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讓我痛苦不堪的大「統派」

張方遠


張方遠案:王曉波老師走了。很多人把他跟李登輝放在一起比較,一來兩人在同一天離世,二來「統派學者」vs.「台獨教父」的對比,借由褒貶來突顯自己的認同與立場。老實說,身為一名政治早熟患者,小學有政治意識時,我是個登輝粉,每次周記要寫一周大事,我總去雜貨店買一份《自由時報》細細品嘗。到了大學時代,因為王曉波老師的一門課《台灣人與台灣意識》,讓我看到課本和媒體之外另一面的台灣。「統一」或「台獨」的標籤,往往解消了背後的歷史脈絡,讓豐富的歷史線索變成了單一的立場表態,無法理解他們主張的統獨從何而來;特別是在台灣「政治正確」的那一方,通常就被簡化成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曉波老師曾經讓我很痛苦,痛苦的是我必須經歷過「自我否定」,才能看到更多被藍綠湮沒的歷史,而這些歷史,卻又是理解當成台灣面貌不可或缺的線索。這裡貼出2012年我出版評論文集《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時,邀請老師寫的推薦序。裡面有老師和我之間的故事,但更重要的是他的故事,扎扎實實是我們台灣的故事。曉波老師,永別了!

欣见长江后浪推前浪
序张方远《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
王曉波

張方遠同學是我平反回台大後,所開通識課程《台灣人與台灣意識》的學生,我的課除了有一次期末考外,還需繳交一份學期報告。我總會把特別優秀的一、二份報告留下來。那學期我發現有一篇研究台獨思想的報告很特別而留了下來,那就是張方遠的報告。

選修我通識課程的學生人數,從八、九十到一百多人不等,台大的自由學風,老師幾乎是從來不點名的,所以,我也無由知道學生的姓名,除非學生主動向老師討教,久了之後才能認識。在學期中,張方遠並沒有特別跟我接近,也沒有留下印象。

後來,在一些活動中,張方遠主動接近我,並告訴我,他選修過我的通識課程,還向《海峽評論》投稿,並主動幫忙參與《海峽評論》的一些編務工作。這時他應該已經從台大政治系畢業,考進了政治研究所。記得有一年,他來信給我說,他擔任一家與兩岸有關的媒體實習記者被派往大陸,還採訪了我。

我看他非常熱心和積極投入,所以,邀他列席我們《海峽評論》的編委會,但有一個條件,不能耽誤學校正常的功課,必須學期成績要八十分以上。一學期下來,他把成績單給我看,學期成績已超過八十五分,我才沒有話講。

我是哲學系科班出身,專長領域為先秦哲學和中國哲學史,所授課程也從未超出「哲學」的領域。

《台灣人與台灣意識》應是歷史系開設的課程,內容當為台灣近現代思想史。學術有專攻,對一個哲學系的教授言,開歷史的課程當是「撈過界」了。

為什麼我的學術會「撈過界」,那就得話說從頭了。

日據時代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經「皇民化」運動的摧殘,光復後又有「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殺的殺,關的關。所謂「愛國」只剩下「反共」,但「反共」是內戰,「內戰無英雄」也不都是真正愛國。

1963年,台大學生發生「自覺運動」,含有愛國主義思想,號召青年「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愛國自然就會主張國家統一,對抗專制的分裂當局自然就會主張民主。「自覺運動」曇花一現,很快就因「統中會案」(有人秘密成立主張中國統一的組織)和查封其機關刊《新希望》而撲滅。

1972年,台大學生又爆發「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是愛國主義運動,思想敏銳的學生又馬上想到,為何戰敗的日本又來侵佔我們釣魚台領土,是由於我們沒有力量,沒有力量是由於中國人不團結而分裂,所以,要保衛釣魚台,中國人必須團結統一。

現在的政府不能保衛釣魚台領土主權,不能促進中國人團結統一,所以,台灣需要民主,要有合乎民意和人民利益的政治。但民主是什麼?有些人認為多數決就是民主,像歐美;有些人認為最大多數的人民是基層民眾,要合乎基層民眾利益的才是民主。

也有人一開始就認為釣魚台本來就不是我們的,為釣魚台和日本不愉快是得不償失,更不能為釣魚台和中共配合;台灣要自由民主,不受中共威脅只有自求多福──台灣獨立,就有國際的保障。

四股思潮──左、右、統、獨──在台大校園裡暗潮洶湧,相互激蕩,而有1972年12月4日,在台大森林館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

