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老難為,遺少更難當--我所認識的馬英九


我認識馬英九應當是70年代初,學生保釣運動風起雲湧之時。1971年秋,我研究所畢業任哲學系助教,王杏慶也畢業,正準備出國留學,還有幾位朋友一起搬到興隆路的公寓房子去住,離馬英九的家不遠,當時,他還是大學部學生,在興隆路公寓空蕩的客廳裡,經常是報紙一舖,花生米、豆干、高粱酒一瓶,大家圍坐一圈,高談闊論,慷慨激昂,杯酒高歌,到過我們那客廳的,有陳陽德、李慶平、黃榮村、邱立本,當時任青工會副主任的施啟揚也曾經蒞臨過一次。馬英九後來也是我們的常客。那時,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先生任知青黨部書記長。

松山機場舉牌抗議

那一陣子,除了釣魚台問題外,又是尼克森訪問北京,又是退出聯合國,一波接一波的衝擊,青年思想是苦悶的,又是昂揚的。王杏慶就是為了退出聯合國,而放棄辛苦爭取來的留美獎學金,發表聲明,誓與台灣「共榮辱,同死生」。

1972年,我搬到羅斯福路,馬英九就來得少。記得,那年,日本要與中共建交,又派椎名悅三郎來台「說得」,馬英九來找我們一起到松山機場抗議。後來,我們又到日本大使館去抗議,報紙曾刊出我們幾人拿著抗議牌坐在大使館前的照片。馬英九的頭露在牌子上邊,我的腳露在牌子下面。

不久,馬英九台大畢業去服兵役。1973年2月,發生「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盧正邦、黃道琳等台大師生遭警總約談。此後,許多朋友就不再敢和我往來了,但馬英九以中山獎學金赴美留學前,還來新店看我,留學期間返台,也曾來探看。眼見即將成為國民黨「明日之星」的馬英九,並沒有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而忘卻昔日的「保釣」戰友。

國民黨的明日之星

早年「保釣」的那一段日子,顯然對馬英九有著深刻的影響,他的《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與東海劃界問題》(1986年)一書的自序中即言:

畢業後接著服役、出國留學。在紐約大學讀碩士時,開始以公法及經濟法並重的態度研究國際法;到哈佛大學讀博士時亦復如此,博士論文《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之法律問題》,就充分反映了我這個方向;對少年時期的心願也算有了交代。一位研究中國社會哲學的老友,曾把保釣運動視作國內知識分子民族意識再覺醒的嚆矢;我15年來的心路歷程,或許可作此說的一個註腳。

大概只有馬英九和我知道,他說的「老友」就是我。

1980年,我終於申請出國獲准,赴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馬英九正在哈佛念博士,陳曉林也在哈佛修碩士,大家才又有見面的機會。雖然,我和馬英九有著「保釣」以來的友情,但是,一直處於不同的政治立場。不論島內和海外,我交遊的圈子多為統派和黨外,而馬英九卻是國民黨刻意培植的「明日之星」。

在哈佛期間,我在非國民黨的圈子裡理解到馬英九的處境其實是非常困難的,馬英九為維護國民黨的立場,不能不與海外台獨和左派鬥爭,而被視為「職業學生」,好些波士頓地區的朋友來跟我說,被馬英九打了「小報告」。其實馬英九到哈佛後,中山獎學金就停止了,他的生活依賴是靠太太打工和台灣家屬的舉債。他太太就在哈佛法學院打工,中國學生在法學院圖書館一沒看到台灣來的黨外雜誌陳列,就指責是他太太藏起來了。

被視為職業學生

法學院的教授也對馬英九這「職業學生」不以為然,這和同為哈佛法學院出身的呂秀蓮被視為「心肝仔囝」有天壤之別,其實馬英九的學術和呂秀蓮也有天壤之別。據我所知,馬英九的哈佛法學博士學位,是經過「政治迫害」憑硬工夫拿到的,馬英九能被當掉老早就被當掉了。

馬英九雖被視為「職業學生」,但是,他對「高雄事件」和政治犯案件亦頗不以為然,並且,還利用1980年暑假參加「國建會」返台的機會,向當局作了不少建議。

我和陳曉林陸續返台,馬英九在拿到學位後,又到紐約的律師事務所幹了一陣子才回國,在總統府任職,受蔣經國重用,他幹的是什麼官,我從來沒問過。由於曉林的熱心,每年總要邀請馬英九和一些朋友餐敘,因為朋友們的身分和立場不同,餐敘中很少談論政治,當時馬英九還擔任蔣經國的英文口譯,大家都好奇蔣經國的情況,他卻一向口風很緊,大家也不好問。

