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曉波從白色和紅色的交融中走來

人物簡介：王曉波，台灣「統派」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代表性人物，始終如一地推動兩岸和平發展與統一。一九四三年生於江西鉛山縣河口鎮，一九九七～二○○九年二月，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現為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和台灣史。《夏潮》雜誌成員、《海峽評論》雜誌創辦人，夏潮聯誼會的發起人之一，中國統一聯盟的發起人之一兼副主席之一。著有《道與法－－法家思想與黃老哲學之解析》、《韓非思想的歷史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史論》、《台灣抗日五十年》等四十幾本書。
訪問手記：王曉波的母親章麗曼是一名紅色政治受難人，一九五三年犧牲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這是我早已經知道的故事。早在二○○九年，我就期待能夠和王教授有次面對面的交流機會，終於在二○一○年八月如願以償。一個紅色政治受難人的後代在台灣的經歷和奮鬥，兩岸歷史情感的傷痛，在個人身上的印記如此深刻。我很感慨。

一九四八年，五歲的我跟著爸爸來到台灣，爸爸是一名軍官，他到台灣來練兵。在上海郵局工作的媽媽，一九五一年才來台灣。

媽媽被捕的時候我們在睡覺，那天是元宵節，我們沒等到爸爸回來。起來的時候發現家裏被翻得很凌亂，外婆在哭，媽媽不見了，她帶著最小的妹妹被逮捕了。因為年紀還小，我對媽媽的記憶已經模糊了。媽媽就這樣在白色恐怖中遇害犧牲，爸爸也被判刑七年，那是一九五三年。

先前，由於爸爸是軍人，我們家有配給的米油，媽媽經常分出一份接濟鄰居，我從小目睹了鄰居賣女兒的悲慘，也從父母的愛心中感受到幫助他人的快樂。爸媽出事之後，我們的生活也隨之墜入谷底。外婆帶著我們兄弟姐妹四個在人生地不熟的台中生活，沒有任何收入。我們去菜市場撿丟棄的菜葉，有時還會到番薯田裏撿收割完畢後的番薯葉子，有次主人來了，一腳就把我踢到田裏。在鄰、里長的幫助下，我和大妹在台中育幼園領每個月十七元的救濟金，發錢的那個出納就是現在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徐博東的媽媽，現在我和徐博東是好朋友。當時最小的妹妹還不滿週歲，因此所有的現金都需要用來買奶粉。

在學校，雖然有老師愛護我，但還是有老師因為我的家庭背景歧視我。我們雖然可以免交學費，但不繳補習費就受到冷嘲熱諷。我經常被罵是匪諜的兒子，於是經常與同學起衝突，但每次打架我都打輸，最後被處罰的也一定是我。

除了自己所看到的，我也從外婆的口裡聽到中國人民的苦難。外婆告訴我那些佃農冬天睡在稻草堆裏，僅有棉絮禦寒，還是幾代相傳，破棉衣用稻草在腰間綁住；外婆還說，逃難路途中看到一對年幼的兄弟，路人給了他們一個梨，哥哥讓弟弟吃，弟弟一口口咬著吃，哥哥想吃卻拚命忍住口水，哥哥也有三天沒吃東西了，……中國人民的苦難在外婆娓娓道來中，令我印象格外深刻，也更能夠感悟。

家中唯一值錢的就是父母親留下的書，我被那些書深刻影響。比如《水滸傳》，讓我自小就薰染了一種水滸精神；比如《正氣文鈔》選錄的文章和詩詞感動了我，也觸及我的思想。 我幼年生活在台灣社會的最底層，看到底層百姓生活的痛苦，這種生活經歷給了我強烈的刺激，點點滴滴刻畫在心。貧苦人民要怎樣才有飯吃，如何挽救國家拯救人民，幼年的體驗形成了我最初的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思想。

少年頑劣的我被歸類為不良少年，高中時候被開除了好幾次，被迫從重點高中轉到了普通中學。我後來成為那所中學第一個考上台大的學生。這個改變和兩個人有關。一是我的外婆，她說，你們不好好讀書，會被人說你們是沒娘的孩子沒教養，也會認為是我沒帶好你們；一是我爸爸，他從沒放棄我。有次，台中警局少年組組長，他問我現在幹些什麼事，並刺激我「你考什麼大學！」在這樣的刺激下，我更奮發學習了。高三那一年，台大學生發起「自覺運動」，針對當時考大學為唯一追求以及「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社會現象，喊出了「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的口號，這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我做了自覺運動《新希望》的主編，我的思想有了充分發揮的平台。這和參與的「自覺運動」有關，「自覺運動」是學生自發發起的，以自我反省為主題，以民主與科學為方向，要重新扛起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但是，《新希望》很快就被禁辦了。

我念研究所的時候，發生了釣魚台事件。我寫了保衛釣魚台的文章，文章流傳海外，成為引起美國學生保釣運動的一個因素。保釣也是我很重要的思想轉捩點，我素樸的人道主義思想開始轉變為民族主義。我們是看美國的學生英語雜誌長大，可以說已經被美國洗腦，大家都覺得美國是天堂，但是保釣運動之後，我們發現了帝國主義的真實存在。經過「保釣」的這一代，基本上都對美國保有一定的批判。

