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懷祖國 魂繫兩岸－－追憶王曉波

王曉波走了，其實他是為謀求兩岸統一，為苦難的中華民族再次復興操勞病倒而辭世。作為相交逾四十年的老友，我悲戚，不捨她就此離大家而去。既為志同道合的老友，在情義上我應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於是我帶著悲戚的心緒參加8月8日《海峽評論》為他舉行的「海上追思」（海葬）儀式。
當日二十多位至親好友和曉波的家人一起搭乘「縱橫四海號」小型遊艇在豔陽晴空、風平浪靜下，離開淡水漁人碼頭，西向直航。船行速度不慢，回首遙望淡水市鎮以及遠處的觀音山脈越來越模糊，海水顏色也由淺藍變為深藍，此時曉波乘坐的紙船由家人放入海中，它猶如一葉扁舟載著曉波的骨灰盪漾在他所深愛的聯繫著祖國兩岸的壯闊台灣海峽之中，此時遊艇圍繞著曉波紙舟做圓周式道別打轉，一趟趟地打轉中，親友們紛紛拋灑下一片片紫紅花瓣，追思著曉波的一切。曉波的紙舟在飄盪中逐漸傾斜，慢慢下沉，我知道此刻是永別的時候，我也知道海底最適宜他做哲學沉思，我仰望長空，對著台灣海峽不斷揮手，含著淚水向潛沉入海的紙舟經聲呼喚：再會曉波，你來自祖國，如今又回到祖國的懷抱，安息吧！

1970年海外出現「保釣運動」，台大學生響應，當時還是學生的王曉波寫了一篇《釣魚台不容斷送》給《大學雜誌》，雜誌不刊登，曉波改投《中華雜誌》，發行人胡秋原先生將題目改成《保衛釣魚台》並刊出，這是我第一次在中華看到曉波文章，當時我覺得他是一個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者。
1972年底台大《大學論壇》社舉辦「民族主義座談會，引發台大校園內「統」、「獨」論戰，陳鼓應與王曉波遭到國民黨與台獨勢力聯合圍剿。接著曉波等台大哲學系師生被警總「約談」，陳鼓應、王曉波也先後被解聘，這就是「台大哲學系事件」。事件發生時，我在報紙上注意到「王曉波」這三個字。那是反共時代，「台大哲學系」是時代背景下的學術悲劇。政治干預學術是不妥當的，限制思想、言論與學術自由尤為不該，而且違憲，當時我並不認識王曉波，但內心對他因主張學術思想自由而受政治迫害感到不平。
曉波被解聘後，執政當局以「思想犯」對待他，曉波申請出國研究兩次都遭批示「礙難照准」，國家機器控制下的媒體報刊也一律不准登刊他的文章，連《中華文化復興月刊》邀寫孔子思想之文都遭強行抽版，只有《中華雜誌》刊登曉波文章。這份正派刊物是胡秋原先生辦的。胡先生是我的業師，我既是中華讀者，也是不定期的投稿者。因為如此，我常在《中華雜誌》上看到王曉波發表的文章，而他也在《中華雜誌》上看到我的文章，我們以文會友，就這樣藉《中華雜誌》彼此就認識了，後來我們常在胡秋公家裡聚首，因此建立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友誼。

