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早晨，打開手機得知：曉波兄凌晨二時在家中仙逝。得悉噩耗，悲從中生，痛及五衷。
在《海峽評論》雜誌同仁中，我和曉波兄恐怕是思想交鋒最激烈的一對，按照他的說法，我們都是讀哲學出身的。
我與曉波兄認識於20年前。記得1990年代中後期，我由日本東京大學轉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從事研究工作，適逢海外爆發第二波保釣運動，我全副身心投入其中。當我完成《釣魚台列嶼之歷史與法理研究》一書，並交由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後，旋即轉入兩岸關係研究，而引導我入門的正是曉波兄及其主編的《海峽評論》。
說來也巧，在UBC的亞洲圖書館，正好藏有兩套從1991年創刊至1999年大約100期的《海峽評論》，我如飢似渴地將每期文章讀完。當然，其中讀得最多的就是曉波的文章。
當時有一種感覺，好像兩岸關係的問題大致上都被王曉波講完了，尤其是關於兩岸和平統一的問題，基本上都可以在《海峽評論》中找到答案。由於受到曉波兄及《海峽評論》的啓蒙和引導，使我的兩岸關係研究很快就上了道。
從《海峽評論》第105期開始投稿發表第一篇文章，20年來前前後後發表的文章不下百篇。與曉波兄也由最初的神交，變成後來的知交。
20年來，每次到台北，曉波兄必邀五、七知己同仁，聚首醉紅小館，把盞縱談天下事，謀劃兩岸和平統一大業。曉波兄本是性情中人，每當酒酣耳熱處，有時會痛哭流涕，感嘆壯志未酬，大業未竟。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遜茲沈痛。
十分遺憾的是，我們的對談從來沒有筆記，也沒有錄音，酒後即消逝於雲端，殊為可惜。
記得年前到台北過訪紀欣，談到曉波兄的身體狀況和思想志業。紀欣鼓勵我能在未來多多幫助曉波，一來是曉波頗信任我，二來是我能幫助曉波把他的兩岸論述更系統化、學術化，對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可望找到更好、更具創意的方案。
當時並不覺得紀欣的話有什麼特別的含意。我心裡總是想著曉波兄的狀態會逐漸好起來，巴望著把酒問青天，縱談天下事的快樂日子及早到來。
無奈天不遂人願，哲人已去，舉世同悲！正當風雨，失雞鳴其奈何！
（作者系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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