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釣魚台教育協會》榮譽顧問王曉波

我是經由我的先生林孝信（老林）認識王曉波的。我們認識的場合很特殊：1984年7月初，《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在美國密歇根州瓦特魯營地舉辦當時每年召開一次的夏令營，就在多場熱烈論辯台灣及兩岸局勢的研討會的休息時段，《支援會》工作人員安排「插播」了老林與我的婚禮。曉波當時正訪問美國，聽說老林要結婚，可能有點不太相信，就打電話給老林，老林證實此事，並且力邀曉波來參加這個夏令營。就這樣，我在這個夏令營認識了曉波。

夏令營結束之後，曉波就跟著老林及我開車回到老林數十年投入海外保釣及進步運動的「老基地」芝加哥。老林與我在夏令營的婚禮有實質的意涵，但缺乏「法律」的效力，所以我們必須到芝加哥市的法院辦理結婚手續，曉波拿著他的傻瓜照相機，陪著我們去法院，見證美國法官恭賀老林與我結為夫妻、為我們照相留念；因為法官長得很高大（可能有190公分），我矮小（只有152公分），老林也不高（大約171公分），照相的時候曉波當然專注的是老林及我，所以他照的幾張相片中，法官的頭居然沒有被照進去！這成了之後曉波與我們之間搞笑的材料，我說，曉波你的照相技術好像不怎麼好？曉波回：那是傻瓜照相機的問題，另外，法官長得也太高了吧？曉波也參加了7月7日老林與我在芝加哥大學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的結婚酒會，認識了很多芝加哥大學及芝加哥大都會區關心保釣及台灣民主運動的朋友。

曉波訪美結束，返回台灣，在《夏潮論壇》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海外中國知識分子的方向：記與「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朋友們的談話》。主要論述、分析他參與夏令營，與海外老保釣及關心並且投入支援台灣民主運動的人士之間十分熱烈、甚至有些尖銳的、對台灣局勢及統獨問題的討論及他的看法。文章第一節的標題是：「和尚」結婚了。「和尚」是老林的綽號，這個綽號事實上就是1963年曉波在台大男生宿舍認識老林之後取的－－老林當時剃個光頭，又如曉波說，老林「沉默寡言、刻苦勤學、任勞任怨、苦幹實幹，像個苦行僧」，故而取此綽號。曉波在開頭這一節就敘述他對他的老友「和尚」結婚的喜悅。文章最後，曉波又說：「願以此文作為孝信兄嫂的新婚『賀禮』，並請海外關心中國前途的朋友們指正。」因此，曉波這篇文章，成為老林與我當時收到的許多結婚禮物之中最特殊的一件。

老林與曉波有著久遠而深厚的友誼。當然，這是因為老林與曉波有著許多共同的特質，使得他們之間惺惺相惜，超過半個世紀，友誼歷久而彌堅：他們兩位都有強烈的正義感，都是理想主義者，都站在弱勢者的立場深刻關懷台灣、中國大陸、甚至全世界的命運，都以身作則投入社會改造的工作，都深刻批判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國際霸權，而他們兩位也都愛國愛鄉保土，從1970年開始就投入保釣運動半個世紀，至死方休。

1963年，曉波是台大哲學系的學生，老林則是台大物理系的學生。當時台大發生「自覺運動」，剛進入台大的曉波很快就參與到「自覺運動」的刊物《新希望》的編輯工作；他常常到台大第六宿舍203室與《新希望》的主編鄧維楨討論編輯事物，而老林就住在這個寢室，也投入到這些熱情而深刻關心台灣社會及大學校園民主的討論，當然也一起參與到「自覺運動」。他們兩位就這麼認識了、友誼一直延續到他們先後回歸大自然。

後來《新希望》的犀利言論及跨校串聯行動不為當道所喜，遭停刊。老林接著就與一些自然科學的同學辦了《中學生科學周刊》，介紹科學新知。之後，老林出國到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研讀博士學位，進而與北美各大學的台灣留學生共同創辦了《科學月刊》。而曉波則在台灣繼續投入到《大學論壇》的編輯、《大學雜誌》的創辦、編輯、推銷及擴展，以及關心弱勢群體，為其發聲等等行動。

1969年年底，深陷越戰泥淖的美國，為鞏固它與日本的同盟關係，與日本協議，將於1972年把戰後由美國托管的琉球「歸還」日本，並欲私相授受，也將釣魚台行政管轄權給予日本。1970年9月初，《中國時報》記者登上釣魚台、升旗、宣示主權。9月中，台灣漁船在釣魚台海域捕魚的時候，遭日本公務船干擾驅逐。11月，還是台大研究生的王曉波與王順，在《中華雜誌》發表《保衛釣魚台》一文。這篇文章傳到美國，引起海外留學生極大的共鳴，成為之後在美國風起雲湧的保釣運動的重要起火點。留學生們都認為應該在美國各校發起保衛釣魚台運動，但是，當時還沒有電子郵件、傳真機或其他聯絡管道，更沒有line、微信等等可以超越時空的聯絡方式，要如何快速的將四散各地的留學生串聯起來？真是一大難題。當時老林與美國各校的台灣留學生已經為《科學月刊》的出刊建立起聯絡網，大家都認為，這個聯絡網是串聯留學生的最佳管道，因此請老林打電話給全美各地的聯絡網負責人徵求意見：是否可以經由聯絡網討論保釣的問題？絕大多數人同意了，《科學月刊》聯絡網因此迅速將各地、各校留學生串聯起來，保釣運動也快速的燃燒起來，即將形成燎原之勢。在這個歷史時刻，曉波與老林，雖然身處台美兩地、隔著偌大的太平洋，他們兩位卻都各在台灣與美國全身投入保釣運動，而且心有靈犀的「隔海唱和」！（按：「隔海唱和」這個詞，我現在敢用，但是70年代戒嚴時期，我是絕對不敢用的，因為我這樣會害死還在台灣冒生命危險投入保釣的曉波，也會壞了老林在美國投入的保釣運動的事的！）、