「失業」的王曉波幸賴胡秋公向他的老朋友名報人成舍我推薦，於是被成舍老（時任世界新專校長）聘到世新兼課，曉波這時的社會處境與生活困境可想而知。
曉波對我說過，他在學問上有三個老師：一個是他上台大哲學系時教他邏輯分析的殷海光，另一位是雖沒在課堂上教過他課，但曉波向他學習中國哲學的徐復觀，第三位則是影響曉波最深，愛護曉波最多的胡秋原。曉波自己承認：「沒有胡先生，沒有《中華雜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王曉波。」我要補充一句：曉波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愛國主義理念的深化，乃至人生哲學的態度，受胡秋公的影響大於其他任何人。
曉波台大畢業時，在紀念冊上曾留下兩句話：「我願終身為真理的僕人，永遠作中國苦難的良心」。有趣的是，這兩句話預設了曉波會有兩個經師。殷海光教邏輯學，探究的是「真」、「假」命題，曉波學了邏輯，一生求真去假，就是「真理的僕人」。胡秋公的史學講的就是為「中國問題」謀求解決之道/求出路，「中國問題」之解決就是「中國苦難」之解決，曉波沒有遇見胡秋原，想要成為「中國苦難的良心」恐怕不容易。
曉波個性耿介，擇善固執，對於有組織的政權用國家機器壓迫他這個手無寸鐵的書生，心中的無奈、無助與怨忿常興起「與汝偕亡」的憤慨。是經師也是人師的胡秋公在肯定曉波的「愛國主義」心志之下，要他「我行我素」，但不苟同曉波「與汝偕亡」的憤慨，反而勸導他要「官逼民不反」，不可被一些騷擾而輕易激怒，因而走上盲動主義。這是胡先生早年在惡劣政治環境中的行動經驗與求生之道，毫無保留地傳給了曉波，而曉波也真實地接受了胡先生的「民族、學問、人格」三大尊嚴，作為下半生自己社會實踐中的價值綱領，並因此在那個政治嚴酷的年代倖免於牢獄災禍。
在「中西文化論戰」時期，曉波這個年少學生就拜讀過刊在《文星》雜誌的胡秋原的超越傳統、西化與俄化的「文化超越論」大文。一個求知若渴的青年王曉波自然佩服胡秋公的大學問，等到曉波進入《中華雜誌》，拜讀每期胡先生寫的「社論」和學術思想文章後，在胡秋公的「身教」/「言教」以及曉波對胡秋公的「近距離觀察」，曉波對這位知識大師更為折服，就我所知，曉波和毛鑄倫同樣對胡秋公是執弟子之禮的。
80年代台灣發生「鄉土文學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執政當局透過文化戰線組織力量圍剿鄉土文學，斥之為「工農兵文學」。當時的警總要辦主張鄉土文學的作家與知識分子，曉波認為「鄉土文學運動」就是台灣社會意識的覺醒，就是對台灣弱勢族群與弱勢階層的關懷。於是曉波同曾祥鐸一起向胡秋公請求仗義執言。胡先生發表了談人性與鄉土之類文章，鄭學稼也寫文為「鄉土文學」論辯，曉波在胡秋公授意下也與陳映真等分別為文辯護「鄉土文學」。不久胡秋公邀曉波、陳映真、尉天驄一同參加中華雜誌編委會，從此曉波與《中華雜誌》結下姻緣，他對胡秋公也越加欽敬。
除了「鄉土文學運動」，1979年「黨外運動」（民進黨的孕育者）竄起，執政當局組織「疾風集團」作為反制灘頭，他們不但反制當時的「黨外運動」，迫使《夏朝雜誌》被查禁，而且點名指斥陳映真、陳鼓應、尉天驄、王曉波、王津平等為「真正的敵人，此時胡秋公在《中華雜誌》發表社論《略評台灣反民族主義的怪聲》為這些君子們仗義執言。接著年底，發生「高雄美麗島事件」，執政當局大舉搜捕「黨外人士」，整個台灣社會風聲鶴唳，人心惶惶，台大教授張國龍找到王曉波，一起去看胡先生，懇請出面仗義執言，以安定台灣社會民心，1980年元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社論《論高雄「美麗島」暴力毆傷憲警事件》，胡先生在社論中引述雨果之言：「赦免是人類語言文字中最高貴的」，呼籲政府當局要「和氣致祥」。由於《夏潮雜誌》被查禁，胡先生將曉波的朋友福蜀濤編輯也請到中華雜誌幫忙，患難知情義，從此曉波與胡秋公的關係更加密切，並追隨胡先生終其一生。
胡先生晚年看到國民黨當局偏安海隅，親美媚日，連對日抗戰都不敢/不願紀念，於是胡先生以個人之力號召全台民族愛國之士年年舉行「七七紀念會」，就我所知，曉波每次都到場，而且發言。此時台獨分離主義已甚囂塵上，而國民黨只能「革新保台」，胡先生開始思索如何在台灣組織一批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於是在1988年4月民族清明節之日成立「中國統一聯盟」，接著胡先生由美直赴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李先念等探討中國和平統一，呼籲召開國民會議，謀求兩岸結束敵對狀態問題。當時我還在美國留學，美國華文報刊以第一版消息報導，可見這是當時華人政治社會最具意義的要事。我看到新聞報導後，興奮異常，然博士論文正撰寫中，不克返台參加「統盟」成立大會，但覺從歷史大趨勢看，這是胡先生的「政治正確」之舉，對苦難的中華民族胡先生做出最具意義的大事。
胡秋公組織成立「中國統一聯盟」，直接去大陸北京謀求兩岸和平統一的民族主義壯舉，對當代中國歷史，對兩岸未來走向，都極具意義，胡先生被譽為「兩岸破冰第一人」名至實歸，但台灣的國民黨李登輝當局卻開除胡先生的黨籍，台獨份子甚至公開揚言「法辦胡秋原」。在「獨台」與「台獨」的政治氣壓下，胡先生回到台灣後所遭受的政治待遇整個社會噤若寒蟬，只有曉波們力抗政治高壓，支持胡先生的正義之舉，並立刻加入「統盟」。
曉波加入「統盟」之後，不論擔任執行委員或後來出任副主席，他都追隨胡先生積極參與「統盟」各種活動，令人激賞與欽佩。尤其是曉波在「中國統一聯盟」的基礎上將《中華雜誌》、《夏潮》雜誌與「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不分省籍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份子與台灣抗日的前一代後人結合起來，匯集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台灣政治社會上「反獨促統」力量，在今天曉波辭世之後，他的辛勤努力我們必須給予肯定。