愛國必須愛民，我們開始關懷社會弱勢群體，組織所謂「百萬小時奉獻」活動，到救濟院、孤兒院去幫助兒童；組織台大社會服務團，到農村到原住民區域，到都市最黑暗的地方，到礦區，去做調查報告。

當時海外的保釣運動逐步轉為統一運動，當時中國大陸發生了文化大革命，美國要和中國關係正常化……海外留學生的小字報以及一些書籍輾轉傳到我們手裡，海峽對岸社會主義的祖國，讓我們感覺很振奮。

我一九七一年從台灣大學碩士畢業後即留校擔任助教、講師。保釣運動後，我的思想更加活躍和敏銳，開始思考更多的為什麼。得出的結論是，招致帝國主義的繼續欺負，根源在於我們的國家分裂和不團結。

那時，小字報在校園繼續流傳，要求統一的運動和思潮慢慢萌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四日，台大舉行了民族主義座談會，我的演講主張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不能放棄統一。有分離主義傾向的同學強烈質疑我們主張統一的觀點。一九七三年初到一九七五年六月之間，發生了台大哲學系事件，這是由國民黨特工系統以「反共」之名，對台大哲學系內自由派學者予以整肅的一連串行動。我因為碩士論文《先秦儒家社會哲學之研究》被指控是在呼應中共的批孔運動。我和陳鼓應被逮捕約談，後就此被台大解聘。我在當時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兼課，陳鼓應則到政治大學的國關中心。我後來去國民黨辦的「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算是一個固定的飯碗。我在那裡看了很多禁書，應該說，我到了「中國大陸問題研究中心」之後，才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的著作，才接觸到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

後來，陸續有在國外參加過保釣運動的留學生回到台灣。一個台大畢業的學生蘇慶黎，接辦了《夏潮》雜誌。《夏潮》由現任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員鄭泰安創辦，起初類似《讀者文摘》。蘇慶黎找了我們一起做。這個雜誌和一般的的黨外雜誌批評國民黨不一樣，我們有思想有理論，堅持民族主義方向、社會正義方向，我們談環保，談第三世界，談依賴理論，談日據時代的文學和歷史，談勞工等一些社會問題，也重新解釋三民主義。在當年影響很大，甚至引一時之風潮。一些民間團體比如勞工權利促進會、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教師人權促進會都在《夏潮》的主導下成立。中美建交後，一九七九年《夏潮》出刊之後，就遭到了查禁。

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後，從美國回來的年輕人比較傾向台獨，為了對抗《夏潮》雜誌（China Tide），創辦了《新潮流》（New Tide）。《夏潮》雜誌沒有政治上的資源，沒有立法委員、沒有民意代表，比如勞工爭議，我們沒有辦法出來伸張，但是獨派卻有政治資源，這樣在黨外競爭的圈子裡我們就被邊緣化了。到了民進黨成立，他們有一些關於台灣自決的條款，我們沒辦法接受。同時我們認為也應該要有組織，當時《夏潮》雜誌被查禁，於是成立了夏潮聯誼會。

當時夏潮聯誼會分統運（成立中國統一聯盟，和《中華雜誌》胡秋原合作）、社運（成立工黨，分裂，後又成立勞動黨，和老政治犯結合在一起）兩大部份。

中國統一聯盟的基礎有三個部份：以夏潮為主的新一代知識份子；以胡秋原為主的外省人，和經過抗日一代外省人；五○年代的老政治犯。

但是我們的思想運動經不起選舉運動的衝擊。

「六四」事件之後，海外華人包括台灣的統一運動跌到了谷底。為了凝聚人心，建立交換意見的平台，也建立一個讓統派發聲的管道，經過三個月的籌備，一九九一年一月《海峽評論》正式創刊。宋東文每個月捐助兩萬，梁電敏每個月捐助五萬，以及政治受難人互助會的老同學來訂閱，這就是我們最初的財力支持。

《海峽評論》創辦之後，李登輝一步步走向台獨的道路，接著是陳水扁的執政八年。我們批判台獨，批判的基礎是建立在台灣人民愛國主義的傳統上，同時還是建立在兩岸人民的民族主義上。我們認為中國人應該團結，中國應該統一。我們也用盡心血絞盡腦汁探尋和平統一和發展的途徑。

統一不能放棄。我們要為台灣的中國人保留火種。

等待敲出火花的那一天。

問：您認為您所做的是否在台灣社會引起過關注？您是否需要這種關注？

王：我們需要被關注，但同時「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不需要聲音不同的人來關注。我們在李扁執政二十年間被邊緣化，但是我們堅持了二十年，堅持到中國的崛起。我們相信兩岸人民一定會覺醒，我們相信中國一定能統一。

