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與各界好友一起追思王曉波教授。曉波兄人格高尚,學問淵博,思想進步,是一位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他的離去讓我們感到萬分不捨。我跟曉波兄相交49年,彼此相知相惜,他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好,對我來說亦師亦友。
1972年,我在大學四年級時認識了曉波兄,他比我大七歲,已完成研究所學業,在臺大哲學系擔任講師。曉波兄與王杏慶兄在興隆路租了間小公寓,離我家很近,包括陳陽德、李慶平、邱立本等人,大家常在那聚會。公寓的客廳裡沒有家具,常常是報紙一鋪,擺上花生米、豆乾、高梁酒,眾人大口喝酒、縱論時事,暢意自得、好不快活,有時聊得盡興到深夜才走路回家。
我認識曉波兄之前,即對他的思想與理念十分佩服。1970年9月,美國決定將屬於臺灣的釣魚臺列嶼連同琉球一併「歸還」日本,引發釣魚臺主權爭議,在各界尚未發起保釣運動時,還在念研究所的曉波兄即與同學著手整理相關資料,撰寫保釣文章,文中引述民國八年《五四宣言》的口號─「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義正詞嚴、鏗鏘有力。經一番波折,該篇文章定名為「保衛釣魚臺」,當年11月發表於胡秋原先生所主辦的《中華雜誌》上,那是當時第一篇號召保釣的文章,引發極大的迴響,可說是我一生保釣的「啟蒙」,我也由此開始認識曉波兄這個人。
1971年4月,臺大「代聯會」發表保釣六點聲明,曉波兄在《大學論壇》所舉辦的保釣座談會中,建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從此學生保釣運動一發不可收拾。6月17日,美日簽約「歸還」琉球,保釣委員會決議當天發起遊行示威,上千名學生從臺大出發,先到北門附近的美國大使館遞交抗議書,再一路遊行到日本大使館。在戒嚴時期,那是件驚動社會的大事,對外交部與日本的交涉,有不小影響。原先日方要在島上建氣象臺的計畫,便因此作罷;美國也調整立場,聲稱送交日本的只是釣魚台的行政管轄權,而非主權。從發表「保衛釣魚臺」文章,到建議成立「臺大保衛釣魚臺委員會」,曉波兄成了國內保釣運動的「點火人」。
1972年9月,日本政府決定與中共建交,特派自民黨副總裁椎名悅三郎為特使來臺說明。抗戰勝利後國府對日本「以德報怨」,放棄賠償,結果日本背棄中華民國,民眾極為憤慨,認為日本忘恩負義,又選擇918記念日前一天來臺,更是火上加油。9月17日,我與曉波兄一起先製作中英文海報標語後到松山機場抗議,對著從停機坪開出來的禮車丟雞蛋。那是我一生第一次丟雞蛋。《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曾刊出我們去抗議所用英文海報「Flirtations do no good」的照片。在譴責日本與美國的激情中,我與曉波兄成為有深厚革命情感的「戰友」。
除了保釣之外,曉波兄對我另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對臺灣史的關心。1972年12月,曉波兄參加《大學論壇》舉辦的「民族主義座談會」,他堅持民族主義、批判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引來反對者的圍剿。曉波不相信受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臺灣人,會反對民族主義而擁護殖民主義,他只相信「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認為臺灣人民絕不是天生的帝國主義殖民統治順民,因此開始深入研究臺灣史。對抗日先賢蔣渭水的研究,尤為其中最大成就。曉波兄在有限的資源下,全力蒐集各種蔣渭水的文獻資料,並且遍訪臺灣抗日耆老,他還原了臺灣抗日一代的臺灣史,更克服萬難出版《蔣渭水全集》,讓蔣渭水的思想,在這一塊他為之犧牲奮鬥的土地上復活,再見天日。因為曉波兄,我更瞭解日據時期的臺灣近代史,更認識了被譽為「臺灣孫中山」的蔣渭水。曉波兄,你真是我的良師益友!
認識這麼多年,曉波兄請我幫忙兩件事,都是為了人道、幫別人的忙,讓我印象深刻,感念在心,也更見證曉他的高風亮節。
1987年,我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曉波兄告訴我,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雙重受難者陳明忠先生在綠島監獄中病情不輕,請我幫忙申請保外就醫。那是明忠先生第二次入獄,判刑15年,已服刑11年之久。當時我就向國防部宋長志部長建議准許他保外就醫,國防部慎重考慮後,決定讓明忠先生假釋。因為曉波兄的關係,我結識了明忠先生,也成為忘年之交。我敬重明忠先生的理念與為人,也謝謝曉波兄的人道關懷之心,讓我能結交一位時代的勇者、無悔的鬥士。
還有一件事,跟曉波兄同為「臺大哲學系事件」受害者的陳鼓應教授,因為參與黨外活動,又受聘北京大學教授,而被列為黑名單無法返臺,陳教授的夫人湯鳳娥女士也受牽連不得入境。湯女士急於回國照顧母親被拒,她找曉波兄幫忙,曉波又找上我;很高興我能幫上忙,最後讓湯女士獲准返臺探親。
曉波兄是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典範,他的信念堅定,心胸寬闊,面對質疑與挑戰,他能夠滔滔雄辯,提出有力史料佐證。他曾遭遇「臺大哲學系事件」的人生巨大磨難,一度灰心喪志,卻能從近代中國的民族苦難歷史中自我惕勵,堅強奮鬥意志,重新站起。在政治高壓的時期,做到「官逼民不反」,繼續「我行我素」。他視保釣運動為中華民族主義的前衛戰,因保釣言論捲入哲學系事件而從此改變人生,問他後不後悔?他說「無怨無尤」,誓言「終生願為真理的僕人」。
曉波兄一向主張中國統一,但並不以「統派」自居,他關懷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他將反對臺獨視為是知識份子的責任。他說,自己受臺灣人民供養研究臺灣問題,有責任把研究的結果告訴民眾,再讓全體人民做出抉擇。曉波兄熱愛中國,也熱愛臺灣,對他來說並不矛盾,我們也不該覺得矛盾。曉波兄說,「我雖非生於臺灣,但卻長於臺灣,對我而言,全世界沒有地方比臺灣是我更熟悉和親切的土地」。如今,他在這塊親切的土地上故去,我們是如此不捨。
雖然曉波兄走了,他的思想將化為永恆,能夠論斷他的,只有歷史。他在《統獨論戰三十年》自序中的一段話,或許是最適合的註腳-「知我者臺灣,罪我者臺灣,留下記錄,願留待未來歷史的批判」。
曉波兄,一路好走,我們永遠懷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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