台灣文化上的「反智主義」讓正派的《中華雜誌》發行與經營日漸困難，王曉波在該刊物幫忙了十餘年體會／感觸尤深。他眼見這份雜誌由月刊改為季刊，於是在1991年創辦《海峽評論》。這份月刊由曉波擔任總編輯，他一面接續《中華雜誌》宗旨與精神，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一面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全力以赴，實實在在地辦這份被稱為繼《中華雜誌》之後的台灣「統派刊物」。

這份雜誌創刊時，我才從美國回到台灣中山大學任教兩年，除了住在高雄，每周還要北上，去木柵政大東亞研究所作回饋式的兼課，我心有餘，但力與時間都不足，幫不上曉波及其《海峽評論》的忙，但每期都收到這份刊物。我知道這是老友曉波的美意，他寄贈給我閱讀，卻不強迫我寫稿，我除了感謝，自然是帶在身邊，每周往返台北、高雄時在飛機上或國光號汽車上閱讀，以增廣見聞。
我退休離開中山大學後，轉往宜蘭礁溪佛光大學繼續服務，教學與忙碌的學術行政讓我無暇為《海峽評論》服務，直到五年前由宜蘭回到台北後，我才進入《海峽評論》編委會，我幾乎每期都寫稿，為老友曉波略盡棉薄之力。
《海峽評論》出刊發行到明年將屆三十年，孔老夫子說「三十而立」，今年理當為《海峽評論》這份刊物三十歲生日舉辦一個生日派對，未料創辦這份刊物的主人翁曉波兄積勞而逝，令人不勝唏噓。但請曉波放心，我會用我的餘生與所有你的戰友們站在一條戰線上，努力支持這份刊物辦下去，完成你創辦這份刊物的初心，直至海峽兩岸的中國復歸統一，偉大的中華民族再次復興，中國人所期盼的「中國夢」實現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