之後，美國的保釣運動如火如荼地展開。1971年1月29日、30日，美國各大城市發起保釣示威大遊行，同年4月10日更在美國華府舉辦三千多位台灣留學生從各地來參與的大遊行，這個示威遊行影響深遠，應該是美歐保釣運動的最高峰。這期間，老林在芝加哥與芝加哥大學的學生成立了《芝加哥保釣行動委員會》，也出刊《芝加哥釣魚台快訊》。美國保釣的訊息快速傳回台灣，啟發、激勵了曉波與一群愛國愛鄉愛土的學生們，在台大、成大、政大都陸續推出各種保釣行動，包括抗議遊行。現在回過頭來看，1970年代美國與台灣的保釣運動密切配合，相互學習、相互支援，有如美妙的二重奏，確實是悅耳的「隔海唱和」呀。

曉波與老林，都因為他們愛國愛鄉保土的情懷，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批判，為弱勢群體大聲疾呼，而全身投入保釣運動及社會改造運動。但是他們兩位都因為這樣無私的投入，被當局所不容，遭受不公義的壓迫。曉波因保釣之後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在台大哲學系的教職遭解聘。老林則是1971年在投入保釣運動之後沒多久，護照就被吊銷，成為沒有身份的「黑戶」，在美國滯留21年方得返鄉。但是，他們兩位，談起這些不公義的遭遇、這些生命風雨、這些困厄，卻從來沒有「為自己喊過一聲冤」（曉波的話），好像是談別人的事一樣的雲淡風輕。

1997年，在國民政府黑名單解除之後，老林與我帶著還在小學唸書的兩個女兒，全家自芝加哥返台，老林很快的全身投入社區大學、通識教育、科學普及、勞工運動等等改造社會的行動。這期間，曉波與老林因著他們深厚的友誼，當然是互相關心、互相支援的。2010年，保釣40週年，老林與一群關心及支持保釣的朋友推出幾場研討會，曉波當然也全力支援及參與。

2015年4月，老林發現罹患重病，勇敢地與病魔搏鬥數個月，快到年底，病情越趨嚴重，而老林最掛心的就是他在世新大學主持的「釣魚台教育計劃」，而眼看他快不行了，需要另外找個計劃主持人，當然，他最能依賴的就是他數十年在保釣事業的老友，曉波。因此，老林雖然身體已經十分虛弱，還是勉力打了電話給曉波，請他擔任這個計劃的主持人，短短電話講完，我看老林似乎安心許多，問老林：曉波說什麼？老林回：「義不容辭」。

2015年12月20日，老林回歸大自然，台灣保釣及進步事業痛失一員大將，但是老林的戰友、朋友及夥伴都理解到，這個事業不能、也不會因為我們失去一員大將而停頓，事實上，我們還有很長遠的路要走！因此，大家集結起來，經過近一年的籌劃，在2017年年初成立了《釣魚台教育協會》。在第一屆理監事團隊的組建過程，我打電話給曉波，請他擔任協會監事，我說：「曉波，你在保釣事業德高望重，我們需要你來『押陣』」。他二話不說，滿口答應。以後的理監事會議或會員大會，曉波都參加了，而且給了很重要的意見指導。

今年，2020年，《釣魚台教育協會》進入第二屆，我們需要組建新的理監事團隊。當時，曉波已經中風生病了，在家療養；我們十分擔憂，密切關注曉波康復的狀況，多次與曉波的夫人宋元聯絡、討論，理解到，曉波在宋元的細心照顧下，逐漸康復，我們因此與宋元探詢曉波繼續擔任協會的監事的可能性。宋元瞭解我們的思考之後，評估曉波恢復的狀況，就十分體貼地為我與曉波以line連線，在線上，我還是三年多前的那句話，「曉波，你在保釣事業德高望重，我們需要你來『押陣』，請你繼續擔任第二屆協會的監事好嗎？」曉波聽了我的要求，回應：「好！」聲音雖然微弱，卻就像他回應2015年年底老林希望他擔任釣魚台教育計劃主持人一樣的堅定、一樣的 「義不容辭」。

今年6月21日，《釣魚台教育協會》召開第二屆會員大會，選出陣容堅強的理監事團隊。我向與會的會員報告：曉波是答應擔任協會監事的；但是大家都希望曉波全心養病，希望不要給他帶來任何工作負擔，之後我與常務監事劉源俊討論，決定由我來跟會員大會提案、源俊兄附議：借重王曉波教授對釣魚台議題的學識涵養及長年在保釣運動的投入及貢獻，敦請王教授擔任本會榮譽顧問。會員全數通過此議案。會員大會結束後，協會本來規劃由我、源俊兄及理監事代表組隊去看望曉波，並敦請他擔任協會的榮譽顧問的，但我們沒有趕得及，曉波已經在7月30日離開了我們！ 台灣保釣及進步事業又痛失一員大將！

曉波與老林：莊子說得好，蠟燭有燒盡的時候，火卻可以傳續下去，永不窮盡。同樣的，人的精神可以不朽。請你們不要再為保釣擔憂，我們－－《釣魚台教育協會》的會員們、理事監事們，及所有關心保釣、關心台灣及兩岸的福祉的朋友們－－將在你們兩位保釣大將的精神、學識及理念的引領下，高舉著保釣的火炬，繼續堅定地往前行！

（作者為《釣魚台教育協會》理事長；成大公共衛生研究所特聘教授）