記得有一次,在曉林家裡,朱高正也來了,大家酒酣耳熱之餘談到憲改之不當,曉林尤其激烈,指責「憲改小組」是「籌安會」,而馬英九是「憲改小組」的台柱,只有沈默以對。不久後,朱高正的社民黨就上陽明山向國大秘書處獻龍袍轉呈李登輝。但是,「憲改小組」的委任直選還是被今上否決,馬英九也被政治出賣了。

主動為王敏川平反

雖然,由於彼此身分不同,幾乎從不談政治性話題,但這十幾年來,我和馬英九卻也有過一些「事務性」的接觸,還值得一提。

賴和和林少貓平反後,我們一些好友組織了「台灣史研究會」,著手為日據時代抗日先烈王敏川平反。王敏川和賴和均逝世於光復之前,光復後因抗日而入祀忠烈祠,後又被檢舉為「台共匪幹」,而遭除名,甚至家屬亦遭政治干擾。查賴、王二人,思想或曰左傾,或與台共有過交往,均為事實,但此二人確非台灣共產黨黨員,更非幹部。賴和終於平反成功。為平反王敏川,「台史會」還特別出版了一本《王敏川選集》。

當時馬英九任研考會主委,我把王敏川的資料寄給他,這不是他的職權範圍,本未寄予什麼期望,不意他竟來電相邀,約我和尹章義教授詳談,不久,「台史會」就接到彰化縣長黃石城來函(民國76年10月28日彰府民文字第27859號),要我們提供王敏川是否應祀忠烈祠的資料,以便核轉民政廳和內政部。12月2日,「台史會」亦詳細陳述和提供資料說明王敏川絕非「台共匪幹」。

但是,王敏川至今平反未能成功,後來馬英九告之,調查局堅持王敏川的「新文協」是台共的「外廓」組織。為平反賴和與王敏川,我曾多次和黃石城接觸,黃石城已貴為當朝權臣,除了自己的榮華富貴外,總不該忘記彰化先賢王敏川還在含冤莫白罷。

我雖一生以在野之身處士橫議,但也不反對人家當官,古人有道,「公門好修行」。40年戒嚴,台灣社會充滿了冤抑。若干年前,有個台北銀行職員趙民舉來找我,他被陷害檢舉「為匪宣傳」而遭軍法判決,出獄後一直尋求平反,希望將全案轉移司法重審,來找到我,我又有何能耐代人平反冤抑,只好告之,「據我所知,當今朝中,能獲蔣經國信任而有正義感和熱心者,惟馬英九一人。」趙民舉去找馬英九,馬英九不但親自接見,並親自交代將他的陳情書轉交有關單位。

暗助湯鳳娥返台

但是,軍法與司法系統不合,馬英九的熱心又被浪費一次。

我雖然從來沒有為自己的事找過馬英九,但卻也為了一些「閒事」找過他,除了上述二件徒然外,另外也還有一些徒然之事,即使馬英九有心幫忙,但也力有未逮。此外,也有二件成功的事例。

一件是陳鼓應太太湯鳳娥返台探親,陳鼓應參與黨外,後又任聘北大教授,拒絕陳鼓應返台也就罷了,甚至連湯鳳娥也不准入境。當時湯鳳娥繼父將回大陸在前妻及子女處定居,湯母不肯隨行,湯鳳娥急於返台照顧老母被拒。這項修行積德之事,鼓應找我,我只有去找唯一的「有力者」朋友馬英九。

電話打過了好久,一直沒有回音,突然有一週末下午,樓下電鈴響起,一看是馬英九穿著夾克牛仔褲在樓下按鈴,並且是他自己開車來的。湯鳳娥返台事,開過會,必須要她保證返台期間不從事任何政治活動。他要我立刻撥電話給在美國的湯鳳娥,馬英九怕她不肯承諾,還跟我說,要她先承諾,返台後再講,但又叮囑在電話中不可提到他,電話恐有錄音竊聽。我即在電話中告訴湯鳳娥,並要她寫一信來保證。不久,湯鳳娥即獲批准返台探親。

陳明忠獲保外就醫

據我所知,馬英九還有一件公門修行成功的案例,那就是政治犯陳明忠保外就醫。陳明忠是台灣老統派政治犯,參加過「二二八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坐過牢,70年代又以涉案立法委員黃順興之女黃妮娜由日潛訪大陸被捕,並傳出被密判死刑,而引起海外的人道救援,後改判無期徒刑,救援陳明忠的海外人士包括現任中研院院長李遠哲。

