才發現這些年來我發表的台灣史論文竟比中國哲學的要多，但卻不能列入我哲學的學術著作。但我堅持「把台灣人的歷史還給台灣子弟」的心志，在台大通識課程中開了一門《台灣人與台灣意識》。所以，張方遠才能成為我班上的學生。

我雖非生於台灣，但長於台灣；我雖從小在台遭「白色恐怖」而家破人亡，但身為知識分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屋而居」，是台灣人民供養我的，我對台灣人民負有道義責任。

我之所以研究台灣史，發揚台灣愛國主義傳統，除了個人追求認同台灣的心路歷程外，還有三項理由。

一、台灣愛國主義傳統被湮滅，這是對台灣先烈先賢為台灣奮鬥而犧牲的不公道。「典型在宿昔」，只有能竪立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典型，才能樹立台灣人的核心價值，才能恢復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

二、只有恢復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才能和平的完成最後的中國統一，讓「原鄉人的血，只有回到原鄉，才能停止沸騰」（鐘理和語），才能結束台灣人民一百多年來的悲情，也才能為近代中國的悲劇划下句點。

三、在統一後的中國，台灣人民擁有光榮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必能受到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歡迎。中國的復歸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也是台灣人恢復作為中國主人的一日。

張方遠由《台灣人與台灣意識》的課程，而認識台灣，尋找到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愛國愛鄉而思考國家社會的問題。記得，我的第一本文集，也是碩士班研究生時期出版的。張方遠還在念碩士班，現在也要出版他的第一本文集《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請我作序，情不容辭。歲月無情，我已垂垂老矣，張方遠年紀還輕，前途未可限量，國家前途也出現了希望和光明。我欣見張方遠能長江後浪推前浪，並祝福他能保持「青春的火焰」直到永遠。是為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