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別曉波

胡卜凱


在《海峽評論》方守仁先生籌畫安排下,我參加了曉波兄的「海葬儀式」。

08/08上午9:15左右,我坐上遊覽車;9:45出發;10:45到達淡水港。11:30前後出海。

參加的有:曉波兄的夫人宋元女士、兩位女兒、女婿,和外孫、外孫女們;台大同學袁家元先生;《中華雜誌》的姜新立教授、福蜀濤先生;「中國統一聯盟」(「統一聯盟黨」前身)的李力群先生(李友邦將軍公子);林邵雪瑛女士、林光輝先生;學術界李壽林教授、台大哲學系系主任苑舉正教授;好幾位我不認識的大陸友人和年輕朋友;近十位兩岸媒體朋友;以及葬儀社的執事;一共四十多位。以上有幾位沒有出海。

我們在12:20左右到達台灣海峽水域,舉行了簡單隆重的告別儀式:首先由苑教授闡述曉波的為人和志業;曉波的女兒跟父親道別,她說明她們特地選了父親節這天來安葬他,也祈禱他在天之靈保佑海峽兩岸的和平;同行的親友一一將石斛蘭的花瓣擲入海中;在默哀一分鐘後結束了依依不捨的告別。有一位朋友特地帶了一瓶曉波最喜歡的高粱,倒入大海。13:00左右回到淡水港。

我和曉波是台大同學。他比我低一屆。那時在演講會和(劉容生教授創辦的)台大學生刊物《新希望》集會中見過很多次。他在文學院,我在理學院,雖然有些共同的朋友,平常倒也沒有機會深談。印象中他講起話來相當沖。他喜歡打抱不平的軼事,50多年前就聽說過幾樁了。

我在高中時就幫著父親校對他辦的刊物,那時是《世界評論》。1963年《中華雜誌》創刊,我仍然幫忙校對。我跟第一代的《中華》同仁,如錢江潮先生、徐高阮先生、張益弘先生、張化民先生、蔡天進先生、和另一位張先生比較熟。1967年去天普大學研究所後,到我1993年回國定居前,中間很少回來。所以我跟後期《中華雜誌》的朋友,在曉波之外的鑄倫、蜀濤、陳映真先生、尉天驄教授、姜新立教授、繆寄虎教授等人都是先在《中華》上拜讀他們的大作,後來才逐漸認識的。此外,劉源俊校長也積極參加《中華》的編務,我跟他是台大物理系同班同學。

回國後,2001年退休前,因為《中華雜誌》在1993年12月停刊,我又在吉悌電信工作,經常加班,很少有機會跟曉波、鑄倫等碰面。大概到2002年左右我參加「中國統一聯盟」後,才常常在會議中或街頭抗議時看到曉波、鑄倫,聽到他們兩位一些宏論和高見。

我沒有跟曉波談過學問方面的話題。我知道他的研究領域是「法家思想」;有一次(忘了什麼原因)我偶而重讀《韓非子》後,剛好碰到他,我跟他提到:用現在的術語來說,「法家思想」是不是可以稱為「政治經濟學」?他想了一下,不置可否。我到現在還是很遺憾,我們當時沒有找機會繼續討論下去。

曉波對我的一生,有非常重大的影響。我一直沒有機會謝謝他,他可能也沒有放在心上。現在寫下來紀念他。

1970年「釣魚台議題」浮上檯面。新聞有報導;立委李文齋先生提出多次質詢;各地留美學生投書《中央日報》「海外版」要求政府採取行動等等。討論(現在稱為「發燒」)了大半年。我雖然知道,並沒有做任何事,甚至沒有多想想!

1970年11月《中華雜誌》登出「王順、茅漢」合輯的《保衛釣魚台》一文;文章一開始引用《「五四」運動宣言》中的:「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這篇文章和這兩句話驚醒了我這個「夢中人」。在其他因緣際會下,我參加了「保衛釣魚台運動」。中間雖然曾經停斷了30年,2002年我再度投入「保釣運動」一直到現在。

我這一生如果算得上「不虛此行」,或我這個人在朋友中有什麼值得一提,都是拜曉波這篇大作之賜。(我早就認識曉波,當然知道「茅漢」是他大學時代就使用的筆名。)

曉波兄,一路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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