問：您認為您所領導的組織有沒有出現過重大失誤？您是否有過領導錯誤？

王：是不是失誤很難說。比如夏潮聯誼會在當年沒有介入民進黨，但是如果介入了民進黨，那就是違反了我們的原則。另外，當時的工黨由於政治經驗不夠鬧成分裂，使得統一戰線面縮小。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地方。

問：做統派運動這麼多年，您最大的失望和滿意點是什麼？

王：沒有失望也沒有滿意，我們原本就知道這條路很艱苦。當年做的時候就知道了。

問：您所在的組織年齡層次是什麼樣的？您覺得您的組織能後繼有人嗎？

王：不要後繼有人了。兩岸統一之時就是我們解散之時。我們希望我們越短命越好。

問：這些年統派運動是否得到北京的道義支持？需要在精神上的支援嗎？

王：我們和中共的關係是一個歷史的偶然，而不是歷史的必然。這因為中共主張和平統一，而我們也是主張和平統一，這就讓我們雙方在這個層面上有了共識。在統一的理念上，我們還是願意用孫中山的方式來民主統一中國。我覺得兩岸統一最終應該是一國一制。如果以社會經濟制度來衡量的話，兩岸已經差不多了。

問：台灣有太多的民間團體，也有太多的統派組織，如果把這些團體全部整合，是否有可能？您願意這麼做嗎？在您看來，左統和右統是什麼關係？

王：不太可能，因為個人懷有的目的和企圖不一樣，大帽子底下還有很多小帽子。

我不喜歡用左統和右統這樣的詞語劃分，在台灣的統派，只有真統和假統之分。

問：為什麼台灣民眾的支持極度有限，甚至大罵統派是一群瘋子？為什麼統派運動進行了20多年，依然不能在台灣社會具有較大影響力？比如，為什麼統派組織領導人不參與選舉？或者有參與但沒有機會當選？

王：罵我們是瘋子的很多，但漸漸有更多的人認為我們是正確的，或者說開始瞭解和同情我們。究竟台獨是瘋子還是統派是瘋子？在我們看，台獨才是瘋子而且是白癡。我們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但是我們不是為了得到他人的重視才付出才奮鬥。

參加選舉，但是我們發展了理論。近四百年來台灣從來都是中國勢力和外國勢力的角逐。現在在台反對日本和美國在台灣的勢力，我們能不被邊緣化嗎？但我們相信只要方向正確，少數會變多數。

問：如何看待大陸的發展和台灣的衰退？您或者您所在的組織該如何與時俱進調整思想與做法？

王：今天的兩岸和平發展的形勢大好，我們不是在為我們自己在奮鬥，我們是在為中華民族而奮鬥。我們認為三民主義已經統一了中國除了台灣。鄧小平路線其實就是孫中山路線。孫中山認為階級鬥爭不是促進文明的力量，必須進行階級合作，而鄧小平的政策就是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孫中山主張利用國際資本共同開發中國而有《實業計畫》，改革開放後大量外資進入中國而有今日的中國崛起。

問：您認為現階段統派能有哪些具體作為？目前具體的工作與發展目標？

王：對中國未來的統一工作，第一要繼續促進兩岸的交流和互信，第二要研究和討論兩岸和平統一的方法和理論。我們要以和平發展爭取中國建設的和平條件，爭取中國和平建設的歷史時間，我們相信未來的中國和平統一可以水到渠成。

問：您覺得這20年來，統派運動生存的土壤發生質的改變了嗎？如果改變了，您覺得這種改變將帶給您個人以及組織什麼樣的機遇和挑戰？

王：改變了。現在我們為什麼會被深藍理解？因為深藍改變了，而我們沒變。

也有人說，統一形勢大好，也就意味著統派形勢大壞。我們一笑置之。因為我們是為國家民族奮鬥，不是為統派自己奮鬥，一向懷抱「成功不必在我」的認知。所以，我們會一如既往地走下去，這條路走到目的的時候，也就是我們該解散的時候了。所以，我常說，我們不能喊「中國統一萬歲」的口號，中國統一要萬歲，那還得了。

問：另一個疑問是：民主團結聯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因為，有資料顯示，您和該組織有關。據說，參與和平發展論壇的號稱左統八大組織？中國統一聯盟、人間出版社、夏潮聯合會、海峽評論、中華雜誌、勞動黨、中華基金會、辜仲良基金會，這是一種共識嗎？在您眼裡，統派組織的脈絡是怎樣的？

王：我一向不願意稱左右派，因為定義不精準，在歷史上也被濫用過，但有時也不能不從俗，「左」或可理解為激進之意罷。

民聯是許歷農將軍領導的，多是國民黨將領，以「新同盟會」為主體，而我們不是國民黨。許老爹邀我擔任民聯副主席之一，這是老爹看得起，我亦欣然答應共同為祖國統一奮鬥。

李扁二十年，台灣政治發生很大變化，很多不同的人從不同的途徑走向主張國家統一。所以不容易成立一個統一的組織，但可以相互合作，共同為祖國統一事業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