1987年,陳明忠被刑求的傷勢復發惡化,當時島內政治氣氛已趨緩和,許多台獨政治犯均獲假釋,所以,陳太太馮守娥透過各種關係陳情,包括周清玉的「關懷中心」,希望能將陳明忠保外就醫,以挽救其生命。但是,馮守娥的的努力都沒有結果,最後一途只有直接向蔣經國總統陳情。於是,又想到了在總統府任職的馬英九。

我向馮守娥分析,「死馬當活馬醫」,最多浪費一張郵票錢,被扔進字紙筒;萬一成功,保外就醫接著時間到了就可假釋,也就撿回一條命來。其實,我們最大的期望是總統府若能交辦下去,即使軍方不能同意,也讓獄方了解上級和外面有人關心陳明忠,而改善陳明忠在獄中醫療的待遇。

決定向總統陳情後,我即打電話給馬英九,請教如何向總統陳情,陳情書要如何寄,他告訴我,給總統的陳情書直接寄到總統府給他即可,並且他說,下星期一要出國,希望第二天星期六中午以前能收到,他可以立即處理。於是,我趕忙把陳情書擬好,由馮守娥手抄一遍,以快遞寄總統府。

李登輝核批陳情書

後來,馬英九回國後又問我陳明忠的情形,其實當時我從未與陳明忠謀面過,我只好據實以告,以我的判斷和理解,陳明忠應屬思想左傾的愛國主義,他若能出來,在政治上,他至少不會幫助台獨。

過了相當一段時候,突然,有天晚上,馮守娥給我電話,說是陳明忠出來了,我即問陳明忠在那裡,她說就在家裡。我趕到陳明忠家裡,第一次見到了這位台灣政治犯監獄中的鐵漢。事後,馬英九才向我透露,當時蔣經國病重,陳明忠的陳情書是副總統李登輝核批的。陳明忠也回憶,在保外就醫之前,獄方對他的待遇突然有明顯的改善,印證起來,應該是總統府交辦下來的陳情書發生作用。

以馬英九的熱誠來看,他的「公門修行」絕不止我所知的而已,他自己不好談他的「公門修行」,但我要談我所認識的馬英九,卻不能不把自己所知和盤托出。

我雖然幾乎從來不和馬英九談政治,但對馬英九的政治,我並不是沒有看法。

省籍不良宦途多舛

馬英九當然是美國對華政策下所培植出來的「西化菁英」,但由於家學淵源和「保釣運動」的愛國主義洗禮,一直難以像其他「西化菁英」一樣,達到「人格殖民化」的程度。他受蔣經國的器重,不次拔擢,少年得志,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在後蔣經國的時代裡,他的「省籍不良」和未能「人格殖民化」成了他很難見重於當今的最大障礙。他想努力去適應新的環境,實現自己的抱負。但是,「遺老難當,遺少更難為」,蔣經國去世,不久他就離開總統府。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兼陸委會主委,馬英九也以研考會主委兼陸委會副主委,當然是他對陸委會情有獨鍾,想對兩岸關係和中國統一有所貢獻。甚至他情願放棄研考會主委降級專任陸委會副主委,而施啟揚卻被取消了陸委會主委的兼任,換上了馬英九任中央黨部副秘書長時的青工會主任黃昆輝,部屬成上司,馬英九年輕許多,也就算無所謂,但黃昆輝對大陸問題的無知和顢頇卻是令人難以忍受的,而馬英九居然忍受下來。看著馬英九在電視上唸著自己也難以相信的陸委會聲明稿,老朋友都為他難過。有次曉林打電話來,說要跟馬英九理論,還是我勸曉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必認真。

「憲改小組」的委任直選被今上「腦筋急轉彎」外,今上還要否認「一個中國」。對「一個中國」,馬英九有很清楚的概念和認識,那就是兩岸主權完整的「一個中國」,所分裂者唯治權。今上受欺於李潔明,而無知於主權,下令要研究「一個中國」的定義。當時,我曾傳真了一張字條給馬英九,引述了丘逢甲的詩句--「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此外,還加註了一句話--「知其進退,不亦君子乎?」這種「鳥官」有什麼好幹的,再幹下去,只有幹漢奸,遺臭萬年了。在一次研討會上遇見馬鶴凌先生,他也說,馬英九不當官可以下來當律師和教授。不久,連內閣上台,馬英九明升暗降為法務部長,但就是不能幹陸委會主委。

可以為十二億人服務

1991年,我曾到北京訪問唐樹備,唐樹備對陸委會頗有微詞,但當我談完馬英九後,唐樹備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如果國家能統一,馬英九這種人才應該可以為12億人服務,為國家做出更大的貢獻。

以上是我所認識的馬英九,也許在野之心難以理解在朝之身。並且,希望我的嘮叨不致引起馬英九的麻煩,否則那就是罪過了。

(原載《新國會》1994年3月號,收入《故人故事--我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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