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悉王曉波先生仙逝,十分震驚。即撰小文一篇,以表心中哀痛。
與曉波先生的交往,始自十來年前。2010年,我受黃俊傑、陳昭瑛教授的邀請,前往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擔任訪問研究員,為時三個月。院裡不時舉辦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邀請對會議相關主題素有研究的學者來做演講和評議。由於黃先生的學術研究一向以東亞儒學為重點關注,而且主持島內一個大型的儒學研究項目,因此儒家或中國傳統文化主題的會議很多。黃先生的號召力很強,又極為投入,會議都辦得有聲有色。這些學術會議,名人薈萃、高朋滿座、相與爭鋒、學術含量極高。正是在多次會議上,見識了曉波先生的學術風采:無論是學術講演,還是學術評議,他總是聲若洪鐘,激情滿懷,非常具有感染力,這給會議增添不少熱鬧氣氛,常常讓乏味的學術討論變得趣意動人、活潑有致。曉波先生可謂是「學術票房」的保證。有他在,會議一定不會開得沈悶乏味、索然無趣。曉波先生精彩的學術見解與精當的學術評論,是一個需要專門的學術論文處理的主題,在此不必多談。但學術會議上他的在場所發生的催化效應,則不得不專此指出,重重書寫一筆。
與曉波先生私下接觸較多的是在飯桌上。我是一個將嚴肅的學術討論與活潑的聚餐活動比較嚴格區分開來的人。討論學術的時候,大家聚精會神,專注於思想的大話題、或學術的精緻性。吃飯喝酒便是專門的鬧酒時間。這常常讓人覺得我嚴肅不足、活潑有餘。昭瑛就曾經善意提醒過我,應該更好地展示我的學術才華。我常常有負昭瑛的一片好心。明擺著,人生應該有不同的面相,不必一做學術研究,就深沈得不可救藥。令我極感寬慰的,正是曉波先生也是一個願意鬧酒的人。這在台島學者中實不多見。因此,大大加深了我對曉波先生的好感與敬意。每次會後聚餐,只要曉波先生參加,那酒一定喝得熱熱鬧鬧,乘興而去,滿意而歸,好不愜意!
曉波先生當然不是一個專事鬧酒之人。我以為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圈子有一個好習慣,可以讓學者們充分交流,那就是學術會議後一定有聚餐,聚餐之後一定有友朋們相約上酒吧。這個三連環的安排,讓人從學術、思想、人生、交誼一路貫將下來,不惟暢快,而且也讓學者之間的瞭解不經意之間更加全面和深入。曉波先生早年參加保釣運動的「英雄事蹟」,便是在席間得知的。他為「台大哲學系事件」付出的巨大代價,也是在席間你一言我一語的碎聊中瞭解到的。他創辦雜誌,高揚統一大旗、嚴拒台獨主張,也是在酒吧由他和朋友們的敘述而知曉的。席間說到台灣政治組織修改歷史,推行「去中國化」、「皇民化」,曉波先生憤懣的感覺、激烈的表述,讓人深感他是一個滿懷人生豪情,身顯家國精神的學者。在台灣,曉波先生是一個公認的統派、左派。但是讓我頗感驚訝的是,高研院召開的學術會議,左中右學者都願與會、統派獨派都能學術化表達看法,之間不見勢不兩立、劍拔弩張。這跟我心中原有的印象很不一樣。大概像曉波先生那樣心懷壯烈的統一願望的人,即便與獨派同桌而議,也能克治情緒,訴諸歷史與理性,從而至少還可以在檯面上讓不同政治主張的人保持文明的對話儀態。對曉波先生的學術與政治主張,我作為一個政治學者,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不見得都同意他的意見。但他坦然的態度、直率的陳述、真誠的主張,令人不得不認真面對他的看法。以曉波先生的經歷來講,我一直將他視為一個傳奇性的人物,是沒有絲毫誇張的。
我在高研院做訪問期間,一次痛風,讓我跟曉波先生有了同病相憐的深化私交契機。這讓我們的感情明顯加深。我自己吃喝不太注意、生活亦無規律、從來沒有鍛鍊習慣,因此, 得上被稱為「富貴病」的痛風。在台訪問期間,恰遇痛風發作,左腳大拇指第一個關節痛得人呼天叫地,難受至極。一天開會,我瘸腳走進會場,曉波先生恰恰看到,非常關心地走過來,問我是不是痛風。我說是的。他馬上說,他也痛風,但有一種特效藥,保證吃了後十五分鐘就痛楚全消、健步如飛。他一邊說著,一邊就要掏藥出來給我吃。我自然是非常感激。但我也有些「變態」,就是痛風的時候堅決不吃藥。因此堅定謝絕他的好意。他問我那咋辦,這麼痛都不治嗎?我說就等它痛個一周,自然恢復。曉波先生大呼,沒有見過我這種「怪物」。同時又說,他今後一旦到北京開會,一定要找我這個可愛的怪物喝酒。沒料因為大家都痛風的緣故,讓我們頓生一種惺惺相惜之感。