在座談會中,陳鼓應意氣飛揚的大談學生運動;我則提出以三民主義號召中國統一,就不必然,也不必怕中共會併吞台灣。

座談會後,發生軒然大波,獨派學生在校內刊物上圍剿我和陳鼓應,但也受到反台獨派同學的反擊。這場論戰從12月底,一直到學期結束的1月底,將近二個月的時間。當為光復後,台灣校園內第一場統獨論戰。

論戰的對方除了扣我們紅帽子外,竟視8億大陸同胞如寇仇,視任何統一都是中共統戰,並強調台灣當如美國,從英國殖民地獨立出來的。

國民黨「反攻大陸」的口號雖然虛假,但好歹也是統一中國,而不敢言一切統一都是中共統戰。反攻大陸還是為了「解救大陸同胞」,更不敢視大陸同胞如寇仇。但當時獨派陣營同學竟受到國民黨課外活動組的私下鼓勵。

寒假結束前,我從台中返回台北,即聽說盧正邦、錢永祥、黃道琳等學生被捕,最後把陳鼓應和我也抓進了警總,關在警總保安處偵訊室里,傳來鐵窗外提燈遊行的聲音,才想起當天正是元宵節。是為「台大哲學系事件」。

「哲學系事件」終於把「保釣愛國運動」鎮壓了下去。陳鼓應和我相繼遭台大解聘。陳鼓應被分發到政大國關中心,我只有在世界新專兼課,後才分派到「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任研究員。

在民族主義座談會論戰中,就涉及了省籍、認同和統獨的問題。我父母都是外省人,又不出生在台灣,無論「屬人主義」或「屬地主義」,我都不是台灣人。我在台大畢業時曾有兩句自勉之辭──「我願終身為真理的僕人,永遠做中國苦難的良心。」我不能為了「媚俗」而曲學。何況,出生是每個人不可侮辱的尊嚴,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我又如何能自污自侮?至於認同的問題,要認同台灣當然要先認識台灣,否則豈不是盲目的迷信。為了認同台灣必先認識台灣,我開始研究台灣歷史。

我愈研究台灣歷史就愈認識台灣,就愈認同台灣,就愈認為台獨萬萬不可,也萬萬不能。

龔自珍有言:「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故台灣先賢連雅堂亦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台灣之所以發生民族認同的異化,當來自於「國未亡,而史先滅」。故在政治氣氛稍緩的1987年,我糾合同好組織了「台灣史研究會」。但在「白色恐怖」後,再經李扁二十年,台灣認同就更不堪聞問了。

1991年,世界新專升級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我擔任共同科主任,並開設台灣史為通識課程,我即親自擔任《台灣史》課程。1997年,台大哲學系事件得以平反,我重回台大哲學系,才發現這些年來我發表的台灣史論文竟比中國哲學的要多,但卻不能列入我哲學的學術著作。但我堅持「把台灣人的歷史還給台灣子弟」的心志,在台大通識課程中開了一門《台灣人與台灣意識》。所以,張方遠才能成為我班上的學生。

我雖非生於台灣,但長於台灣;我雖從小在台遭「白色恐怖」而家破人亡,但身為知識分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不屋而居」,是台灣人民供養我的,我對台灣人民負有道義責任。

我之所以研究台灣史,發揚台灣愛國主義傳統,除了個人追求認同台灣的心路歷程外,還有三項理由。

一、台灣愛國主義傳統被湮滅,這是對台灣先烈先賢為台灣奮鬥而犧牲的不公道。「典型在宿昔」,只有能竪立台灣愛國主義傳統的典型,才能樹立台灣人的核心價值,才能恢復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

二、只有恢復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才能和平的完成最後的中國統一,讓「原鄉人的血,只有回到原鄉,才能停止沸騰」(鐘理和語),才能結束台灣人民一百多年來的悲情,也才能為近代中國的悲劇划下句點。

三、在統一後的中國,台灣人民擁有光榮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必能受到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歡迎。中國的復歸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起點,也是台灣人恢復作為中國主人的一日。

張方遠由《台灣人與台灣意識》的課程,而認識台灣,尋找到台灣人的民族認同和自我認同,愛國愛鄉而思考國家社會的問題。記得,我的第一本文集,也是碩士班研究生時期出版的。張方遠還在念碩士班,現在也要出版他的第一本文集《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請我作序,情不容辭。歲月無情,我已垂垂老矣,張方遠年紀還輕,前途未可限量,國家前途也出現了希望和光明。我欣見張方遠能長江後浪推前浪,並祝福他能保持「青春的火焰」直到永遠。是為之序。

(2012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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