曉波先生是個一諾千金之人。之後他到人民大學參加由宋洪兵教授召集的法家學術討論會時,便特地帶了兩瓶頂級的金門高粱來,讓洪兵一定叫上我,喝上一頓酒。因為那個時候我對法家全無研究,不好意思去蹭會。便沒有去會上,也沒有參加會議聚餐。曉波先生沒有將酒拿到會上,而是刻意藏在賓館。到晚上聚餐之後,讓洪兵叫我出來,在燕山大酒店的大堂圍桌坐下,周熾成、梁濤、洪兵諸仁兄作陪,開始喝起曉波先生專門從台灣帶來的金門高粱。他說這是他很不捨得喝的珍貴私藏,是台軍高官「徐老爹」贈送給他的珍品,限量版。這自然很激發我們的酒興,一來二去,頻頻舉杯。因為我和曉波先生主打,因此都喝得有點醉醺醺的。那感覺極好,特增進感情。這讓我和曉波先生的私人情誼顯著增進、更上層樓。
記得一次曉波先生受大陸有關部門邀請,前來參加大陸的一個政治盛典。一起吃飯的時候,有朋友問曉波先生,你總是在談統一,你所說的統一基礎是啥?政治、文化?還是別的?他回答,文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政治也是不能不考慮的。朋友追問道,那在你的統一想象中,台灣是不是完全納入大陸就可以了。曉波先生的回答有些讓人意外,但也在料想之中。他說,自己當然對現代政治有信念,這是中國統一的政治方案。跟著他又強調,不管基於什麼理由,台獨都沒有理由,統一才是不變的選項。朋友接著問,你來大陸參加這些慶典,在台灣會不會感受到什麼壓力呢?他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隨即說,即便感到壓力,為了國家統一而努力,總是沒有什麼過錯吧?!他說這話的時候很誠懇,讓人看到了台灣統派對統一的內心信念、殷切期待、不計得失、頑強執著。
曉波先生的學術志業,在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研究。他在學術界為人記誦的著作是韓非法家思想研究。在這方面,我跟他的交流反而不多。因為我自己對傳統思想文化的瞭解,大致限於儒家思想。好在他對中國文化的現代轉變也關注良多,寫有孫中山思想研究的專著。這讓我們在此前的交往中有了共同的話題。凡是關注中國現代轉變的學者,坐在一起總是有很多話要說。曉波先生對中國現代發展、尤其是國家統一任務完成後的國家興盛,有著滿滿的信心。這讓人感動。一個國家確實需要選擇適當的現代進路,但對現代深懷信念,則是這個國家有望真正完成現代轉變的精神基礎。曉波先生在這方面的樂觀情緒,具有感染國人的力量。
對曉波先生用力最深的法家,之前的我,缺乏交流基礎。最近因為朋友一再邀約,我在一個音頻節目上講了韓非子。我講韓非子純屬偶然,因為時下已成熱點的儒家經典,都已經有人認講了。組織者認定我這個政治學者講韓非的天經地義,於是我只好承攬下來。但講下來之後,卻讓我對曉波先生關於韓非的好些論述,有了認同感。譬如他將法家精神解讀為「利民萌,便庶眾」,由此提出法家民本主義之說。這些說法,儘管與流行的法家印象相去較遠,但確實與那種一提法家,就基於民主激情、專制痛恨,而極盡指責的非理性姿態不同。我自己認定,法家不應為中國民主轉型緩慢或「專制長久」負責,需要負上責任的只能是現代中國人,面對民主轉型而沒能竟功。這多少有些與曉波先生呼應的味道。儘管在中國現代轉型具體問題的看法上,我與曉波先生的看法差異很大。
曉波先生是有故事的人。歷史就是由一個個動人故事組成的。曉波先生以他貫穿進中國20世紀的故事,確定無疑地進入了歷史。今日國中學界,有故事的學者已經很少,大家似乎唯恐故事上身。有念及此,在曉波先生作別我們之際,懷想在不期然之間,悠悠而至。
(作者為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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